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阿爾貝·加繆（1913—1960）

法國作家、戲劇家、哲學家，“荒誕哲學”的代表人物。

1913年，加繆出生於法屬阿爾及利亞，在這裡度過了艱苦的童年，這段經歷對他的文學創作和哲學思考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高中畢業後，加繆開始嘗試寫作。

1942年，小說《局外人》出版，加繆一舉成名，並進行持續性創作。

1957年，加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在國際上名聲大震。

1960年，加繆遭遇車禍不幸去世，年僅47歲。

加繆的作品中充滿了人道主義的悲憫情懷，其高揚的人道主義精神使他被稱為“年輕一代的良心”，代表作品有《局外人》《鼠疫》《西緒福斯神話》等。

譯者 

李玉民

翻譯家，首都師範大學教授。

196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西語繫，從事法國文學教學與翻譯四十餘年，譯著上百種，譯文超過2500萬字。

2010年獲傅雷翻譯出版獎。

代表譯著有《羊脂球》《局外人》《鼠疫》《巴黎聖母院》《基督山伯爵》《茶花女》等。

加繆是活躍的，具有高度的創造力，即便在法國之外，也處於文學界注意的中心。他被一種真正的道德感激勵著，全身心地致力於探討人生基本的問題，這種熱切的願望無疑地符合諾貝爾獎為之而設立的理想主義目標。

——1957年加繆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授獎詞

《局外人》是一部經典，一部嚴謹的關於荒謬、反抗荒謬的作品。

                               ——法國哲學家、文學家  薩特

《鼠疫》是一部無論篇幅、題材、文筆和主題都無可挑剔的小說。

——青年作家、《新周刊》雜志副主編 蔣方舟

《鼠疫》是個偉大的預言， 很少有人讀過它而無動於衷，這是為什麼？恐怕是加繆用了*簡單的語言敘述了一些普通人面對一場災難時一些*簡單的行為吧。引人入勝、瑰麗奇異、慷慨激昂當然也會使我們感動，但是這種感動不大會持久。真正能使我們的心靈深處燃燒起來的，還是戰勝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的平凡的、每日都在進行工作的人們。

——當代作家、學者 周國平

局外人

部

一

媽媽今天死了。也許是昨天，我還真不知道。我收到養老院發來的電報：“母去世。明日葬禮。敬告。”這等於什麼也沒有說。也許就是昨天。

養老院坐落在馬倫戈，距阿爾及爾有八十公裡的路程。我乘坐兩點鐘的長途汽車，這個下午就能抵達，也就趕得上夜間守靈，明天傍晚可以返回了。我跟老板請了兩天假，有這種緣由，他無法拒絕。看樣子他不大高興，我甚至對他說了一句：“這又不怪我。”他沒有搭理。想來我不該對他這樣講話。不管怎樣，我沒有什麼可道歉的，倒是他應該向我表示哀悼。不過，到了後天，他見我戴了孝，就一定會對我有所表示。眼下，權當媽媽沒有死。下葬之後就不一樣了，那纔算定案歸檔，整個事情就會披上更為正式的色彩。

我上了兩點鐘的長途汽車。天氣很熱，我一如往常，在塞萊斯特飯館喫了午飯。所有人都為我感到非常難過，而塞萊斯特還對我說：“人隻有一個母親。”我走時，他們都送我到門口。我有點兒丟三落四，因為我還得上樓，去埃馬努埃爾家借黑領帶和黑紗。幾個月前他伯父去世了。

怕誤了班車，我是跑著去的。這樣匆忙，跑得太急，再加上旅途顛簸和汽油味，以及道路和天空反光：恐怕是這些緣故，我纔昏昏沉沉，差不多睡了一路。我醒來時，發覺自己靠在一名軍人身上，而他朝我笑了笑，問我是否來自遠方。我“嗯”了一聲，免得說話了。

從村子到養老院，還有兩公裡路，我徒步前往。我想立即見媽媽一面。可是門房對我說，先得見見院長。而院長踫巧正有事兒，我隻好等了一會兒。在等待這工夫，門房一直說著話，隨後我見到了院長：他在辦公室接待了我。院長是個矮小的老者，身上佩戴著榮譽團勛章。他用那雙明亮的眼睛打量著我，然後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放，弄得我不知該如何抽回來。他查了一份檔案材料，對我說道：“默爾索太太三年前住進本院。您是她的贍養者。”聽他的話有責備我的意思，我就開始解釋。不過，他打斷了我的話：“您用不著解釋什麼，親愛的孩子。我看了您母親的檔案，您負擔不了她的生活費用。她需要一個看護。而您的薪水不高。總的說來，她在這裡生活，更加稱心如意些。”我附和道：“是的，院長先生。”他又補充說：“您也知道，她在這裡有朋友，是同她年歲相仿的人。她跟他們能有些共同興趣，喜歡談談從前的時代。您還年輕，跟您在一起，她會感到煩悶的。”

