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曲

教育是一場累年跋涉的文化苦旅，任重而道遠。

盤古開天，生靈蒼茫，結繩治事，磨石山塘。口耳相傳，技能綿長，觀察模仿，教育初張。黃帝史官，倉頡造字，意符文筆，風骨萬方。

西周興校，貴族“國學”，禮樂射御書數，官府華堂；庶民“鄉學”，禮教政三物，相聚民房；典章文物，道德流芳，“明人倫”，萬古香。

春秋私學興，戰國爭鳴忙。孔丘墨子，“顯學”始昌。孔徒三千，有教無類，《詩》《書》《禮》《易》，《春秋》南望；立志樂道，自省克己，身體力行，改過善良。上說下教，墨翟首創，饑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賢士”兼愛倡。孟子“性善”，荀子“積靡”，興教學揚，相得益彰。《禮記》華章：尊師重道，教學相長，豫時孫摩，相輔息藏，啟發誘導，長善救亡。

秦與漢，統大疆。罷百家、尊儒術，改選士，太學創，理古籍，文字量。董仲舒，性善惡，強道德，必正我；王充笑，“鴻儒”仰。

魏晉南北朝，“儒”“玄”“史”“文”，四學並揚，醫學始昌。嵇康君，“玄學”強；顏之推，家教忙。

隋唐五代，科舉新場。“生徒”起，出校坊；“鄉貢”來，州縣堂；“制舉”詔，由帝皇。韓愈“師說”，妙語華章，業精於勤，道出衷腸，博覽精學，言明專長，“傳道”“授業”加“解惑”，育出華夏好棟梁興教，文以明道常，交以為師生，補短各取長，順天與致性，博采大眾長，奮志和厲義，凜然絕倉惶。

明代崇儒納士，八股創立盛行，橫施文化專制，思想禁錮深層；王守仁，“心即理”，“致良知”，起扶桑，“訓蒙教約”，孝悌忠信、禮義廉恥，聲譽遍城鄉，“知行合一”，並進知行，“各得其心”，自求自剛。

明末清初，動蕩民傷，黃宗羲、顧炎武、王夫諸賢達，“實學”不落荒；王夫之暢笑，人性乃“氣稟”，“新故相推”行，“行可兼得知，知不可兼行&rdquo批傳統，毀壞人纔、滅絕聖學、敗壞市風，必治這三傷，強調興“實學”，“禮樂兵農”昌；龔自珍求改良，反對脫離實際，主張經世致用詳；魏源學西方，革除“人心之寐”、“人纔之虛”，絕不再彷徨；洪仁玕斥責：“不務實學，專事浮文”，主張建造火車、輪船、鐘表作坊，施以宗教道德、科學技術、文學藝術“三寶”教育，不斷興城鄉。

洋務運動起，戊戌變法至，京師同文館，創辦新學堂；容閎率幼童，一百又二十，留學美利堅；張之洞《勸學篇》，“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譜華章，起草《奏定學堂章程》，祖國首個近代學制揚；康有為，變科舉，廢八股，興學堂，《大同書》，去國、去家、男女平等新主張；梁啟超，開民智，育新民，師範教育興城鄉；嚴復論教，救國良方，新體繫：蒙學堂，中學校，大學堂，留學常，省立師範學堂，五管齊下，各領風光。

東方紅，升艷陽，新中國，普教忙，義務普九，免費學堂，教育改革，人纔成長，《新華字典》，發遍村莊，教利萬民，歡騰昂揚！

壯耶美哉！圓夢圖強！師生同心，步履鏗鏘；教化後人，城鄉統量；登月探海，譽遠聲翔。

教育興邦，有教無類兮育出好棟梁；

華夏興旺，反腐自強兮盛世新輝煌！

吾今起柔筆，追思落彷徨；小文醒悟否？揪心醉夕陽。

幼兒教育

1923年秋，陳鶴琴在自己住宅的客廳裡，開辦了南京鼓樓幼稚園，自己親任園長，聘請了2位教師，招收了12名流浪兒，開始開展兒童教育實驗。

他讓自己的女兒當小先生，教流浪兒識字、唱歌；他還和孩子們一起玩識字遊戲；甚至還和孩子們一起表演節目。當時我國的兒童教育還是一片荒漠，陳鶴琴留學歸國，就在南京創辦了5所實驗學校和幼稚園，早在高校開設了兒童心理學課程。

