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羅茲市有大約七十五萬居民，是波蘭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是最“現代”也最丑陋的城市，靠紡織業為生。它像曼徹斯特和比耶拉一樣，受制於城市裡大大小小的工廠，這些工廠大部分已經落伍了，是德國人和猶太人在幾十年前建立的。納粹占領了重要的東歐城市之後，會很快建立起猶太人區，羅茲市也不例外。他們恢復了中世紀和天主教改革時期猶太人區的制度，並利用現代技術，變本加厲，讓那裡的處境變得更糟。羅茲猶太人區在1940年2月就已建成，是最早的隔都。這裡容納了超過十六萬猶太人，人數上僅次於華沙的猶太人區。它還是納粹建立的猶太人區裡存在時間最長的，直到1944年秋天纔解散。這要歸結於兩個原因：它對德國人的經濟有一定意義，另一個原因，是猶太人區主席讓人不安的個性。

該主席名叫哈伊姆·盧特考斯基，曾和別人合伙開了家絨布工廠，生意失敗後他去了幾趟英國，可能是為了找他的債權人協商。後來，他在俄國定居，通過某些手段又富裕起來。俄國十月革命毀了他的生意，1917年，他重返波蘭羅茲城。1940年，他已經年近六十，兩次喪妻，膝下無子。他是猶太慈善組織的領導，大家都認識他，他是個精力充沛、愚昧、專制的人。猶太區主席（或者說長老）這一職位本身很可怕，但總歸是個職位。它代表一種成就，能提高地位，帶來權力，那時盧特考斯基熱衷於權力。他是如何獲得這一職位的，我們不得而知。可能是因為納粹黨的一個惡毒玩笑（盧特考斯基是個傻瓜，但看起來像個正經人，總之，他是理想的玩弄對像），也可能是為了得到這一職位，他玩了一些手腕，反正他對權力的渴望一定很強烈。

事實證明，他管理，或者說獨裁統治猶太區的四年，營造了一個光怪陸離的世界，其中混雜著狂妄的美夢、野蠻的力量，還有實實在在的外交和管理能力。他當上主席不久，就覺得自己是個專制而又開明的君主，當然是他的德國主子把他推上這條路的。德國人雖然拿他取樂，但也欣賞他行政管理和發號施令的能力。盧特考斯基從德國人那裡獲得了鑄幣的權利，既能鑄金屬硬幣（就是我手裡的那枚硬幣），也能印紙幣。印紙幣的紙張由官方提供，上面有水印。作為工錢，這些錢幣被付給猶太人區裡疲憊不堪的工人，他們用這些錢可以在雜貨店裡買到他們平均每天八百卡熱量的食物配給。

盧特考斯基擁有一群傑出的藝術家和工匠，他們饑腸轆轆，為了得到一小塊面包，時刻準備著為盧特考斯基效力。盧特考斯基讓他們繪制並印刷了帶有自己肖像的郵票，圖片上他須發皆白，沐浴在希望和信仰的光輝裡。他還有架馬車，拉車的是匹骨瘦如柴的駑馬。盧特考斯基乘馬車，在自己的微型王國裡巡遊，穿行在滿街的乞丐和請願者之間。他身披一件國王鬥篷，身邊圍著一群馬屁精、奴纔走狗、殺手刺客，這就是他的小朝廷。他要求這些宮廷詩人為他寫贊歌，贊頌他“果斷而有力的手腕”，猶太區的和平與秩序都歸功於他。很多人死於饑餓，德國人又時常來搶掠，學校越來越少。在那些悲慘的學校裡，他命令孩子們寫作文，歌頌和贊美“我們敬愛的、有遠見卓識的主席”。就像所有獨裁者一樣，他抓緊組織起高效的治安繫統，名義上是為了維持秩序，實際上是為了保護自己的人身安全，強制推行他的紀律。警察局有六百名配有短棍的警員，還有數目不詳的暗探。他發表了很多次演講，其中一部分保存了下來，他的演講風格很獨特，采用了（深思熟慮？有意識地？還是無意識按照當時歐洲盛行的榜樣，把自己看作天選之子、“不可或缺的英雄”？）墨索裡尼和希特勒的演說術，利用煽動人心的表演，假裝與人群對話，通過精神控制和掌聲來取得贊同。