這話不假，媽媽在家那時候，從早到晚默不作聲，目光不離我左右。她住進養老院的頭些日子，還經常流淚，但那是不習慣。住了幾個月之後，再把她接出養老院，她還會哭天抹淚，同樣不習慣了。這一年來，我沒有怎麼去養老院探望，也多少是這個原因。當然也是因為，去探望就得占用我的星期天——還不算趕長途汽車，買車票，以及步行兩個小時。

院長還對我說了些話，但是我幾乎充耳不聞了。後他又對我說：“想必您要見見母親吧。”我什麼也沒有講就站起身來，他引領我出了門，在樓梯上，他又向我解釋：“我們把她抬到我們這兒的小小停尸間了，以免嚇著其他人。養老院裡每當有人去世，其他人兩三天都惶惶不安。這就給服務工作帶來了很大不便。”我們穿過了一座院落，隻見許多老人三五成群地在聊天。在我們經過時，他們就住了口，等我們走過去，他們又接著交談。低沉的話語聲，就好像鸚鵡在聒噪。到了一幢小房門前，院長就同我分了手：“失陪了，默爾索先生。有什麼事兒到辦公室去找我。原則上，葬禮定在明天上午十點鐘，我們考慮到，這樣您就能為亡母守靈了。後再說一句：您母親似乎經常向伙伴們表示，希望按照宗教儀式安葬。我已經全安排好了，不過，還是想跟您說一聲。”我向他表示感謝。媽媽這個人，雖說不是無神論者，可是生前從未顧及過宗教。

我走進去。南屋非常明亮，牆壁刷了白灰，頂上覆蓋著玻璃天棚。廳裡擺放著幾把椅子和幾個呈X形的支架。正中央的兩個支架上放著一口棺木，隻見在漆成褐色的蓋子上，幾根插進去尚未擰緊的螺絲釘亮晶晶的，十分顯眼。一個阿拉伯女護士守在棺木旁邊，她身穿大褂，頭戴色彩艷麗的方巾。

這時，門房進來了，走到我身後，估計他是跑來的，說話還有點兒結巴：“棺木已經蓋上了，但我得擰出螺絲，好讓您看看她。”他走近棺木，卻被我攔住了。他問我：“您不想見見？”我回答說：“不想。”他也就打住了，而我倒頗不自在了，覺得自己不該這麼說。過了片刻，他瞧了瞧我，問道：“為什麼呢？”但是並無責備之意，看來隻是想問一問。我說道：“我也不清楚。”於是，他捻著白胡子，眼睛也不看我，鄭重說道：“我理解。”他那雙淺藍色眼睛很漂亮，臉色微微紅潤。他搬給我一把椅子，自己也稍微靠後一點兒坐下。女護士站起身，朝門口走去。這時，門房對我說：“她患了硬性下疳。”我聽不明白，便望了望女護士，看到她眼睛下方纏了一圈繃帶，齊鼻子的部位是平的。看她的臉，隻能看到白繃帶。

等護士出去之後，門房說道：“失陪了。”不知我做了什麼手勢，他就留下來，站在我身後。身後有人會讓我不自在。滿室燦爛的夕照，兩隻大胡蜂嗡嗡作響，撞擊著玻璃天棚。我感到睡意上來了。我沒有回身，對門房說：“您在這兒做事很久了吧？”他接口答道：“五年了。”就好像他一直在等我問這句話。

接著，他又絮叨了半天。當初若是有人對他說，他後的歸宿就是在馬倫戈養老院當門房，他準會萬分驚訝。現在他六十四歲了，他還是巴黎人呢。這時，我打斷了他的話：“哦，您不是本地人？”隨即我就想起來，他引我到院長辦公室之前，就對我說起過我媽媽，他曾說起從前他在巴黎生活，難以忘懷。在巴黎，他守在死者身邊，有時能守上三四天。這裡卻刻不容緩，想想怎麼也不習慣，還沒有回過神兒來，就得去追靈車了。當時他妻子還說他：“閉嘴，這種事情不該對先生講。”老頭子紅了臉，連聲道歉。我趕緊給解圍，說道：“沒什麼，沒什麼。”我倒覺得他說得有道理，也很有趣。

在小陳尸間裡，他告訴我，他是由於貧困纔進了養老院。他自覺身板硬朗，就主動請求當了門房。我向他指出，其實他也是養老院收容的人。他矢口否認。他說話的方式已經讓我感到驚訝了：他提起住在養老院的人，總是稱為“他們”“其他人”，偶爾也稱“那些老人”，而其中一些人年齡並不比他大。自不待言，這不是一碼事兒。他是門房，他有權管理他們。

這時，女護士進來了。天驀地黑下來，在玻璃頂棚上面，夜色很快就濃了。門房打開燈，燈光突然明亮，晃得我睜不開眼睛。他請我去食堂喫晚飯，可是我不餓。於是他主動提出，可以給我端來一杯牛奶咖啡。我很喜歡喝牛奶咖啡，也就接受了。不大工夫，他就端來了托盤。我喝了咖啡，又想抽煙，但是不免猶豫，不知道在媽媽的遺體旁邊是否合適。我想了想，覺得這不算什麼。我遞給門房一支香煙，我們便抽起煙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