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翎的小說大氣、從容、深情，而且有一種沉實而安靜的品質。她以自己的專注和柔韌,守護傳統價值的光輝，敬畏一切人性的美德，也為它的裂變、劫難作證，並從個人和民族的創傷記憶中領悟生命之重。

——“華語文學傳媒大獎”授獎辭

張翎的語言細膩而準確，尤其是寫到女人內心感覺的地方，大有張愛玲之風。當然，張翎不是張愛玲，張翎有自己的獨到之處。

——莫言

天生具有好的語感，可張翎還嫌不夠，還要語不驚人死不休地錘煉她的小說語言。

——嚴歌苓

人們總在說現實主義。而現實主義怎麼做？現實主義的藝術品質和工作倫理，從張翎這裡可以看到。

——李敬澤

張翎是一個特別有膽氣的作家，她持續直視生命褶皺深處的創傷和疼痛；同時她也是一個特別有溫度的作家，她筆下的人物無論深陷多麼幽深的苦痛，zui終都能帶著光實現自我的一個更新。

——馮小剛

我很喜歡張翎老師對作品非常精細的處理節奏，讀起來會覺得每一個情節的推進都理所當然。

——笛安

一個城市視角中的鄉村故事（後記）/ 張翎

我在城市裡出生長大，成年後也一直在不同的城市生活。盡管“文革”如一條粗糲的繩索穿過我的童年、少年和部分青春歲月，我也沒有像比我略長幾歲的朋友們那樣插過隊當過農民。我一生中與農村的短暫接觸，僅限於小學時學農勞動的那幾天，以及十六歲輟學後到郊區一所小學當代課老師的那一個學期。學農勞動是在指定的範圍裡活動，一切參照學校事先設計好的臺本；而在郊區小學教書時，每天早起晚歸，步行上下課，並未住在學校—幸虧那時城市轄區小，步行就可以穿越城鄉邊界。我從未深入過農家的真實生活，也從未想過有一天我會寫一部農村題材的小說。

有一句英文諺語是“Never say never”（永遠不要把話說絕），應用在我的寫作經驗中，還真合適。去國離鄉三十年之後，我竟然寫出了一部以一個江南村落為背景的小說《廊橋夜話》。其實，確切地說，不是我在主動尋找這個題材，而是這個題材經過數年鍥而不舍的追索而找到了我。

在創作《勞燕》的過程中，我結識了一群關愛抗戰老兵的義工隊成員，與他們中的一些人結下了“兄弟”之情。其中有小江和阿田，兩人老家都是務農的，隻要聚在一起，他們就和我講一些發生在鄉野的趣事。鄉村四季的勞作，各種怪異的生靈和植物，鄰裡間的雞毛蒜皮，男女間的各樣情緣，因小恨生出大仇乃至殺人放火的案子……窮日子裡生出的種種故事，經過他們的蓮花之舌，五味俱全，活色生香，聽起來竟像是用莫言手法演繹的江南農村版《聊齋志異》。

每每看到我聽得下巴跌落兩眼發出賊光的樣子，小江、阿田便開始遊說我來寫一寫他們的鄉野故事。我總是推卻，我實在也順手的借口是我不熟悉農村生活。他們的反擊來勢兇猛：你並未經歷過戰爭，可是你也寫出了《勞燕》；你並未經歷過地震，又不是唐山人，可是你也寫出了《餘震》；我們老家和你的溫州城在同一個省，有什麼不能寫的？

這樣的話，一直在我耳邊聒噪了幾年。盡管我一直沒有松口，內心的恐懼和好奇卻一直在暗暗較勁兒。漸漸地，好奇占了上風，抵抗的那堵牆不知不覺間有了裂縫。我已經看到了漫天飛舞的靈感，但我還在等待，等待可以把散亂的靈感落到實地的契機。

契機是在去年年初的時候突然來臨的。那時我恰巧在溫州，時不時和小江、阿田一伙人聚會聊天。小江講起他家所在的村裡有座廊橋，還有與廊橋相關的一些民俗民風。我早聽到“廊橋”這個詞，是好萊塢電影《廊橋遺夢》。小江嘴裡的廊橋，是浙江泰順縣境內的一繫列特殊橋梁，和《廊橋遺夢》裡的美國路橋大相徑庭。泰順的廊橋大多建於清朝嘉慶、道光年間，橋身有封蓋，整座橋所用木材都是由木榫連接，並未使用一枚鐵釘，樣式極為古樸清雅，是那一帶特有的珍貴歷史遺址和地理景致。