有人在背後議論：“堂堂大學教授，搞娃娃教育有什麼出息？”他卻回應說：“我就是要從小孩教起！”

他更是用自己孩子為模板，進行教育實驗，並歸納總結了科學的兒童觀和教育觀，開創了中國研究兒童的先河。

1925年，他的《兒童心理之研究》出版，這是我國本兒童心理學研究專著。另一本《家庭教育》是前書的姊妹書，更是記載了他對兒子一鳴和女兒秀霞進行教育的心得，因而被陶行知評價為“當今中國出版教育專著中有價值之著作”，此後幾十年中，此書再版了15次。

雖然那時幼稚園開在家中客廳，但他卻胸懷大計劃：建築中國化的幼稚園園舍；改造西洋的玩具使之中國化；創造中國幼稚園的全部活動。1925年，新幼稚園舍落成，他和學生、助手張宗麟等，開始開展幼稚園課程、教材、教學法、設備和兒童習慣培養等實驗。而他們總結、整理的實驗成果，若干年後成為了我國《幼稚園課程暫行標準》的核心內容。

當時我國幼兒教育有三種病：外國病、花錢病、富貴病。陳鶴琴和陶行知等新教育倡導者們甚為感慨，希望能將幼稚園課程從外國模式中解放出來，創造符合兒童特點和國情的課程和教法。1926年2月，他和張宗麟等發表了《我們的主張》一文，其中提出了有關幼稚園教育中適合國情、幼兒心理、教育原理、社會現狀的15條主張，成為了我國現代幼兒園教育的早綱領。

1940年，年近半百的他又創建了我國所幼稚師範學校，學校沒有門和圍牆，隻在兩顆松樹間橫了一個寫著“國立幼稚師範學校”的牌子，字下面畫了一隻紅色的小獅子。他常對學生會說：“我們的幼師，就像一頭覺醒的小獅子。”他自封為“老獅子”，在這荒山上與師生們邊教學邊勞動。學生的印像裡，他就是“那個穿著工裝褲，白襯衫，滿臉紅光，精神抖擻的老頑童，總是帶著大家又唱又做”。

“活教育”思想體繫

1940年，陳鶴琴在江西創辦省立實驗幼稚師範學校提出了“活教育”的思想體繫，經過7年的教學實踐，1947年他在上海逐步整理出“活教育”的思想體繫，包括三大綱領，目的論、課程論、方法論，以及17條教學原則和13條訓育原則。這是他長期教育實踐的概括和總結，是中西文化與教育融合的產物，有著深厚理論基礎。

他經過認真研究分析，得出活教育與死教育的十大區別：

1.活教育的一切設施、活動都以兒童為中心，學校一切活動都是兒童的活動；死教育正好相反，一切以教師為中心；

2.活教育目的是培養做人的態度，養成優良的習慣，發現內在的興趣，獲得求知的方法，訓練人生的基本技能；死教育則隻注重灌輸許多無意義的零星知識，養成許多無關緊要的零星技能；

3.活教育的一切教學，集中在“做”，“做”中學，“做”中教，“做”中求進步；死教育則是集中在聽，教師口裡講，兒童用耳聽；

4.活教育是分組學習，共同研討；死教育則是個人學習，班級教授；

5.活教育以愛以德來感化兒童；死教育則是以威以畏來約束兒童；

6.活教育讓兒童自訂法則來管理自己；死教育則是教師以個人主見來約束兒童；

7.活教育根據兒童的心理和社會的需要來編訂課程，教材根據兒童的心理和社會的需要來選定，所以課程有伸縮性，教材有活動性且可隨時更改；死教育則是固定的課程，獃板的教材，不問兒童能否了解，不管時令是否合適，隻是一節一節上，一課一課教；

