論婚姻
在此人事劇變的時代，若將人類的行動加以觀察，便可感到一種苦悶無能的情操。什麼事情都好似由於群眾犯了一樁巨大的謬誤，而這個群眾卻是大家都參加著的，且大家都想阻止，指引這謬誤，而實際上終於莫名其妙地受著謬誤的行動的影響。普遍的失業呀，災荒呀，人權剝奪呀，公開的殺人呀，生長在前幾代的人，倒似乎已經從這些古代災禍中解放出來了。在五十年中，西方民族曾避免掉這種可悲的災禍。為何我們這時代又要看到混亂與強暴重新抬頭呢？這悲劇的原因之一，我以為是由於近代國家把組成纖維的基本細胞破壞了之故。
在原始的共產時代以後，一切文明社會的母細胞究竟是什麼呢？在經濟體繫中，這母細胞是耕田的人借以糊口度日的小農莊，如果沒有了這親自喂豬養牛飼雞割麥的農人，一個國家便不能生存。美洲正是一個悲慘的例子。它有完美的工廠，式的機器，結果呢？一千三百萬的失業者。為什麼？因為這些太復雜的機器變得幾乎不可思議了。人的精神追隨不上它們的動作了。
並非美國沒有農人，但它的巨大無比的農莊不受主人支配。堆積如山的麥和棉，教人怎能猜得到這些山會一下子變得太高了呢？在小農家，是有數千年的經驗和眼前的需要安排好的，每一群自給自食的農人都確知他們的需要，遇著豐年，出產賣得掉，那麼很好，可以買一件新衣，一件外套，一輛自由車。遇著歉收，那麼，身外的購買減少些，但至少有得喫，可以活命。這一切由簡單的本能統治著的初級社會，聯合起來便形成穩重的機軸，調節著一個國家的行動。經濟本體如此，社會本體亦是如此。
一般改革家，往往想建造一種社會，使別種情操來代替家庭情操，例如國家主義，革命情操，行伍或勞工的友誼等。在或長或短的時間距離中，家庭必改組一次。從柏拉圖到奚特（André Gide），作家盡可詛咒家庭，可不能銷毀它。短時期內，主義的攻擊把它壓倒了。精神上卻接著起了恐慌，和經濟恐慌一樣不可避免，而人類重復向自然的結合乞取感情，有如向土地乞取糧食一般。
凡是想統治人類的人，無論是誰，必得把簡單本能這大概念時時放在心上，它是社會底有力的調節器。的世界，必須建築於饑餓、願欲、母愛等等上面，方能期以穩固。思想與行動之間的聯合難確立。無思想的行動是非人的。不擔承現實底重量的思想，則常易不顧困難。它在超越一切疆域之外，建立起美妙的但是虛幻的王國。它可以使錢幣解體；可以分散財富；可以改造風化；可以解放愛情。但現實沒有死滅得那麼快。不論是政治家或道德家，都不能把國家全部改造，正如外科醫生不能重造人身組織一樣。他們的責任，在於澄清現局，創造有利於回復健康的條件；他們都應得顧及自然律，讓耐性的、確實的、強有力的生命，把已死的細胞神秘地重行構造。
在此，我們想把幾千年來，好歹使人類不至墮入瘋狂與混亂狀態的幾種制度加以研究。我們首先從夫婦說起。
拜侖有言：“可怕的是：既不能和女人一起過生活，也不能過沒有女人的生活。”從這一句話裡他已適當地提出了夫婦問題。男子既不能沒有女人而生活，那末什麼制度纔使他和女人一起生活得很好呢？是一夫一妻制麼？有史以來三千年中，人類對於結婚問題不斷地提出或擁護或反對的論據。拉勃萊（Rabelais，1483？—1553）曾把這些意見彙集起來，在巴奴越（Panurge）向邦太葛呂哀（Pantagruel）征詢關於結婚的意見的一章中，邦太葛呂哀答道：
“既然你擲了骰子，你已經下了命令，下了堅固的決心，那麼，再也不要多說，隻去實行便是。”
“是啊，”巴奴越說，“但沒有獲得你的忠告和同意之前，我不願實行。”
“我表示同意，”邦太葛呂哀答道，“而且我勸你這樣做。”
“可是，”巴奴越說，“如果你知道好還是保留我的現狀，不要翻什麼新花樣，我更愛不要結婚。”
“那麼，你便不要結婚，”邦太葛呂哀答道。
“是啊，但是，”巴奴越說，“這樣你要我終生孤獨沒有伴侶麼？你知道蘇羅門（Solomon）經典上說：孤獨的人是不幸的。單身的男子永遠沒有像結婚的人所享到的那種幸福。”
“那麼天啊！你結婚便是。”邦太葛呂哀答道。
“但，”巴奴越說，“如果病了，不能履行婚姻的義務時，我的妻，不耐煩我的憔悴，看上了別人，不但不來救我的急難，反而嘲笑我遭遇災禍，（那不是更糟！）竊盜我的東西，好似我常常看到的那樣，豈不使我完了麼？”
“那麼你不要結婚便是。”邦太葛呂哀回答。
“是啊，”巴奴越說，“但我將永沒有嫡親的兒女，為我希望要永遠承繼我的姓氏和爵位的，為我希望要傳給他們遺產和利益的。”
“那麼天啊，你結婚便是。”邦太葛呂哀回答。
