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在清晨的迷霧中，我們穿過荒涼的西柏林到達格利尼克橋，這是我們事先約好的地方。現在，我們位於這座橋深綠色鋼架的末端，橫跨蘇聯占領的東德。在波茨坦湖對岸，有一座古老城堡的剪影投射在右邊的小山上。湖的兩岸都是樹木繁茂的公園。今天是1962年2月10日，一個寒冷而清新的早晨。

在橋下，湖岸邊上，有三名柏林漁夫正在投擲漁網。他們偶爾好奇地抬起頭來，朝這邊望過來。一群白天鵝從頭上飛過。

我們的美國大兵和蘇聯人曾稱這座橋為“自由之橋”。在這座窄橋的另一端，我們可以看到一群戴著深色皮帽的人。其中一位身材高大的人是東柏林的蘇聯官員伊萬·施希金，他與我談判了這次由三方政府參與的囚犯交換活動。

現在華盛頓快到夜裡3點了，但是白宮的燈還沒有熄滅，肯尼迪總統還沒有就寢，他在等待消息。從柏林到白宮有一條開放的電話線。

穿著風衣的美國軍警在我們這一端的橋面上來回踱步。在一個哨兵小屋裡，兩名身穿制服的西柏林警衛正在用紙杯小口喝著咖啡。突然來了命令，讓他們暫時離開小屋。他們看上去很困惑，不知所雲。他們裝有子彈的卡賓槍堆放在角落裡。

兩輛美國軍車在我們後面停了下來。魯道夫·伊萬諾維奇·阿貝爾被身材魁梧的士兵包圍著，他面容憔悴，看起來不止62歲，要更老一些。在美國監獄生活的這段經歷確實給他造成了不小的影響。現在到了後一刻，他仍然保持著那種根深蒂固的自我約束力。

阿貝爾是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上校。美國政府認為阿貝爾是一名“常駐特工”。以那間位於布魯克林的工作室為掩護，他已經連續9年在美國北部地區布置蘇聯政府的整個間諜繫統。另一位卑鄙放蕩的蘇聯特工叛變，導致1957年6月阿貝爾被捕。他被聯邦調查局抓獲，以“密謀盜取軍事機密和原子彈機密”罪名被起訴，面臨著被判處死刑的危險。

1957年8月次在聯邦法院提審阿貝爾時，他要求法官“從律師協會選出一名律師”為他辯護。布魯克林律師協會的各位委員建議由我作為法院指派律師為他辯護。經過4年的法律訴訟，美國法院以5∶4的投票結果判定阿貝爾有罪。之後，阿貝爾將在亞特蘭大監獄服刑30年。

在1957年11月15日判決那一天，我曾在公開法庭上請求法官不要判處他死刑，並給出以下理由：

在不遠的將來，非常有可能會有一個等級相當的美國人被蘇聯或其同盟國俘虜。在這種情況下，通過外交途徑交換囚犯，則是符合美國利益的做法。

正是“通過外交途徑交換囚犯”纔使得雙方來到了格利尼克橋上。肯尼迪總統後來發來電報，告訴我可以進行人質交換。

在橋的另一端站著美國U-2偵察機飛行員弗朗西斯·加裡·鮑爾斯。遠離柏林市，在“查理檢查站”的東西交接點，東德人準備釋放一名來自美國耶魯大學的學生，他叫弗雷德裡克·L. 普賴爾。1961年8月，他在東柏林以間諜罪被捕，並受到東德政府的公開威脅，要被判處死刑。在阿貝爾—鮑爾斯—普賴爾這場人質交換中，後一位人質是來自美國的年輕人馬文·馬基嫩，一名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學生。他以間諜罪的罪名在基輔的一所蘇聯監獄被關了8年。到現在，他還不知道自己將要被蘇聯人提前釋放了。

當我走到格利尼克橋中心時，結束了這場事先安排好的“慶祝儀式”，兌現了我之前在東柏林“牆後”做出的承諾，也就意味著這場漫長艱辛的跋涉即將結束了。對於一名私人律師來說，這件案子已經成為他的事業，而不僅僅是一件案子。法律訴訟相當耗費時間，而那些與法律無關的事更是如此。

阿貝爾幾乎被囚禁了整整五年，在這段時間裡，我是來看望過他且與他有聯繫的人。阿貝爾這個人與眾不同，他是一位纔華橫溢、求知若渴的學者。他重友情，喜歡與人交流。在紐約聯邦監獄被關押期間，他曾經教一位獄友法語，那位獄友大字不識幾個，是個黑手黨流氓，因對清潔工人施暴而被判入獄。

