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我大概八歲，和往常一樣，跟著哥哥和他的朋友在外面玩兒。哥哥比我大四歲，他厭煩我這條“尾巴”，但母親強迫他出門時帶上我，因為我小時候很瘦弱，她總擔心我被其他男孩子欺負。我們都是醫院子弟，那天就在大院裡玩兒。 
病房樓前面有一塊快枯死的草坪，草坪中央是一個水泥花壇，裡面栽著幾棵無精打采的鼕青和月季，干旱，落滿灰塵。圍繞花壇稀稀落落地種著幾棵矮小的樹。我們坐在樹下打牌。哥哥如果心情好，會讓我替他起牌。我得到這個差事既興奮又緊張，因為終於能摸到牌了。但如果起的牌不好，哥哥又會罵我手氣爛。大部分時間，我隻是坐在他旁邊，看他們打牌。 
接近晚飯時間，樹底下的光線漸漸變暗了，但離真正黑下來還有一會兒。臨路的幾棵老楝樹開滿了紫花，這時候散發出比往常更濃郁的、帶苦澀的香味兒。我觀看打牌的注意力早已渙散，隻等哥哥打完，趕快回家喫飯。就是在這個時候，我聽見有人小聲而急促地喊：“快看，快看，何麗來了！”哥哥他們突然都停下手裡甩牌的動作，朝同一個方向望過去。他們一動不動，像在玩木頭人。我也朝那個方向看過去，一個穿連衣裙的年輕女人，推著自行車走在從病房樓通往門診樓的路上。她走路的樣子和我媽媽、我姐姐、我見過的其他女人都不一樣，仿佛踩著某種特殊的、輕柔的節拍。她披散的黑發剛剛長過肩膀，穿的裙子青裡發白，像月亮剛升起時天空的那種顏色。領口繫的飄帶和裙子下擺在晚風裡朝後飄，頭發也一掀一掀地微微翻飛，和身體的律動相一致，引得我們的心也跟著搖蕩、飛揚起來。 
我們愣愣地瞅著她，而我們一齊死盯住她的目光似乎產生了某種作用：她轉過頭，朝我們看了一眼。所有人都驚獃了，然後全都低下頭，像是完全經不住這美麗的、突然的一瞥。但幾秒鐘之後，我們又趕緊抬起頭去看她，生怕錯過什麼。我把她推的那輛自行車和前面車筐裡的兩個輸液瓶也看得清清楚楚。我們的眼睛就那樣追隨著她，像一群目光被線牢牢牽住的木偶，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門診樓後面。然後，大家像從夢中猛然醒來一般，再也沒有打牌的興致，喊叫著各自飛奔回家。那就是我第一次看到何麗本人。 
八十年代，小城裡有幾個美人脫穎而出，就像高跟鞋、牛仔褲、喬其紗上衣、山口百惠、流行歌曲等諸多新事物脫穎而出一樣，而何麗是其中最有名的。我想，我們在醫院的樹下打牌、看見她的那年，她可能隻有十幾歲。但也許因為我當時年紀小，所以在我最初的印像裡，她已經是個年輕女人。往後，我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方聽不同的人談起過她，談發生在她身上的那些事、追求過她的那些男人……這些小城裡人們茶餘飯後的無聊談資，在我聽來都有了非同尋常的意義。而無論這些事是悲是喜，是否被描述得庸俗、肮髒、輕率，都沒有損傷這個年輕女人留給我的初次印像。真正的美人身上是有光的。我想，在那個傍晚，我被這種光照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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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西城隻有三條主要街道，一條南北大街和兩條平行的東西街。靠北邊這條東西街和南北大街交叉的十字街一帶是縣城中心。交叉口有家國營飯店，飯店包括一個餐廳，設在一棟兩層水泥小樓裡，供應炒菜；還有一個搭在路邊的黃色帆布大棚，賣胡辣湯、小米粥、炸油條、糖糕、菜角等小喫。在當地人眼裡，去兩層樓的餐廳喫飯就意味著最奢侈的生活水平。從這家國營飯店沿東西街往西去一點兒，是一家國營清真食堂，叫回民食堂，供應羊肉燴面和清真小菜。如果往東走，走不久則會看到三個高聳的冒著濃煙的水泥煙囪，那就是小城裡最大的企業化肥廠。三條街中，南北大街纔稱得上“大街”的稱號，因為最熱鬧，其繁華地段主要在十字街以南，可以說，這半條街主導著小城的文化和商業生活。從十字街口沿南北大街
稍向南走，路西是當地最大的國營商場百貨大樓，它有四層樓，在八十年代初就是縣城裡的大廈和地標。再往南去，緊挨著百貨大樓的是人民影院，那時不僅放映新國產片，如《甜蜜的事業》《大橋下面》，也放映譯制片《羅馬假日》等，那裡是全縣人民的娛樂勝地。影院對面就是縣文化館。再往南走，兩邊都是國營零售商店，叫“門市部”，有鹽業公司門市部、醫藥公司門市部、五金門市部、食品公司門市部……最後，在南邊那條東西街和南北大街交叉的路口左側，矗立著一座模仿人民大會堂造型的帶廊柱的灰色水泥建築，樣子相當莊嚴宏偉，叫人民大禮堂。它是縣城的劇院和政府會場。從禮堂再往南，就是縣委和縣政府等機關大院。
縣城雖小，卻有頑固的軸心感，城裡人、鄉下人劃分明確。當時，在這三條主街兩旁以及從主街岔分出去的小街兩邊居住的人纔被認為是“城裡人”，而城鄉的地理分界線就在俗稱為“四門”的地方。“四門”是指東西南北四道老城門。縣城過去曾有古城牆和城門，早已毀棄，可老一輩居民的心裡還存著這麼四道城門舊址的位置，所以他們仍然習慣用“東門”“西門”這樣的說法，最終成了一種約定俗成。雖然四門人的活動範圍幾乎和縣城人一樣，但城裡人仍認定四門人是郊區農民，因為他們還有田地，戶口也是農村集體戶口，不是喫商品糧的。
何麗的家就在“西門”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