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秋莎》是我的少年，是我的早戀，是我的十二歲。解放前我就會唱這首歌了，我喜歡這個歌的歌詞段的後一句：“歌聲好像明媚的春光。”

有一個歌不曾怎麼流行，它唱道：

我們大家，都是熔鐵匠。

鍛煉著幸福的鑰匙，

讓我們舉起，高高地舉起，

打呀打呀打……

它和“兄弟們向太陽向自由，向著那光明的路”和《華沙工人歌》一樣，是我的少共青春，是我的加入地下黨，是我的十四歲。

有一支歌叫作什麼來著？它唱：“聯隊光榮，騎馬越過草原，越過了森林還有山和谷，”它唱：“聯隊光榮，你呀你該驕矜，”後歸結為：“我們的將軍，就是伏羅希洛夫，從前的工人，今天做委員。”我唱著這個歌迎接了新中國的成立。

而抗美援朝的時候我們愛唱的蘇聯歌曲是：“再見吧，媽媽，別難過莫悲傷，祝福我們一路平安吧。”此外應該提到《太陽落山》：“太陽落在山的後面，在河灘上升起薄霧炊煙……”它是我的十六歲。

我還要特別提到那些歌唱斯大林的歌：“陽光普照美麗的祖國原野”“在高高的山上有雄鷹在飛翔”“我們遼闊的大地日新月異，更充滿了自由美麗……”這是我結結實實的大革其命的青年時代的證明，是我的共青團干部生涯的標志，是我政治上自以為優越於許多人的證明，唱這些歌的時候我周身溫熱，自以為是在拯救全世界，創造全世界。對了，那時我走向十八歲。

在我十九歲的時候國家宣布進入了“大規模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時期”，我開始熱衷於體味生活的美好，它的代表歌曲是詩劇《卓婭》的主題歌：《藍色的星》。事後再想，這個歌過於軟綿綿了。

二十一歲的時候我愛唱《小路》和幾首從來沒有聽到過任何人演唱的歌。一個是《快樂的風》：“唱個歌兒給我聽吧，快樂的風啊……”請想想，哪裡還有這樣美好的歌詩，連風都是快樂的。再一個歌是：“我的歌聲飛過海洋，愛人呀別悲傷，國家派我們到海外，要掀起驚天風浪。”第二段是：“不怕狂風不怕巨浪……因為我們船上有個/年輕勇敢的船長。”

不是百無聊賴，不是花花草草，不是搖臀擺腰，哪個二十一歲的青年人唱過這樣好的歌？

《紡織姑娘》是我的二十二歲，是我的愛情與人生交響樂的樂章，是我的生命的個大潮漲滿。是我從金色的幻夢進入人生的開始。

與別人不同，《莫斯科近郊的傍晚》確實曾經給我帶來傍晚的情緒。那時還有費奧多洛娃五姐妹的訪華，她們的代表唱是《田野靜悄悄》，還有《山楂樹》。這些歌似乎都是表達黃昏情緒的。