小江還談起了他們村子裡的越南新娘。小江老家在浙閩毗鄰之地，由於海撥高，一年隻能種一季稻米，蔬菜瓜果品種也少，又不靠海，自然也不能以海產為生。和大部分江南平原地區相比，小江的老家相對貧困。前些年，有些家境窘迫、身患殘疾或長相欠佳的大齡男人，因交不起娶當地新娘的彩禮，就通過中介討越南、柬埔寨女人為妻。一家的經驗再傳授給另一家，一個外埠新娘再介紹來另一個姐妹，於是，那一帶竟形成了幾個小小的國際村。

小江談到的這兩件事，一下子挑起了我的熱切興頭。時值春耕季節，小江正要回鄉探親，我就提出跟他去村裡看春耕。於是，我們一行四五個人開了三個多小時的車，浩浩蕩蕩殺進了小江的老家。

一進村，我便怔住了。這些年我在國內走的地方不算多，但多少也是見過一些景致的，然而那些景致大多經過了人工修整，是各種規模的盆景。小江的老家由於相對貧窮，並沒有多少人蓋起新房，所以地貌景致大致上依然是舊時的自然模樣。一片青山撥地而起，山勢挺撥，自山腳到山巔，長著幾個季節的樹木，從闊葉到針葉，無奇不有。風吹時雖都是綠浪，卻是深淺不同。進村是一條砂石路，不長，干干淨淨的，似乎還留著笤帚的痕跡。路的盡頭是幾級青石階，高踞於石階之上的，便是那座歷經清朝、民國、共和國三朝的廊橋，陽光在橋頂灑下一片金黃，橋身線條清明如剪紙。沿著山腳低窪平坦之處層層疊疊鋪開的，是前朝留存下來的舊民居。民居多是平房，也有兩層樓房，都是木結構，牆面和門窗已被一個世紀的風雨洗滌得露出木頭的經絡。青瓦頂一壟一壟地緊挨著，遠遠望去像是鋪在半空的大片魚鱗。我不是沒見過美景，也不是沒見過貧窮，我隻是沒見過美景與貧窮交織在一起的景像，感覺震驚。

村子很閉塞，不常有外人來。村民熱情淳樸，不關心文學也不知道電影，卻一片真心地款待著我們，僅僅因為我們是小江的客人。

我們去晚了幾天，村裡大規模的田耕已經基本完成。其實，現在的農村早已實行分田到戶，以往集體制之下的大型耕種模式已經消失，各家分到的土地，居多是雇別人耕種或包租出去，真正親事耕種的人家並不多。為了我們的緣故，小江特意叮囑他的一位堂兄把牛從山上找回來—村裡的牛除了春耕時節，一年到頭基本都在山上放養。堂兄在一小塊已經耕作過的水田邊上等候多時，見我們來，就給我們認真上演了一出牛耕秀。牛是一頭母牛，很順從，但有些慵懶，踩進水裡無精打采，挨了堂兄一鞭子。我心疼，堂兄斜了我一眼，那一眼就把我看成了一條爬蟲。我一下子覺出了城裡大小姐的酸氣。“現在的牛，太享福了，一年到頭什麼也不用做。”堂兄說。

這頭母牛因懷了崽，逃過了被屠宰的命運，自然而然地成了山上一群未成年幼牛的頭兒。它一下山，那群牛崽像丟失了娘一樣地驚慌失措，四下亂竄。表演完牛耕後，堂兄和一伙人在山上找了半天，纔終於把小牛找齊了。下山來，兩個小腿肚上滿是被螞蟥咬出的血疤。我無比愧疚。

小江的父母知道我們從城裡來，喫遍了城裡的東西，便決定以農家的方式款待我們：殺雞，摘野菜，做黃粿。小江父母在石臼裡搗黃粿，一個掄木槌，一個捏米團，配合得天衣無縫。這樣的默契必定是經過了千百個日子的磨礪而成的。對一個作家來說，這個過程幾乎具備像征意義，我後來把它寫進了書裡。

小江的父母長相端正，白淨，說話、舉止、氣度與一般村民很有些不同。小江告訴我說，他父親年輕時是木匠，現在家裡擺設的圓桌和櫃子，都出自父親當年的巧手。早在進城打工成為風氣之前，甚至在“文革”年月裡，父親就已經走南闖北跑運輸、做生意、攬木工活兒了。在一次外出販賣木材的路途中，父親遇見了母親，一見傾心，半哄半騙地，就將一個俊俏的縣城女子，帶進了這個窮村落為妻。

