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偏愛莫拉維亞，他是意大利罕見的一個就某個角度來說我願稱之為“風俗”派的作家：定期交出的作品中有我們這個時代時光流轉間對道德所下的不同定義，與風俗、社會變動、大眾思想指標息息相關。

——卡爾維諾（意大利作家）

我們的意大利朋友在今天的全部創作中，體現出一種豁達、一種由衷的熱情、一種鮮明的樸實，這些是我們法國作品所略微缺乏的。

——加繆（法國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我們不要忘了，中流社會說的意大利語，其至為高尚的形式，其實源自一些作家樸實而且完全為大家所接受的散文，比如莫拉維亞。

——翁貝托·埃科（意大利作家）

莫拉維亞的作品被看作一種對意大利社會進行批判探索的介入文學的起點。他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通常是一個既頭腦清晰又無能為力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他遠在薩特的《惡心》和加繆的《局外人》之前，就表達出一種存在的不安。喪失行動的能力，而又對自己的不行動有負疚感，他不停而又徒勞地去適應一個離他遠去的世界。對生活的厭倦和冷漠是莫拉維亞世界的中心主題。

——米歇爾·瑪利（《導讀戈達爾》作者）

莫拉維亞無疑是20世紀偉大的小說家，而《鄙視》又是他的代表作之一。這部小說寫於20世紀50年代，卻特別貼近當今中國的生活。

——陳英（意大利文學翻譯，四川外國語大學教授）

莫拉維亞被認為是“天生的敘事者”。他從道德的角度出發，將復雜的社會現像簡化為各種抽像的人生態度：《冷漠的人》《鄙視》《不由自主》《同流者》和《愁悶》等。繼而以敘事文學的形式，創造出無窮的人物和場景，動作與行為，以及復雜的心理活動。

——魏怡（意大利文學翻譯，北京外國語大學副教授）

章

如今我可以肯定地說，婚後頭兩年，我與妻子的關繫很和美。我是想說，那兩年之中，我們深厚和融洽的感情帶有某種朦矓的色彩。說得直白一點，在那種處境中的人，頭腦比較簡單，對任何事情都不做分析判斷，對所愛的人隻是一味地愛，顧不上加以品評。總而言之，當時埃米麗亞在我眼裡是十全十美的，我覺得我在她眼裡也是這樣。或許是我看到了她的缺點，她也同樣看到了我的缺點，但由於愛情產生的某種神秘的嬗變力量，雙方的缺點在對方的眼裡不僅是可以寬容的，甚至是可愛的，缺點也成了優點了，盡管那是一種極為特殊的優點。不管怎麼說，我們相互都沒有什麼看法：因為我們彼此相愛。故事發生的時候，我還一如既往地愛著埃米麗亞，對她沒有任何成見，可是她卻發現了，或者說是自以為發現了我的某些缺點，因而就開始對我有了成見，不再愛我了。

人越是不計較幸福，就越是感到幸福。說來也怪，那兩年，有時候我甚至都覺得膩煩了。自然，那時候我並不覺得自己有多麼幸福。我覺得我做的跟大家沒有什麼兩樣：愛自己的妻子，並被妻子所愛；我覺得這種愛是普通而又正常的事，就是說，一點也沒什麼稀罕的；猶如人們呼吸的空氣，有的時候不知道珍惜，隻有在缺少空氣時纔覺得空氣之珍貴。那個時候，要是有人說我是幸福的，我甚至會覺得詫異；我很可能會回答說我並不幸福，因為盡管我愛我妻子，而且我妻子也愛我，我卻無法保證將來的日子會怎樣。確實，當時我們隻是勉強能夠維持生計。我在一家不起眼的報社裡寫影評，另外還干一些記者的工作；我們租了一間帶家具的房間，與房東合住一套；可買可不買的東西我們常常買不起，有時候連起碼的生活用品也買不起。這樣的生活怎麼談得上幸福呢？不過，對此我倒是從來沒有抱怨過什麼，而且我後來纔發現，其實，在那段日子裡我恰恰是一個真正徹底幸福的人。

結婚兩年之後，我們的生活條件得到了改善，因為我結識了一位電影制片人，他的名字叫巴蒂斯塔。我為他寫了我的部電影劇本，開始時我隻把它視為臨時性的工作，因為我在文學上曾有過很大的抱負，可我不曾料到後來編寫電影劇本竟成了我的職業。與此同時，我與埃米麗亞的關繫卻越來越糟。我的故事就從我開始從事電影編劇，以及我與我妻子關繫開始惡化講起，這兩件事幾乎是同時開始的，它們之間又有著直接的關聯，這一點以後可以看得很清楚。

