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被名利裹挾的作家“閻連科”

一段寫實名利場的非虛構

一場場非愛非情的回憶和記述

一樁樁情節與事件的肯定與否定

一種又一種聲音的交叉和疊加

一筆又一筆紀實與虛構的互動與互成

是作家寫了小說，

還是小說寫了作家、導演和眾生？

是苦難拯救了人生的真情，

還是真情如窗簾般遮掩了生活的黑暗？

《速求共眠》之所求，是對真相的跪拜，還是對人、名利和欲望造就的時代的鏡射？

閻連科：走向謝幕的寫作

從來都沒有像今天這樣感到寫作的無意義。

審美就像裸體外的紗羅，在馬虎的眼裡美成一首詩，而當你定睛細看之後，就隻有丑陋而已。

沒有意義卻還要寫作，正如人活著不能不喫飯；而寫作，從本質上說，是作家要喂食自己的內心，而不是喂食讀者的需要。

若不寫作，人就真的死了。

然而寫作，也無非是證明你還活著罷了。

活著就是活著。在活著的今天，談論寫作的神聖是多麼虛偽與奢侈。

有的人說，我要寫一本死後能做枕頭的書，那是真心和真話；

而我要說了，那就是一個笑話了。

經常懷疑，我一生的寫作，就是一場笑話吧。

若不是到了這個年齡，熱了吹風，冷了烤火，或蹲在暖氣片的邊上抄著袖子發獃，久而久之會覺得無聊、無聊再無聊，我就真的不再寫作了。

到了這個年齡，纔知道寫作在我是選錯了職業。明白了，但已經沒有再選擇的機會了。剩下的，就是握著筆杆年邁、衰老和等死吧。而在還沒有衰老前，就是喫飯、走路和讓筆杆隨身而動著。

見過兩次史鐵生。次是在他家，他笑著對我說：“連科，我以為世界文學的高峰已經過去了。二十世紀的文學就是從拋物線的頂點向下滑。”

第二次是在別人家，我抬他的輪椅上臺階，上去後他拉起我的手，很重很重地握了握：“少寫點！”他是笑著說的這個話，可在那笑裡，有著很濃的對文學的揶揄和真誠。

對文學，還有什麼比他說的“少寫點！”更有悟覺和意味深長呢?!

到後來，我經常鸚鵡學舌地說：“世界文學的高峰在十九世紀已經過去了。”可是說著說著，我發現問題了。我不認為世界文學的高峰在十九世紀已經過去，後來的寫作，都是拋物線的下行之滑落。

我以為，二十世紀的文學同樣也是世界文學之高峰。是一個新高峰。是擺脫了十九世紀文學舊有羈絆的一個再高峰。二者孰高孰低，幾無可比，如一個人姓張好還是姓李好，無可論說。

十九世紀偉大的作品無不是直接或間接地去寫人的靈魂的。而二十世紀間，多在書寫人的靈魂時，更多地關注通向作家各自不同靈魂的路。拿二十世紀文學談人的靈魂和世界之復雜，它是要輸給十九世紀的；可拿十九世紀的文學談作家那通向靈魂的路——什麼敘述結構呀，腔調節奏呀，前流後派呀，創造主義呀，那十九世紀就輸了。所以說，我絲毫不懷疑十九世紀文學是世界文學的高峰，但是我還要說，二十世紀的文學又是世界文學的一個新高峰。

扯遠了，也說得大了些。

該說說我們自己了——忽然就發現，如果鬥膽把我們的寫作放在世界文學這個平臺上，果然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談論小說中的靈魂，我們壓根不能和十九世紀文學比；可是說每個作家那去往靈魂的路，我們又總是忙著拾人牙慧，而少有自己的創造和修路的鎬。一想到此，就不免一陣心寒和惆悵——像一個鄉下人精心設計、花錢費力，用幾十年的時間在鄉村蓋了一棟足以洋洋自得的樓，可是有一天，他到城裡去，纔發現那高樓鱗次櫛比，大胡同與小巷子，都是他家樓房的模樣。而且幾乎無論哪一家的哪一棟，都比他家的樓房好。