8.活教育時，兒童天真爛漫，活潑可愛，工作時很靜很忙，遊戲時很起勁很高興；死教育時，兒童獃獃板板，暮氣沉沉，不好動，不好問，儼然像個小老頭；

9.活教育是師生共同生活，教學相長；死教育則是師生界限分明，隔膜橫生；

10.活教育的學校是社會的中心，師生集中力量，改造環境，服務社會；死教育則是校牆高築，學校與社會毫無聯繫。

針對此，他提出了“活教育”的思想體繫——

“活教育”的目的

他說：“活教育的目的就是在做人，做中國人，做現代中國人”，不過這需要受教育者具備以下條件：

首先要具備健全的身體。他認為：一個人身體的好壞，對於他的道德、學問及從事的事業有很大影響。國人身體素質不好，一向被人譏笑為“東亞病夫”，因而具有健全的身體，是首要的條件；

其次要有建設的能力。當時國家百廢待興，建設能力培養更適合國家建設需要。

再次要有創造的能力。他認為，中國人本來有很強的創造能力，但近幾百年來因循苟且不知創造，“及至科舉一興，思想就格外受到束縛，一般文人學士，搖筆吶喊的能力本領雖有餘，而創造的能力則不足。時至今日，我們亟需培養兒童這種創造能力”他認為兒童創造力本來極強，隻要善於引導、教育、訓練，就能培養起來；

其四要有合作的態度。他認為，中國人喜各自為政，缺乏團隊合作意識。“所以我們對於小朋友要從小就訓練他們能合作團結，纔能使他們配做一個新中國的主人翁”；

後要有服務的精神。他說：“如果我們訓練的兒童，熟知各種知識和技能，可是不知服務，不知如何去幫助人，那這種教育可以說全無意義。”他認為教育的目的，就是讓孩子知道如何服務他人、如何幫助他人。

“活教育”的課程設置

他認為死教育教出的隻有書獃子，生搬照抄國外模式，卻與實際脫節，應該進行活教育，反其道而行，向大自然和大社會學習。

他說：“大自然，大社會，都是活教材”，“活教育的課程是把大自然 大社會做出發點，讓學生直接去學習”。他認為“大自然 大社會”纔是活的書，直接的書；而書本上的知識都是死的書，間接的書。書本知識隻能當作學習的副工具，國語、常識、算術都是副工具。所以他說：“現在我們在這裡主張大家去向大自然 大社會學習，就是希望大家能把過去‘本’的錯誤觀念拋棄，去向活的直接的知識寶庫，探討研究。”

他將“活教育”課程歸為五類，人稱“五指活動”：兒童健康活動(包括體育、衛生等學科)；兒童社會活動(包括史地、公民、常識等學科)；兒童自然活動(包括動、植、礦、理化、算術等學科)；兒童藝術活動(包括音樂、圖畫、工藝等學科；兒童文學活動(包括讀、作、寫、說等學科)。

“活教育”的方法

他說：“活教育的教學方法也有一個基本的原則。什麼原則呢？就是:做中教，做中學，做中求進步。”活教育教學注重室外活動、實物研究對像、直接經驗、生活體驗等，僅以書本知識為輔佐參考。而獲得經驗和體驗的方法，就需要先做實驗觀察，然後進行閱讀參考，後發表創作自身觀點，終進行研討批評。教師的職責僅僅是引發、供給、指導和欣賞。

他曾詳細闡釋了“活教育”的原則：“凡是兒童自己能夠做的，應當讓自己做，凡是兒童自己能夠想的，應當讓他自己想”，“你要兒童怎樣做，就應當教兒童怎樣學”，“鼓勵兒童去發現他自己的世界”，“積極的鼓勵勝於消極的制裁”，“積極的暗示勝於消極的命令”等等。

他的“活教育”，也在隨著社會發展而不斷完善。抗戰期間，他提出“做人，做中國人，做現代中國人”，這是愛國熱情；抗戰勝利後，他提出“做人，做中國人，做世界人”，因為中國是世界之一環，無法脫離世界，這是世界眼光。

他提出“做世界人”，就要“愛國家，愛世界，愛真理”。國是基礎，愛國纔能擔起歷史任務，使國家進步繁榮；世界識潮流，因為隻有了解世界，融入世界，纔能世界大同共同發展；真理是準則，因為它是客觀的，隻有養成求真的態度，纔能認識真理，纔能維護真理的權威。