回想起來，我仍隱約地記得一件事，在當時看來，這事並不起眼，可後來卻變得至關重要。一天，在市中心一條大街上，埃米麗亞、巴蒂斯塔和我在一家餐廳喫了晚飯，巴蒂斯塔提議到他家去玩玩，我們接受了他的邀請。隨後我們三個人都來到了巴蒂斯塔的小汽車跟前，那是一輛紅色的豪華小轎車，體積不大，隻能坐兩個人。巴蒂斯塔已坐在駕駛座上，他打開了車窗，從汽車的那一邊探出頭來說：“很抱歉，隻有一個位子。莫爾泰尼，您得自己想辦法……除非您願意在這兒等我，我再開回來接您。”埃米麗亞站在我身邊，穿著一件敞領無袖的黑色絲綢晚禮服，這是她的晚禮服，手臂上搭著皮質鬥篷：雖說已是十月份，但天氣還挺暖和的。我望著她，她很美，但不知為什麼，我發覺平時安詳而又嫻靜的她，那天晚上表現出從未有過的不安和煩躁。我高興地說道：“埃米麗亞，你就先跟巴蒂斯塔走吧……我叫輛出租車在後邊跟著你們。”埃米麗亞看著我，然後，遲疑而又慢吞吞地回答道：“讓巴蒂斯塔先走一步，我們倆一起乘出租車去不更好嗎？”這時，巴蒂斯塔把頭伸出車窗外，開玩笑似的大聲說道：“好哇，您是想讓我自個兒走。”埃米麗亞說：“不是這個意思，可是……”突然，我發現她那平時總那麼平靜而又和諧的漂亮面容，現在卻陰沉了下來，而且因為猶豫和尷尬顯得有些扭曲。我急忙說道：“巴蒂斯塔說得對，你去吧，你跟他先去，我叫輛出租車。”這回埃米麗亞讓步了，或者說是服從了，她上了汽車。不過，現在我在寫這個故事時纔想起當時那種異樣的感覺，當她坐在巴蒂斯塔旁邊時，車門還開著，她望著我，尷尬的目光中夾雜著懇求和厭惡。不過，當時我並沒在意。我果斷地關上了車門，像是關上保險箱門似的。汽車開走了，我吹著口哨，高興地朝附近的出租車招呼站走去。

制片人的家離餐廳不遠。正常情況下，我乘出租車差不多可以與巴蒂斯塔同時到達，或者多稍晚一點到。然而，半路上，在一個十字路口發生了一起車禍：一輛出租車與一輛私家車撞上了，兩輛車都遭受了損傷，出租車的擋泥板撞彎了，小汽車的一側撞壞了。兩位司機當即下了車，他們相互指責，爭吵謾罵起來，一群人隨即圍了上來，一名警察過來後好不容易纔把他們拉開，記下了他們的姓名和地址。整個過程中，我都相當耐心地等在車裡，甚至還挺開心，因為我喫飽喝足了，而且巴蒂斯塔在用餐後還提出請我參加一部電影劇本的編寫工作。不過，由於爭吵和衝突持續了十分鐘，或許是一刻鐘左右，我到制片人的家時已經晚了。當我走進客廳時，我看到埃米麗亞蹺著二郎腿坐在一把扶手椅裡，巴蒂斯塔站在角落裡的一個旋轉酒櫃跟前。巴蒂斯塔快活地招呼我；埃米麗亞卻以埋怨甚至惱怒的口吻責問我這麼久都上哪兒去了。我輕描淡寫地回答說發生車禍了，我發現自己是以一種回避的、像是有什麼事情想瞞過去似的口吻說的。其實，當我對自己所說的事情並不看得很重時，往往就采用這種口氣。但埃米麗亞卻不放過，始終以那種特別的聲調追問我：“一起車禍……什麼車禍？”於是，感到驚異的我，也許甚至有幾分惶恐不安的我，就一五一十地講述了車禍的經過。不過，這回我似乎又過分渲染誇張了，好像生怕別人不相信似的；總之，我意識到自己的過錯就在於起初太有所保留，而後來又太精確了。不過，埃米麗亞不再刨根問底了，巴蒂斯塔卻滿面春風而又和藹可親地在桌上擺放了三個酒杯，請我喝酒。我坐了下來。我與巴蒂斯塔邊聊邊開玩笑，我們在他家待了兩三個小時。整個晚上，巴蒂斯塔都那麼興高采烈，侃侃而談，我幾乎沒有發現埃米麗亞悶悶不樂。再說，她歷來都是那麼緘默不語，羞羞答答的，因為她生性膽怯，所以，我對她的緘默並沒有感到驚異。不過，平時她至少以微笑的目光參與大家的談話，然而，那天晚上她卻連一絲笑容都沒有，這倒頗讓我感到詫異。後來，巴蒂斯塔又跟我一本正經地談論我與他合作的影片，他給我講了故事梗概，還向我介紹了導演以及與我搭檔的編劇的情況，後他叫我第二天到他的辦公室去簽署合同。埃米麗亞趁無人說話的當兒，站起身來，說累了，想回家了。我們與巴蒂斯塔告了別，走出他家，下到底層，來到街上，然後又一言不發地走到出租車招呼站。我們上了車，車子立即就開了。巴蒂斯塔的提議使我喜出望外，我按捺不住自己喜悅的心情，對埃米麗亞說道：“這部電影劇本來得真是時候，否則，我不知該怎麼過日子……我本來都想去借一筆錢了。”埃米麗亞直截了當地問道：“當電影編劇能得多少酬金？”我說了酬金總數，並補充道：“這樣一來，我們的生計問題就解決了，至少今年鼕天不成問題。”說著，我去拉埃米麗亞的手。她由著我握住她的手，到家之前，她始終沒再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