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寫過一篇散文，叫《不羈的聲魂》，表達自己心懷中一股濃郁情緒，是很悵惘，很傷感的。那時我好像纔突然間發覺，青春了無痕跡。不論當初有過怎樣的喧嚷，怎樣的掙扎，今日全都傾入一派汪洋的大水之中，全都剩成一片無言的寂寞。而記憶裡，似乎隻存留著一條漆黑漆黑的地平線。偶爾，當意識稍事停歇時，那條地平線就要晃蕩。在它之上，空曠的天裡，跑滿聲音，聲音像大面積的飛瀑，淋灑我的全身—在好多的靜夜裡，我聽著這些音響，這些聲魂，又看見衝騰不息的荒火，數不清的泥腳板兒，當然還有那夾風打旋兒的大雪，它們像海浪一樣，在靜夜中層層飛過……我做過夢。夢見十七歲的我，獨自在黑龍江邊上狂跑著，也是在夜晚；而現在的我，竟在她後面苦苦地追，追不上，因為她跨起長長的兩條腿，忽然高到我的上面去，翻越了一座橫過來的山峰……很奇怪的夢，醒來後，久久詫異，難忘夢境裡那個年少的我，那樣矯捷、勇敢、飄逸，完全是一個陌生的別人。

      我慨嘆，確是物質不滅呵，說來鏽跡斑斑，飄零無痕的東西，其實永遠是塵泥在世，又在心的。

      所以，尼采就說，事物的價值有時不在於一個人獲得了什麼，而在於一個人為它付出了多少代價——它要走了我們多少……七年，要算生命史中一個比較短暫的過程，但是因其勞動的強度，而帶來意志的強度，情感的強度，由此而鑄成個人生命史中的高潮期，由此，那記憶也成為強烈的一頁——強烈的記憶，像一種創傷。在文學裡，迷惑人的東西，莫過於這創傷吧。

      我覺得，是有一種命定的力量，促使我，把什麼都停下來，要好好地投入一件事，必須得完成它，不管多難，不管成功與否，我都得做。可怎樣做呢？卻不知道。開始是有點兒撞頭。人與事，汨汨而來，欲寫已忘言。我不要簡單地復原過去，不要那些擇不清的細節。可情緒擋在那裡，非常礙事。一種莫名的哀感，長痛不已，徹骨透髓——我受不了。李盈時常過來幫我。她的敘述全面，準確，並且凝練。她修正了我好多的“偽記憶”，尤其從心理方向上，她給我以有力的把握，那是形而上的，必不可少的。

      但是，那種真正創作狀態的冷靜與孤寂，我好久都沒有找到。我知道，必得把隨身的那個沉重的行囊摘掉。必得從心緒上，從血肉裡，剝離自己。

      悶悶地看了很多書，嘗試形式上、技術上的努力，發現不行。我沒有那種本領，或者，那種本領不適合《沉雪》。是不自然，不自由，充滿華麗的操作性——都撕掉，開始學電腦。同時開始改視角，就讓“我”來直接表達。直接表達，容易犯嘮叨，容易矯情。重看勃朗蒂、普魯斯特，還有安妮·弗蘭克，等等。覺得一種樸素的誠懇，實在是藝術的大乘。又看帕斯捷爾納克，很入迷，久久地默視他的肖像。一雙多麼人性，多麼深湛的大眼睛，一定是鐵灰色的。他在終於寫罷《日瓦戈醫生》之後，在一封信裡說：“聽從命運的盲目擺布，我有幸充分表現了自己，既表現了我們已經習慣於犧牲的東西，也表現了我們所具有的好的東西，作為一個藝術家，我沒有被扼殺掉，也沒有被踐踏死。”隨後，在一首詩裡，他又寫道：“創作的目的，是將自己獻給大家”——這是一句多好、多坦誠的詩呵！

      我感動，大悟。我發現，相比形式上的百般的考慮，意志的頑韌，精神的純粹，纔是創作至為重要的。而假若我，一定要以“我”來寫，那麼無非是盡心。以前一些東西，大概僅是用腦子寫下的。《沉雪》的完成，卻是實實在在靠了盡心。一個人，門窗緊閉，疏於見人見世，坐在電腦前，感到一種奇特的亮度。記憶變成舞臺，語言在上面跳舞……這時的盡心卻顯得難了，因為我一直企圖制住傾吐，而進入思味——思味存在，思味歷史。想盡可能地“在過去的時間中認識現實”（昆德拉語）——我為自己設下的一個莫大的難度正在於：如何能夠達到真實。我反復想，在人類經驗中，究竟什麼纔是無可置疑的真實呢？唯有個人的知覺。這纔是屬於想像之母的，是來自生命本身的，真相的東西。從作者言，我和李盈是融成一個人，可是在生活裡，其實相差很大。那時候，她姿態上是超越的、冒險的，我則看著她，看著自己，心中難過，“成天價哭哭啼啼”，覺得天塌了，暗無天日。她的鎮靜，我的驚惶，她的忍耐，我的衰弱，完全是像兩個家庭中的孩子。雖然常常我們間存在著奇怪的“通感”，以及各樣的不可言傳的共同信號。我常覺得，我們的同種，其實隻是在生物學上的。我們的知覺，是屬於各自的，單數的。具體在創作中，既是要忠於它，又要想像它、化合它。這當然很不易。

      經過了很多的想，很多的不易，現在，孫小嬰總算是從書裡面跑了出來。她的稚拙，懼怕，她的憂愁，以及她的無可救藥的耽於落後的心理，佯裝強者的情態，小說是盡可能真實地“復原”。我們覺得，這是“真實”。

      她的逃脫別無選擇，她並不是真的憑借力量，而是憑借了她的脆弱來支配著生命的。那麼，這支配能是怎樣的？而舒迪，她的性格限定也隻能如此那般著，也是一種“真實”。處在無理性的年代，整整一代人，大規模地被改造，大家盲目地在霧中行走，可怕的無意義，可怕的耗損，其中，該有很多東西，是值得揭示和思味的。但願《沉雪》有所努力。

      一直覺得，卡夫卡那一對碩大的招風耳是藝術家傑出的器官。這器官，不少大師都有，比如昆德拉。而昆德拉的高處，尤在於他對時間的刻意的計較，以及對於人自身奧秘的刻意的探究。像好多的好作家一樣，昆德拉也是情願花費大量的精力，來“尋找失去的現在”。而他，又如此輕淡地告訴我們：“回憶，不是對遺忘的否定。回憶是遺忘的一種形式。” 我想到，《沉雪》雖然耗費了我們很多，終，它也不過是如此。

      三十年，彈指揮間，“知青”這個字眼，舉世掂量。作為一樁個案——時間的，文學的個案，《沉雪》無論如何是要被刻入公眾的記憶中了。這事現在想想，實在是有些可怕。

      1998年6月26日寫於北京馬神廟

——陳映真（第十九屆臺灣《聯合報》文學獎評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