摯友陶行知

1914年8月15日，陳鶴琴公費留學，乘坐中國艘自制郵輪赴美，正巧陶行知在這條船上，也是公費留學。這次相識，是他們終身友誼的開始。

兩人抵達美國後，陶行知進入伊利諾大學攻讀市政，1915年獲政治學碩士學位；又入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獲都市學務總監資格證書；1917年回國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育學教員。而陳鶴琴則是獲霍普金斯大學學士後，1917年到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攻讀教育學和心理學，和陶行知是先後同學。他1919年回國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育科教授，此時陶行知已任該校教務長，暫行代理主任。兩人又成為了同事。

兩人均受新教育運動影響，並同師承新教育運動領袖、美國著名教育學家杜威，又同以引進新教育改進中國教育為己任。可以說兩個人共同的理想和事業，為他們終身的友誼奠定了基礎，提供了動力。

20世紀30年代生活教育社和北方明日社掀起了一場論戰，實為陶行知和尚仲衣兩教授之戰。陳鶴琴力挺陶行知，斷言道：“陶行知先生是近百年來一個偉大的教育家。”尚仲衣卻不以為然說：“這話不會過分嗎？”後來，尚仲衣與陶行知相逢一笑泯恩仇，在實踐中也接受了他對陶行知的評斷。

1947年7月，陶行知病逝。正趕暗殺風波，陳鶴琴不顧個人安危，主持治喪工作，他在公葬儀式上宣讀祭文，泣不成聲。次年，他接連收到兩封恐嚇信卻不為所動。

陳鶴琴自留學歸國，先後創辦了南京鼓樓幼稚園、燕子磯幼稚園、上海勞工幼兒團，均是幼兒教育的實驗基地。

在此基礎上，1940年他又創辦了江西省立實驗幼稚師範學校，將主要精力集中於“活教育”繫統理論建設和幼稚師資培養方面。1943年，該校升為國立幼稚師範學校。1946年他來到上海，又創辦了上海市幼稚師範學校。這兩所師範院校，為我國當時剛起步的幼教師資培養提供了範本，在我國兒童教育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

在我國兒童教育領域，陳鶴琴擁有無可爭辯的權威地位。1929年“中華兒童教育社”成立，他被推選為主席，該社是當時我國的兒童教育學術團體和研究、推動兒童教育的中心。他曾在1947年9月於自己主辦的《活教育》雜志上，回應了陶行知“隻要你真的有些思想，會有後人替你理出來”的遺言。

在文章中，他將兩人的生活教育理論融合到了一起，至今仍對我國教育具有指導意義：

，教育目標方面，陶行知以“追求真理做真人”為首；而陳鶴琴則以“做人、做中國人、做世界人”為首。

第二，教育內涵和課程方面，陶以“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為主旨，注重教育與實踐結合；而陳主張“大自然 大社會”是活教材活老師，注重教育與實際生活、自然界結合。

第三，教育方法方面，陶提倡“教學做合一”“在勞力上勞心”，注重手腦並用；而陳則提倡“做中教，做中學，做中求進步”，以“做”為中心，而做中求進步就是創造。

兩人在求知教學方法和步驟上也有相似之處。陶提出“五路探討”：體驗、看書、訪友、求師、思考；陳則提出“四個步驟”：實驗觀察、閱讀參考、發表創作、批評研討。

第四，兩人都主張教育和訓育統一，啟發學生自覺性，指導學生自治，並注重實踐。陶說：“知識與行為分不開，思想與行為分不開，課內與課外分不開，做人與做事分不開，即教育與訓育分不開”；陳則說：“實際去訓導學生的應當是全部教職員，把分家的訓教兩部分工作重新聯結起來。”

第五，兩人均認為教育的關鍵問題在老師，因此師範教育是根本。陶在1926年《中國師範教育建設論》中提出：師範教育是“中國今日教育迫切的問題。”陳在同年寫的《師範教育之根本問題》中指出：對於教育進行中的“船舵”的師範教育，必須實事求是的在事實上用功夫。

由此可見，陳鶴琴和陶行知的事業追求何其吻合，當可稱得上是彼此摯友，一生知音！1979年7月14日，他在一首詩中這樣總結和陶行知的深厚友情：

我們教育戰線繫同志

我們奮鬥目標繫同道

我們出生時代繫同年

我們海外求學繫同學

我們回國任教繫同事

我們立志偉人繫素率

行知對我是一生繫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