到了六十年代，我的青年時代與蘇聯歌曲的流行一同結束。

包括蘇聯國歌，我也很喜歡，盡管在所謂《蕭斯塔柯維奇回憶錄》裡它被嘲笑了一個溜夠。歌中唱道：

俄羅斯聯合各自由盟員共和國，

結成永遠不可摧毀的聯盟。

呵，我們的祖國，

呵，她的光榮永無疆，

各民族友愛的團結堅強……

我要為我所喜愛的蘇聯歌曲修建一座紀念牌牌是謙虛，而並非碑的別字。

一

上個千年的後幾年，在我們這個城市的俄羅斯總領事館附近，開了一家俄式西餐館。對於它的烹調我不想多說什麼，反正怎麼喫也已經喫不出五十年代專門去北京新落成的蘇聯展覽館莫斯科餐五角的份飯（現在叫套餐）的那個香味來了。那時的蘇聯份飯便宜五角，貴。，就有紅魚子沙拉或蟹肉沙拉，有莫斯科紅菜湯或烏克蘭紅菜湯，有基輔黃油雞卷或者烤大馬哈魚，有果醬煎餅或者奶油花蛋糕或者水果沙拉，後又有冰激凌又有咖啡了。而且冰激凌和咖啡都是放在銀托鏤花餐具裡的。銀子似灰似白，似明似暗，有一種自信和大家風度。服務員是戴著民族帽飾穿著連衣裙的俄羅斯姑娘，人人都長得豐滿厚實，輪廓分明，讓你覺得有了她們生活變得何等的充足結實!那時候管年輕女子叫“姑娘”，而現在都叫小姐，到了我國西北地區則至今還叫丫頭。也許還應該啰唆幾句，莫斯科餐廳的柱子上是六角形雪花與長長的松鼠尾巴的圖案。我不知道為什麼，一進這個廳，激動得就想哭一場。其實進這個廳也不是那麼容易的，幾乎每一頓飯都是供不應求，要先領號，然後在餐廳前面的鋪著豪華的地毯擺著十七世紀式樣的大硬背紫天鵝絨沙發的候喫室裡等候叫號。甚至坐在那裡等叫號也覺得榮幸享受如同上了天，除了名稱與莫斯科融為一體的這家餐廳，除了做偉大的蘇聯飲食的這家餐廳，哪兒還有這麼高級的候喫的地方!而等坐下來接受俄羅斯小姐不，一定要說是俄羅斯姑娘的服務的時候，我隻覺得我是世界上幸福的人，我隻覺得革命烈士的鮮血沒有白流，我隻覺得人間天堂已經歸屬於我這一代人了。

而到了二十世紀末纔在這個沿江城市開業的所謂俄式西餐館卻使我始終感到疑惑。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它是一所不算太大的房子，原來是山貨店，又名日用雜品店，簡稱“日雜”店。很多壞小子包括喜愛讀陝西作家作品的讀者對“日雜”這個簡稱想入低級下流。它現在在房頂上掛了好幾塊粗帆布，像是船帆橫懸頭上。門裡又分了幾個區域，往裡搭得略高，分成三處，像是劇場裡的包廂，桌子都是長方形的，適合六個人以上的聚餐或是宴請。廳堂本身是幾個大小不一的散桌，莫名其妙地弄了幾個木頭墩子，橫著鋸開磨光，也算是桌臺。這些桌臺圍著一個表演區，一圈紅紅綠綠閃閃爍爍的燈光和兩個小小的聚光燈。表演區前一塊不大的空地算是舞池，偶爾有一兩對男女在這裡隨歌隨樂起舞。再往右拐，又搭高了，然而不是包廂，而是高處的幾個方桌。進門處窪，我稱之為門池，我是受樂池的啟發而給它命名的。幽暗的燈光下，若不是牆上掛著幾張畫著白樺樹和伏爾加河的鑲在鏡框裡的油畫，我根本想不到這是一個俄式餐館。

它的紅菜湯稀薄寡淡，它的中亞細亞串烤羊肉胡煙辣臭還不如新疆烤的，它的伏特加帶有一種男人不能容忍之輕，它甜不唧唧的，它的奶油雜拌黏黏糊糊。然而餐廳的小姐告訴我，他們的大廚是地道的俄羅斯外籍勞工。它的格瓦斯還能喚起一點五十年代中蘇友好的記憶，有酵母味，有蜂蜜味，有面包味，更有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的味兒。

那時候是這樣唱的：

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

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

天空出彩霞呀，

地上開紅花呀。

中蘇人民力量大，

打敗了美國兵啊。

中蘇人民團結緊，

把帝國主義連根撥

（那個）連根撥!