然而，說到這裡，他的形像似乎要更復雜一些。盧特考斯基不僅僅是叛徒和幫兇。在某種程度上，除了讓別人信服，他本人也一定漸漸相信自己就是“mashíach”：彌賽亞，人民的救世主。在某些瞬間，他肯定想過維護人民的利益。荒謬的是，在壓迫者的身份之外，還同時存在著，或者可能交替存在著，他被壓迫者的身份。正如托馬斯·曼所說，人是一種混亂的造物。我們可以加一句，尤其是處於高壓之下，人會變得更混亂：那就像磁極上的指南針一樣，瘋狂亂轉，不能用普通的標準來評判他。

即使被德國人鄙視和嘲弄，有時還會挨打，但盧特考斯基可能覺得自己不是奴僕，而是主子。他一定是把自己的權力當真了：當蓋世太保連聲招呼都沒打就奪走了“他的”幾名“大臣”時，盧特考斯基勇敢地跑去幫助他們。他用高貴的姿態忍受侮辱，遭到了納粹的嘲弄，還有無情的耳光。在其他情況下，他也試圖與德國人討價還價，比如德國人總是要求他的奴隸紡織工生產更多布匹，要求他交出更多無用人口（老人、病人、孩子）、把他們送往毒氣室。他的臣民暴動時（就像其他猶太人區一樣，羅茲城內也有一些頑強無畏的政治抵抗中心，源自猶太復國主義或共產主義），他也表現了同樣的果斷，迅速進行鎮壓，這與其說是對德國人的順從，不如說是出於對“抗君之罪”的憤怒，國王地位遭到侵犯時采用的鐵腕。

1944年9月，蘇聯軍隊正在逼近，納粹開始清理羅茲市的猶太人區。那時有成千上萬的猶太人捱過了饑餓、疾病、沉重的勞動，最後卻要被運送到奧斯維辛——“世界肛門”a，德國世界最後的下水道，最後幾乎都死在了毒氣室。隻有一千人左右留在了猶太人區，負責拆除和銷毀那些珍貴設備，抹去屠殺的痕跡。不久後，蘇聯紅軍解放了這些人，也多虧了那些被解救的人，纔有了這裡講述的大部分信息。

哈伊姆·盧特考斯基的結局有兩個版本，他生前的身份就模糊不清，這好像也影響了他的死亡。第一個版本是，在清理猶太人居住區的過程中，盧特考斯基不想與弟弟分離，試圖反對德國人將弟弟帶走。於是有個德國軍官建議他自願和弟弟一起被帶走，盧特考斯基接受了這個提議。根據第二個版本，可能是漢斯·比伯救了盧特考斯基，讓他免於一死，而這位漢斯·比伯的存在也是疑雲重重。這位可疑的德國企業家是猶太人區的行政官員，同時還是個包工頭。猶太人區的工廠服務於德國軍方，他的任務重要而微妙。比伯不是個兇殘的人，他不想制造痛苦，不想因為猶太人的種族原罪懲罰他們，他隻是想通過供貨賺錢。他要壓榨猶太人區的勞工，但僅僅是以間接的方式。他希望奴隸工人能好好干活，不希望他們死於饑餓，他的道德感僅限於此。實際上，他是猶太人區真正的主人，他與盧特考斯基之間的關繫就像訂貨人與供應商，這種關繫通常會帶來一種粗淺的友誼。比伯是個小豺狼，太過玩世不恭，根本沒把種族妖魔化言論當回事。他不願意放棄這門好生意，他希望推遲猶太人區的瓦解，也希望保護自己的朋友兼合伙人盧特考斯基，讓他不要被帶到集中營。從這裡可以看出：現實主義者通常要好過理論家。那些黨衛軍理論家的看法與比伯相反，他們更強勢，態度相當激進：消滅猶太人區，消滅盧特考斯基。比伯也沒有別的辦法，他有不少熟人，他給盧特考斯基要去的集中營的指揮官寫了封信，密封好交給盧特考斯基，讓他相信，這封信會保護他，他會得到特別照顧。盧特考斯基向比伯提出要求，希望體面地前往奧斯維辛，不失自己的身份地位。他的要求得到了滿足，也就是待在一節特別車廂裡，掛在軍用列車末尾，而前面的貨運車廂裡，擠滿了沒有特權的流放者。但落到德國人手中的猶太人，不論怯懦還是英勇，謙遜還是高傲，命運都隻有一個。不管是那封信，還是那節車廂，都沒能讓哈伊姆·盧特考斯基——猶太人之王，免除進奧斯維辛毒氣室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