阿貝爾和我聊過天，寫過信，我們有過合作，也有過分歧。我們談了很多：他的案子、美國司法、國際事務、現代藝術、動物的陪伴、高等數學概率論、兒童教育、間諜活動和反間諜活動、被抓起來的人和他們的孤獨感，以及如果他死在獄中，是否應該把他的尸體火化。他的興趣似乎跟他的知識一樣，無窮無盡。

我必須說明一點，一開始阿貝爾沒跟我說過這些。他從來沒有告訴過我，他在美國的所有活動都是受蘇聯政府的指使。這聽起來似乎有點兒不可信，但事實確實如此。他可能是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一名上校，自告奮勇地承擔起這次間諜任務。然而，我一直以美國政府有足夠多的證據證明阿貝爾有罪為前提來處理這件案子—這個罪名是蘇聯“扣給”他的。我的整個辯護也是建立在這個假設基礎上的。此外，他知道我的想法，也默許了，而且從來也沒有否認過這一事實。我們在討論的時候甚至也提出過這樣的假設。但是他從來都沒有承認過，甚至對我也沒有。

為什麼會這樣？難道他真以為我會“天真無邪”到同情蘇聯人，或者思想有點兒混亂？大錯特錯！後的分析顯示，如果他明確承認了，這不僅違背了他多年形成的直覺和原則，而且更重要的是，這對他的法律辯護沒有好處。後者纔是我們在談論這一話題時的尺度。我曾經問過他的真名。他思考了一下，然後說：“知道我的名字跟為我辯護有很大關繫嗎？”我說沒有。他輕點腳尖說道：“那麼我們還是談談其他有關繫的事情吧。”

此外，他從一開始就接受了我受法院之命不得已處在尷尬兩難的境地。他理解我的想法，即我之所以全心全意地為他辯護，是為我的祖國、我的職業做奉獻。但是他也能區分為他的法律權利辯護所需要的信息和其他信息。這些信息跟他的庭審辯護無關，但是或許對美國反間諜機構有很大價值，因此雙方既坦誠又謹慎。

律師和客戶這種獨特的關繫對於我記錄阿貝爾的案子有很大幫助。如果我以任何一種方式利用阿貝爾已經不在鐵籠裡的事實，那麼我將永遠也對不起我的職業操守。他知道我想要寫這本書。1960年法院判決後不久，他就知道了。他確實也說過，如果真的想要把這件案子寫成一本書，他希望讓我來寫，而不是找“一個專業寫手，可能會為了增加娛樂大眾的效果，誇大或曲解事實”。

事情到了這個份上，我不想讓他覺得錯信了我。甚至也不需要他承認什麼了，因為不管他現在身在何處，對他不利的事我一概不知，所以也不會說出來。在美國人看來，寧死不吐露半個字的蘇聯間諜，就是在為自己的祖國效力，是他愛國行為的證據，而這也證明了他是一個危險分子。內森·黑爾被英國人處決了，但是他卻贏得了英國人的尊重，我們也會緬懷他。

當我被指派給阿貝爾做他的辯護律師時，我就決定要用日記的形式記錄這件案子。首先，法律事務十分龐雜，有時候日記可以幫助我回想起一些基本的信息。其次，如果我的委托人被處決了，那麼這些日記還能讓我找到些許安慰。如果他被處決了，我會忍不住懷疑自己是不是沒有誠心實意地為他辯護。哪怕這種想法並不可靠。後，這些日記將會成為我的個人筆記，記錄我從業生涯以來，自紐倫堡審判以後，有挑戰性的一件案子。

這本書是根據各種書面記錄文件寫成的。原始日記中的素材則來自一些同時期的筆記、阿貝爾和他“家人”之間來往的書信、訴訟程序的官方記錄，以及我在東柏林執行任務時向國務院提交的電報報告。我為什麼會接受這次辯護任務？阿貝爾是什麼樣的人？法院在給他定罪的時候為什麼會出現5∶4這種現像？一個既沒有外交官身份，也沒有豁免權的美國人，在柏林牆裡面與蘇聯人談判，是一種什麼感受？在格利尼克大橋的人質交換是否限度地符合了美國的國家利益？所有這些問題，以及其他更多的問題，在本書中都一一作答了。

1957年的某個晚上，我獨自一人坐到很晚。我回想了我和阿貝爾的關繫，以及我的日記（現在看來文筆有些生硬）：

我們是兩種類型的人，因為命運和法律被聯繫在一起……共同譜寫了今天這個經典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