說到這裡我有一點疑惑，也許歌詞是“中朝人民力量大”，當時朝鮮半島正在浴血奮戰。但是這首歌同時歌頌了中蘇友好，怎麼歌頌的呢？

有一點是無疑的，這兒有一個來自俄國的小樂隊，三個男的一個女的，演奏電子琴、電吉他、打擊樂器，更主要的是女士的唱歌。她的歌曲分兩部分，晚九點以前，她主要唱中國顧客熟悉的五十年代在中國流行過的俄國歌曲：每晚必有《喀秋莎》，必有《紅莓花兒開》，必有《山楂樹》，有時候還有《海港之夜》（不是蘇小明唱紅過的《軍港之夜》）和《燈光》。《燈光》原來流行的版本似乎應該是格拉祖諾夫演唱的，描寫蘇聯衛國戰爭期間一位紅軍戰士出發上前線前夕，從窗口看到自己心愛的姑娘房間裡的燈光。我說那叫響亮的深情，他唱得幾乎與帕瓦羅蒂一樣響亮，當然，他的聲音比帕瓦羅蒂單薄，但又比帕瓦羅蒂更委婉、多情、夢魂縈繞、憂郁甚至哀傷。我的印像是俄羅斯的男高音比意大利的要柔軟些，我相信俄羅斯的歷程裡雖然有許多粗獷，乃至有一種殘酷，但本質上他們是溫情和浪漫的。

餐廳裡的演唱到十點三十分會有一個休息，過去我隻說是“休息”，現在我特別願意用英語break，就是說那是一個中斷，甚至於用洋涇浜譯法，那是一個“弄傷”“破壞”“致殘”“損壞”。為什麼休息裡包含有這樣負面的含意，我不知道。

在一個十幾分鐘的中斷以後，女歌手換上了袒露肩背的黑色夜禮服，開始用一種綿綿連連的調子唱俄羅斯的摩登流行歌曲，前幾年布加喬娃(Пугачёва）唱過的歌曲。從前布加喬夫（Пугачёв）是農民起義的領袖，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兒》裡描寫過他，電影《斯維爾德洛夫》的插曲裡也歌唱過他。後來，同名女子是蘇維埃後年代的一個走紅女歌星。這是一種美麗的呻吟，幸福而又憂傷，親近而又迷茫，讓你感動卻又讓你躲避。不，你本來不是這樣或者應該是，呵，原來你是這樣!

如果是新新的女男作家，他們會干脆形容這種新新式流行歌曲是一種發情的聲音，是求偶，是叫春，是對於撫摸和進入的期待，是性這個偉大的廉價的無所不在之神明終於開始了中國當代文學藝術的的征兆。而我，寧願把性擴展到萬有，願意從性到世界，願意以對萬有的描寫來表達性的吸引性的魅力，而不是把萬有理解為性，把萬有縮入男男女女的內褲。我願意將性變成詩而不是將詩變成性的器官操作；我寧願形容這歌聲是普度的春光，是賦予世間萬物以生命的魅力、性別的魅力的和風細雨，是一層溫柔和煦的光，照耀著與融化著人們的心。

閑言少敘，這個餐館命名為“喀秋莎餐廳”，這個命名實在太好了，有這個命名它的生意肯定是蒸蒸日上。我每次去喫飯都首先是為了喀秋莎這個名字，為了這段歌曲和這歌曲代表的那個年代。

二

這便要說起我們的主題曲，不是主題也不是主旋律，而是主題歌曲《紡織姑娘》。這有點復雜，有點敗筆，說著說著《喀秋莎》忽然變成了《紡織姑娘》。有什麼辦法呢，我在這篇小說裡面對汪洋大海一樣的蘇聯歌曲已經無力處理和協調它們。在生活和歷史的龐雜面前，講究結構和可讀性的文學常常無計可施。這裡我說的《紡織姑娘》，並不是早先幾年我如痴如狂地學會的蘇聯歌曲之一，早年間學的是《喀秋莎》， 是《斯大林頌》，是《祖國進行曲》，是《你從前這樣，現在還是這樣》……《紡織姑娘》的歌曲正式介紹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土地上是在一九五六年鼕天，那時斯大林早已去世，匈牙利事件與波蘭事件剛剛發生，中蘇友好已經盛極而衰，蘇聯在中國青年的心目中已經開始掉價，在一層層地蛻掉那耀眼的表皮。這時，在一期《歌曲》雜志上，發表了易唱易記的俄羅斯民歌《紡織姑娘》，中文譯詞是這樣的：