在雪萊的時代，有如拉勃萊的時代一樣，男子極難把願欲、自由不羈的情操，和那永久的結合——婚姻——融和一起。雪萊曾寫過：“法律自命能統御情欲底不規則的動作：它以為能令我們的意志抑制我們天性中不由自主的感情。然而，愛情必然跟蹤著魅惑與美貌的感覺；它受著阻抑時便死滅了；愛情素隻是自由。它與服從、嫉妒、恐懼，都是不兩立的。它是精純的完滿的。沉浸在愛情中的人，是在互相信賴的而且毫無保留的平等中生活著的。”
一百年後，蕭伯納重新提起這問題時說，如果結婚是女子所願欲的，男子卻是勉強忍受的。他的《鄧·璜》（DonJuan）說：“我對女人們傾訴的話，雖然受人一致指責，但卻造成了我的婦孺皆知的聲名。隻是她們永遠回答說，如果我進行戀愛的方式是體面的，她們可以接受。我推敲為何要有這種限制，結果我懂得：如果她有財產，我應當接受，如果她沒有，應當把我的貢獻給她，也應當歡喜她交往的人及其談吐，直到我老死，而且對於一切別的女人都不得正眼覷視。我始終爽直地回答，說我一些也不希望如此，如果女人的智慧並不和我的相等或不比我的更高，那麼她的談吐會使我厭煩，她交往的人或竟令我不堪忍受，我亦不能預先擔保我一星期後的情操，更不必說終生了，我的提議和這些問題毫無關繫，隻憑著我趨向女性的天然衝動而已。”
由此可見反對結婚的人底中心論據，是因為此種制度之目的，在於把本性易於消滅的情緒加以固定。固然，肉體的愛是和饑渴同樣的天然本能，但愛之恆久性並非本能啊。如果，對於某一般人，肉欲必需要變化，那麼，為何要有約束終生的誓言呢？
也有些人說結婚足以減少男子的勇氣與道德的力量。吉伯林（Kipling）在《凱芝巴族的歷史》中敘述凱芝巴大尉，因為做了好丈夫而變成壞軍官。拿破侖曾言：“多少男子的犯罪，隻為他們對於女人示弱之故！”白裡安堅謂政治家永遠不應當結婚：“看事實罷，”他說，“為何我能在艱難的歷程中，長久保持我清明的意志？因為晚上，在奮鬥了一天之後，我能忘記；因為在我身旁沒有一個野心勃勃的嫉妒的妻子，老是和我提起我的同僚們底成功，或告訴我人家說我的壞話……這是孤獨者的力量。”婚姻把社會的痫狂加厚了一重障蔽，使男子變得更懦怯。
即是教會，雖然一方面贊成結婚比蓄妾好，不亦確言獨身之偉大而限令它的傳教士們遵守麼？倫理家們不是屢言再沒有比一個哲學家結婚更可笑的事麼？即令他能擺脫情欲，可不能擺脫他的配偶。人家更謂，即令一對配偶間女子占有較高的靈智價值，上面那種推理亦還是對的，反對結婚的人說：“一對夫婦總依著兩人中較為庸碌的一人底水準而生活的。”
這是對於婚姻的攻擊，而且並非無力的；但事實上，數千年來，經過了多少政治的宗教的經濟的騷亂劇變，婚姻依舊存在，它演化了，可沒有消滅。我們且試了解它所以能久存的緣故。
生存本能，使一切人類利用他人來保障自己的舒適與安全，故要馴服這天然的自私性格，必得要一種和它相等而相反的力量。在部落或氏族相聚而成的簡單社會中，集團生活的色彩還很強烈，遊牧飄泊的本能，便是上述的那種力量。但疆土愈廣，國家愈安全，個人的自私性即愈發展。在如此悠久的歷史中，人類之能建造如此廣大如此復雜的社會，隻靠了和生存本能同等強烈的兩種本能，即性的本能與母性的本能。必須一個社會是由小集團組成的，利他主義方易見諸實現，因為在此，利他主義是在欲願或母性的機會上流露出來的。“愛的主要優點，在於能把個人宇宙化。”
但在那麼容易更換對像的性本能上面，如何能建立一種持久的社會細胞呢？愛，令我們在幾天內容受和一個使我們歡喜的男人或女子共同生活，但這共同生活，不將隨著它所由產生的願欲同時消滅麼？可是解決方素便在於此。“婚姻是繫著於一種本能的制度。”人類的遊牧生活，在固定的夫婦生活之前，已具有神妙的直覺，迫使人類在為了願欲之故而容易發誓的時候發了誓，而且受此誓言的拘束。我們亦知道在文明之初，所謂婚姻並非我們今日的婚姻，那時有母權中心社會，多妻制及一妻多夫制社會等。但時間的推移，永遠使這些原始的形式，傾向於擔保其持久性的契約，傾向於保護女子之受別的男人欺凌；保幼、養老，終於形成這參差的社會組織，而這組織的個細胞即是夫婦。
蕭伯納的《鄧·璜》說：“社會組織與我何干？我所經意的隻是我自身的幸福蓋於我個人人生之價值，即在永遠有‘傳奇式的未來’之可能性；這是欲願和快樂的不息的更新；故毫無束縛可言。”那麼，自由的變換是否為幸福必不可少的條件？凡是享有此種生活的人，比他人更幸福更自由麼？“造成迦撒諾伐（Casanova，1725—1798）與拜侖的，並非本能。而是一種惱怒了的想像，故意去刺激本能。如果鄧·璜之輩隻依著願欲行事，他們亦不會有多少結合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