當代文學可能就是這樣。

好在我們中國實在是大，人口也著實多，倘若我們不和中文以外的作品相比較，也是能找出當代作品的千好萬好來。

可是怎麼能夠不去比較呢？哪個當代作家沒有讀過外國文學，並從中汲取營養呢？像我這種人，老實說，若論中外文學對自己的影響，比例應該為四六開。說西方文學對我們這代作家的影響大於本國文學傳統之影響，不知會不會有人罵我們是走狗和漢奸，可情況又確實是這樣。

不講這些扯秧子的話，說現在，說說我自己。

開頭說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感到寫作無意義，我不是說中國文學無意義，而是說越來越感到我自己的寫作無意義。

這個初的無意義和越來越覺得的無意義，是從前年寫作《日熄》開始的。

真的，從來都沒有像今天這麼覺得文學的無力和無趣。在這兒，絕不是說“文以載道”好，而是說，當小說無趣到人們在茶餘飯後都想不起來它的存在時，那是真的沒有意義了。

想一想，今天的現實富得像是一個礦，而小說的內容卻窮得隻有幾粒鵝卵石。

想一想，我們處在一個盛產故事的時代裡，可我們的故事卻隻能在離開今天後的回憶中。

想一想，我們正處在現實的巨大漩渦內，可幾乎每一個作家都隻能站在岸上眼巴巴地望，還生怕渾水濕了自己的腳。

想一想，我們以為我們的寫作正在鼎盛期，可在三年五年前，或十年八年前，創作的高峰卻已悄然而別，笑瞇瞇地離我們越來越遠了。

狄更斯說：“世界這麼大，它不僅能容下我們，也能容下別的人。”套而言之即：“文壇這麼大，它容下了別的人，也容下了我們這些人。”之所以我們還在寫，是因為別人允許我們寫。

我們還似乎很活躍，其實是我們沒有關心別人的活躍，纔覺得自己很活躍。

年輕的作家早就登臺了，而且在舞臺中央了，我們不過是左睜一隻眼、右閉一隻眼地佯裝不知或者看不見。不是因為他們寫得不好纔顯得我們好，而是人家關心我們的好，而我們沒有關心人家的好。

現在似乎到了一代人謝幕的時候了。

雖然因為舊情的牽扯，我們還在寫，但真的別忘了年輕作家已經寫得很好很好了。之所以我們沒有謝幕和下臺，是因為中國太大，文學舞臺也足夠寬敞，而不是因為我們在某些很少、很短的年月裡，果真一部比一部寫得好。

尤其我，是真的江郎纔盡、纔情枯竭了。寫作的難，就像超齡女人要生孩子般。

我到了一個寫作的焦慮期和掙扎期。

無論焦慮和掙扎的原因是什麼，每次提筆都感到有手卡在脖子上，讓我呼吸不上來，使筆難以落下去。如一個人沉在水裡憋氣一樣，倘若能夠浮出水面換口氣，也許還有一段距離可以遊，如若換不過來氣，那就隻有憋死在水下邊。

掙扎著。

焦慮著。

不求痛快和暢遊，隻求能讓人換口氣。

《速求共眠—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就是一次嘗試換氣、緩氣的小呼吸。

倘是生命讓我緩氣和換氣了，那就繼續努力寫下去。倘是不讓緩氣和換氣，就此擱筆，亦未可知呢。

誰知道？

天知道。

年齡、生命、感受力和支撐力，創造力的衰退和後一根稻草的脫手，都在警告著一代作家——或者僅僅是我自己——寫作的落幕和下臺。

真的甘心就此打住嗎？

重新啟程的事，又哪有那麼容易哦。

魯迅說，孩子一出生，就一天天靠近著死。這麼說，一個作家一落筆，他就開始一個字一個字、一部作品一部作品地走向寫作的謝幕和下臺了。

準備好了要謝幕扔掉的筆，也準備好了再次啟程的努力之心。緩口氣，換口氣，要麼重新開始，要麼就此謝幕。

在走向謝幕的道路上，多半會踫到一堵走不出去的鬼打牆；可也許，命運足夠好，會突然有個新舞臺？

誰知道？鬼知道！

反正做好謝幕的準備就是了。

2017日年7月19日

於日本伊豆川端康成的腳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