小江告訴我他母親在婚後出逃過兩次，都被追了回來。小江還說婚後女人出逃的事，至今在這一帶還時有發生。小江講過一件趣事：有一次，他開著在城裡買的汽車回鄉，正和鄉黨打著麻將，有人來報告，說某某的老婆出逃了，讓小江開車幫著去追。小江搖頭擺手，說急什麼急，讓我把這一圈打完了再說。在這麼一個不通舟車、交通極不便利的地方，一個弱女子想步行走到可以搭車之處，那可不是一兩刻鐘的路程。

小江常常以這樣若無其事的口吻，對我談及鄉村的各樣故事，有的故事能讓人起一身雞皮疙瘩，有的故事能讓人抽起腳筋，有的故事能讓人忍不住眼目濕潤。他卻全然無事。

我在旁邊看著小江父母之間的互動，兩人當然沒有城裡夫妻那種溢於言表的恩愛，但卻也是和顏悅色，相互敬重。我悄悄問小江是否可以和他的父母聊聊當年的出逃，小江說：“當然可以，這種事誰家沒有？”於是，在飯桌上，我小心翼翼地提起了話頭。小江的母親低著頭，微微笑著，說：“是啊，我是想走的，都走出那麼遠了。”我問她：“怎麼又回來了呢？”她沒有立刻回答，同在桌上喫飯的大伯子淡淡地說：“我是民兵隊長，我拿著槍，她什麼話也沒有，就跟我回來了。”我怔住了，半晌，纔又問小江母親為什麼要走。她輕描淡寫地說：“婆婆說話不太客氣。”

我沒有再往下追問。不用問我也知道一句“不太客氣”裡頭可能蘊含的各樣可能。一個已經有了兩個孩子的女人，兩次執意要從一個並非魯莽之輩的丈夫身邊逃走，那應該是出於何等壓抑和急迫的理由。可是小江的母親在整個敘述過程中，並沒有表現出明顯的怨恨、難堪與羞辱，語氣平靜得仿佛在訴說一樁發生在別人家裡的事，與她並無關聯。倒是小江的父親，離席坐到了院子裡，獨自默默抽煙。

喫過午飯，我們跟著小江去看他的另一位堂哥。這位堂哥在城裡打工，留守在家的是他的越南媳婦阿珠。阿珠嫁到村裡好幾年了，已經有了一子一女。兒子大些，很是頑皮，騎在木馬上滿院子亂走，嘴裡咬著小江從溫州城裡帶來的大蘋果。女孩還小，怯怯地依偎在母親懷裡，不吱聲。阿珠的臉具有典型的東南亞女子特征，皮膚黝黑，顴骨很高，眼窩很深，臉上掛著一絲羞怯的笑，看起來不具備任何攻擊性。阿珠的中文還過得去，發音純正，但詞彙有限，並不能深入對話。阿珠拿出她所在的戶籍地開出的結婚證明給我們看，那是一個越南地圖上沒有標注出來的小地方，我們隻知道了一個大致的方位，在越南中部，靠海。這個遠離了家鄉和親人的女子，在這個語言不通、交通相對閉塞的中國村落過得快樂嗎？小江告訴我說，有一天村裡下大雪，一生從未見過雪花的阿珠突然赤腳跑到屋外，在雪地裡轉著圈子跳舞。在小說中我沒能找到一個合宜的縫隙安放這個細節，但這個細節當時令我動容。我無法把我眼中的阿珠和那個赤腳在雪地裡跳舞的女人聯繫起來。不知為何，這個場景讓我聯想到了“孤獨”和“壓抑”這兩個詞。

我問小江：“你堂哥對阿珠好嗎？”小江瞥了我一眼，說：“那還用問？”我問：“怎麼個好法？”小江說：“每次堂哥回村裡，總會給阿珠帶來各式各樣的新鮮水果。越南人就愛喫水果。有些品種很貴，他自己是不舍得買的。”我嘆了一口氣，說：“我無法想像不能隨意聊天的夫妻，該怎麼一起過日子。”小江就笑我腦子壞了，說：“夫妻的事，床上解決就行了，用得著那麼多話嗎？”我無語。小江和阿田有他們自己的一套話語繫統，他們的話語繫統讓我覺出了自己的蒼白無知。比方說，當我順嘴誇贊小江家裡某一隻公雞生得流光溢彩，或是某一隻羊羔的模樣乖巧可愛，他立刻就問：“你是不是想喫？我讓我爹殺了給你喫。”我說：“沒想喫。”他哼了一聲，說：“在我們這兒，不想喫的東西你別瞎誇。”我忍不住說：“你的心咋能這麼狠？”他就歪著腦袋嘿嘿地笑，說：“你我之間的不同，就叫作城鄉差別。”我突然就懂了：早年鄉村生活給小江留下的痕跡，是一輩子的城市生活也無法徹底抹去的；城市隻能給人換一層皮，城市並不能給人換血。

