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無論經歷多少次，也永遠不會讓人習慣和適應。這輕巧的兩個字涵蓋的其實是一種重大的生活變故：
從一個熟悉的地方連根撥起，再栽種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努力還魂。人的生活是由無比豐沛的細節組成的，搬家意味著把早已安之若素的所有細節粗暴地歸納。除非是遊牧民族，不然沒有誰願意不停地遷徙。這個過程並不令人愉快。更糟糕的是，這一切還都是被逼迫的。

相較於找房子、收拾東西之類具體的勞累，被驅逐的感覺其實更令楊天樂難受，近乎屈辱。即便房東從未想過要高高在上，但他的角色讓他具備了那種能力，用一句話就可以讓你覺得自己的生活根本不值一提。這種感受復雜、細膩又隱秘，楊天樂從未和錢瀟提及。或許是覺得尷尬，或許是不知道該如何表達。總之，每次搬家前，這種感受都會像牛胃裡的食物一樣自動反刍上來，楊天樂不得不一次次獨自咀嚼，然後想辦法努力咽下，等待再次被默默地消化掉。

其實他清楚，錢瀟也應該有著同樣的感受，隻是在這件事情上，兩個人都心照不宣地選擇沉默。有些事，在能夠被真正解決之前，說出來也沒有任何作用，隻能平添煩惱。因為不知道如何溝通，說著說著就會變成撒氣。和自己撒氣，和對方撒氣，然後不可避免地導向爭吵，而且是無意義的爭吵，再激烈也無法推動任何東西。終，還是得平靜下來。之後日子照常，兩個人還得互相找臺階，從一種敵對、氣憤、的情緒中逐漸回魂，那個瞬間，一切顯得虛無又荒誕。也是在那個瞬間，楊天樂會深切地感到自己的無能。於是後來，他竭盡全力避免讓那種感覺滋長。他覺得自己未必經受得住太多次那樣的侵蝕——有如冰水漸漸漫過全身。

對於搬家這件事的態度，楊天樂和錢瀟其實經歷過一條奇妙的弧線。初到北京的時候，他們根本沒把搬家當回事，甚至覺得下班後一起收拾東西，在北京的夜晚拖著大包小包從一個住所搬去另一個住所，有種獨特的樂趣。或者說，有一種像征意義，近乎外省青年必經的儀式，激發著他們的奮鬥感和存在感。這種感覺在小城是完全體會不到的。

決定來北京之初，他們早就知道將要面臨的生活是怎樣的。從學哥學姐那裡聽到過，從電視網絡裡看到過。蟻族、鼠族、城中村、握手樓……客觀地講，他們過得比那些傳說裡的故事好得多，並沒有那麼。但對於那一切，他們也是做過心理準備的，像絕大多數奔赴北上廣深的年輕人一樣，他們自動對可能將要降臨的苦難進行了美化。在某一個時間段內，顛沛流離和居無定所甚至會讓他們萌生某種浪漫的詩意，但這詩意的產生和維繫是有前提的，那便是：顛沛和漂泊隻是暫時的，在不遠的未來，他們可以得到穩定的生活，在閑暇的時光裡，終能回望當年的苦難。換句話說，經歷過的顛沛不過算是一種短暫的體驗，會成為日後憶苦思甜的談資。而一旦漂泊望不到盡頭，那些柔和的光暈和浪漫的像征注定會消失殆盡。

有時候想想，生活就是個骨架，人們用希望對它進行了裝點。希望破滅，
就隻能看到森森白骨。到那個時候，
又有誰不會退縮呢？對於絕大多數普通人而言，長久陷入動蕩和逼仄的生活不會產生什麼正面的效果，相比於得到的磨煉，更多的其實是絕望。教科書上講述的那些苦難的意義，在現實中像經不起任何查驗的笑話。楊天樂大概在來到北京的第五年裡洞悉了這一切。

那一年，經歷第四次搬家的時候，錢瀟崩潰過一次。當時，他們倆一起提著一個紅白藍三色交錯的編織袋走上過街天橋，袋子質量很差，楊天樂走快了一步，錢瀟沒跟上，編織袋從拉鏈旁邊撕開了一個口子，裡面裝著的兩隻鍋、幾個盤子還有一把筷子散落一地。盤子碎了，鍋砸到地上發出鈍重的響聲，有幾根筷子從天橋上掉下去，
砸在一輛過路汽車的車頂上， 然後迸濺開去。楊天樂走到天橋邊，往下探身看了看， 說了句“真懸” ，
然後就沒當回事地回身開始收拾。他把盤子的碎片一點點踢到旁邊，錢瀟蹲下撿拾筷子，撿著撿著突然就哭了，毫無過渡和征兆。楊天樂在一旁手足無措。他愣了一會兒，小心翼翼地走過去安慰錢瀟，錢瀟卻扭向另一邊哭得更加淒厲。楊天樂蹲在那裡，次感受到了什麼叫作無力。

他本能地覺得這一切窘境都是自己造成的，是因為自己的無能，但又覺得好像也不全是如此。這樣為自己辯解的念頭冒出來，又突然覺得是在推卸責任。他不知道誰該對這一切負責，自己好像連攬下責任的能力都沒有。一切開始混亂。在那個寒冷的夜晚，楊天樂覺得大腦裡的一切都被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