在那矮小屋～裡，

燈火閃～著光—，

年輕的紡織姑～娘，

坐～在窗～旁。

年輕的紡—織姑～娘，

坐—在窗～旁。

這裡的符號“—”代表聲音的拉長，“～”代表聲音的“拐彎”。頭一句“紡織姑娘”唱得那樣親切質樸深情，也許我要說它唱得謹慎而且憂愁，平和而又深摯。它讓我覺得紡織姑娘是生活在草原那邊，在一排排樺樹林那邊，在世界上深的湖貝加爾湖那邊。歌聲是從遠方傳來，歌聲穿過了湖泊，穿過了樺樹叢，穿過了草地，穿過了西伯利亞的狂風纔傳到中國來的；下一句“紡織姑娘”回應著，喊叫著，激昂著，我好像看見了紡織姑娘在紡車前突然昂起了頭，突然熱淚如注，也許她甚至抓住了自己的胸口。而且我要說她是痛苦地向世界宣告著。宣告什麼？宣告有一位紡織姑娘坐在窗旁？這能比宣告十月革命或者法西斯德國入侵或者蘇共二十大揭出的事實更鄭重嗎？她是受的什麼傷？為什麼唱得要這樣蕩氣回腸，升天入地？痛苦的俄羅斯!啊，露西亞!

就在我自己看著簡譜唱起這個歌的時候，我一下子就被這個極其簡單的歌打動了，我感動於俄羅斯的情，俄羅斯的純，俄羅斯的傻我為什麼覺得俄羅斯人怪傻的？我答不上來俄羅斯的憂傷。

我唱這個歌的時候哭了，我想起原先我大概已經聽過這個歌兒和這個曲調了，這個故事下面再講。我想我永遠愛這個國家這個民族這個人民，斯大林錯殺了許多人也好，赫魯曉夫胡說八道也好，《青年近衛軍》的作者開槍自殺也好，西方國家罵它個狗血噴頭也好，它的先進技術搞得都是傻大頇粗的玩藝也好，反正它的歌太好聽了。一個唱著這樣純潔和激情的歌曲的民族永遠是可愛的，我永遠愛它。甚至它的缺點它的商品的不好看不像樣子也讓我心疼如心疼那個憂郁的紡織姑娘。如果那個姑娘是自由幸運的新新人類，是三圍合乎標準的時裝模特兒或者上過《花花公子》封面的性感明星，如果她當選過一個州一個市一個國乃至一個地球的小姐，如果她想吸毒就吸毒，想泡吧就泡吧，想做愛就做愛，想被騷擾就被騷擾，想同性戀就同性戀，想旅遊就繞地球，特別是如果她想發財就大發其財拍一個好萊塢經典片就幾千萬硬而不是不值錢的備受歧視冷落的盧布進入腰包……你說，我還敢愛她嗎？

三

主題歌是《紡織姑娘》，序曲是《喀秋莎》。

《喀秋莎》是呂明教給我唱的。那是一九四六年秋天，我十二歲，初中二年級，呂明則是高中二年級的學生。我因為年歲小，又剛剛參加了全市中學生講演比賽並且獲得了名次，在校內小有名聲。而呂明是這所學校的壘球隊的出色球員其實未必是他的球藝特別好，當然他的球藝也過得去，主要是他胖乎乎，小矮個，一臉笑容，靈活歡樂，不論贏了輸了，他的喜興娃娃的體面的叫作寵辱無驚的神態總能贏得眾人的心。他像個小小的歡喜佛，我不是用歡喜佛的原意，而是用它字面上的意思。總之我們兩人一大一小，在學校裡也算人三人四還到不了人五人六。這天下午，我在操場站著，周圍沒有別人為什麼在操場站立？為什麼周圍無人？我現在已經完全忘記了他問我：“你在看些什麼書？”而我的回答集中在一點，我至今清清楚楚地記得，我的回答是：“我現在思想‘左’傾!”