晚飯之前，我們一行人在村裡那條大路上散步。白日裡下了一場雨，雨後的傍晚陽光厚膩，空氣微甜，風吹過來有些寒意，樹葉子窸窸窣窣，廊橋在暮色裡散發的氣味與白天不同。此刻廊橋在路的盡頭與山的起始之處孤獨地匍匐著，威而不怒，仿佛是一件鎮住一切邪瘴之氣的寶物，讓人在它面前不禁屏聲靜氣，踮著腳尖行路。這個時分山野的景致，更像是一幅以灰色為主調的水墨畫。路上有三三兩兩的行人走過，小江指著兩個孩子對我說：“他倆的媽，就是柬埔寨人，現在在外面打工。”

在回溫州的路途中，《廊橋夜話》的大致故事框架就已經形成，隻是小說裡重要的一個人物，卻是在稍晚的時刻纔漸漸進入我的腦海的。那就是阿意。阿意雖然來得晚，卻是我腦海中靈動的一個人物，因為她離我的個人經歷近。她就是我，不，我應該說，她是我們那群改革開放之後批走出國門的留學生們的一個化身：我們和阿意，都是在艱難的環境裡努力用高考改變了命運；我們和阿意一樣，一生都在渴望逃離與希冀回歸之間撕扯糾結。我需要做的，是把一個名叫阿意的單獨個體，從這一群人的背景裡剝離出來，然後安放在一個陌生的貧窮的鄉村之中。因為阿意，廊橋承載了更豐富的內容。因為阿意，世世代代走過廊橋的人們，在貧窮與苦難之外，也孕育出了隱隱一絲希望。

當然，這個希望並非沒有代價。《廊橋夜話》中的這個家庭，包括阿意本人在內，失去了許多本該屬於他們的東西，比如無憂無慮的童年，比如一樁至少可以說得通話的婚姻，比如一家人相互守護的親情歲月。為阿意和她的法國丈夫準備的那場鄉宴裡，這個家庭潛藏了幾十年的瘡口終於破皮，膿汁溢流在鄉野的路上，甚至溢出了國界。可是膿汁並不僅僅是膿汁，膿汁裡也夾雜著血。沒有人能把血從膿汁裡瀝出，因為膿和血已經混成了不可分離的一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那血，就是親情和鄉情。

阿意的出現還有一個意外的功用，她讓我的敘述過程變得不那麼艱辛干澀。為了上學，阿意從小被送到縣城外婆家撫養，長大後就長久地生活在外邊的世界了。這個有一座廊橋的村落，不過是她在寒暑假和回鄉探親期間的短暫停留之地。她和我一樣，都是外來客。在小說中，我經常借阿意的眼睛作為敘事角度，這個我和她共享的外來客視角，使得我不必因為自身對鄉村生活的一知半解而產生過分的不安和自責。阿意讓我對也許不那麼貼切的農村敘事多少有些心安理得。我知道我的廊橋敘事一定不符合小江和阿田的版本，我的版本也許夾生，但它對我來說卻是真實的，我遵從了我的眼睛。

就這樣，我以一個留洋多年的城市知識分子的觀察角度，構思了一個非主流的鄉村故事，既痛痛快快又忐忑不安地寫出了我人生的部鄉村題材小說。小江是我的個讀者。我至今不知道小江對《廊橋夜話》的真實看法，但他給我的反饋是：還像那麼回事兒。

我想借此篇幅深深感謝小江、阿田，還有參與安排那一場並不十分順利卻值得記憶的春耕之旅的朋友們。那幾天我好奇，快樂，文思泉湧。他們讓我懂得：人生有很多種活法，每一種活法都有它存在的理由，都值得用文字來記錄和尊重。

二○二○年八月十五日於多倫多

* 因隱私之故，文中涉及的所有人名都是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