而呂明恰恰是地下共產黨員。

有一次我與一個隻比我小一歲的同樣在一九五七年受過挫折的小說家一起與外國專家座談。我說到，在人民革命的過程中，中國一大批作家是受左翼思潮的影響的，是“左”傾的，悲劇在於革命勝利之後，擁戴革命的“左”傾的作家卻遭遇了許多以革命的名義進行的難以置信的試煉。我的同行立即說，他從來沒有“左”傾過。隻差一歲，他就根本不知道“左”傾的原初含義了，我又怎麼當著外國人的面給他講中國革命史呢？喫不開嘍，難以溝通啦。

何況別人？

呂明於是狂熱地開始了對我的共產主義啟蒙教育。與此同時，他給了我一紙歌篇兒：《喀秋莎》。

“拉西多西多多西拉西米”，我從來沒有接觸過這種調式，這是一種切入，我那時會唱的是《滿江紅》，是黃自和賀綠汀，是《可憐的秋香》直到《少年的我》，是沒完沒了的多瑞米騷。這時來了訴說一樣的“法法米瑞米拉”，來了含淚含笑的“西瑞多西拉”，一家伙就伸到心裡去了；至於它那充滿青春魅力的跳動的節奏，更是我從來沒有接觸過的真是另一個世界，另類作曲家。

另類另類另類，沒有比青年人更喜歡著期盼著另類的啦。而那歌詞也是我從來沒有聽到過想到過的：梨花開遍了天涯，河上柔曼的輕紗什麼叫柔曼呀，另類得一塌糊塗!走在峻峭的岸上，歌聲好像明媚的春光，我的天!而這新奇中的新奇，純美中的純美，迷人中的迷人，是她，是喀秋莎!歌聲就是春光，春光就是歌聲，歌聲就是萬物的萌動，歌聲就是冰雪消融，草兒返青，花兒漸放，燕歸梁上。聽慣了“美珠”“淑蘭”“玉鳳”“秀雲”以及桃呀杏呀香呀艷呀花呀月呀的女人名字之後，聽多了拾玉鐲、待月西廂下、人面桃花相映紅、杜十娘怒沉百寶箱和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的故事之後，你聽到了一個歌聲如春光的姑娘叫作喀秋莎，而且她護佑著的是世界上個工農社會主義國家的“左”傾紅色戰士……你怎麼能不喜淚盈面，如浴清泉，如沐清風，如飲甘露，如獲得了新的生命!

我已經十二歲，我已經沉醉於春光、歌聲、梨花、河岸、戰士、蘇聯和共產主義，而所有這些如今被一些輕狂小子籠統地無知地稱為嘛行子（行讀航）意識形態。這是什麼樣的意識形態呀，這是春光一樣的激情和夢想，人群和運動，獨立和自由，它集中體現在喀秋莎的名字和音樂形像上。我相信，我如同見到，喀秋莎健康而又光明，忠誠而又快樂，多情而又素雅，她在山坡上在河岸上在春光裡奔跑著跳動著，她的胳臂和腿迅速地擺動著。她的基本色調是潔白，梨花，輕紗，都是白的，我看見了一個活潑勇敢如白玉之無瑕的俄羅斯姑娘，她就是喀秋莎!

我相信她就是我的夢，我的愛情，我的幸福，我的需要，呵，我的偉大的意識形態!我感到了血液在身體裡湧流，我感到了心跳的加速，我感到了感情的沉醉，我感到了詩一樣的美麗。從那時開始，我的情人就是蘇聯，就是俄羅斯，就是喀秋莎，就是貝加爾湖，就是頓河，就是白樺樹和草原，就是屠格涅夫的麗莎和葉蓮娜，更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的鼕妮婭和安東諾夫《個職務》中的尼娜。後來我想，喀秋莎應該是蘇聯電影《攻克柏林》中娜塔莎的妹妹，因為我心目中的喀秋莎比娜塔莎年輕，而與娜塔莎一樣地健康、清麗和純潔。我不是柏拉圖，不是修士更不是小和尚，但是我的青春我的春光不是至少主要不是從乳房、屁股、汗和其他分泌物及陽具的膨脹上體現的，它是從革命、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從文學、從詩、從星空、梨花、河岸、霧與歌聲來感知的，我為此感到快樂，當然無怨無悔。無怨無悔，這其實是一個萬古長青的青春口號生命口號，與歷史評判無關，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無關，與自我懺悔或忿忿然要求旁人懺悔更無瓜葛。如果選擇柏拉圖和種公豬，如果選擇革命者和老腐敗，我當然寧願都選擇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