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對“極限”的探測，畢飛宇廣博地處理了諸如歷史、政治、權力、倫理、性別與性、城鎮與鄉村等等主題，所有這些主題如同血管在人類生活的肌膚下運行。對我們來說，讀《玉米》是經驗的蘇醒和整理，上世紀70年代的鄉土和城鎮，那時的日常情境在畢飛宇筆下精確地展開，地具體，因確鑿直抵本質。

——李敬澤（作家、評論家）

畢飛宇被譽為“寫女性心理好的男作家”，他擅長以哲學性歷史性的思辨為小說注入形而上的內涵和色彩，通過個體人物的命運反思人類的生存困境以及人性深層的復雜。

——吳義勤（著名作家）

畢飛宇是這個時代有影響的作家之一。他先後發表的《青衣》《玉米》《玉秀》《玉秧》《家事》等為數不多的中篇小說，使他無可爭議地成為當下中國這一文體秀的作家。《玉米》應該是他代表性的作品，在百年中篇小說史上，也堪稱經典之作。

——孟繁華（評論家）

作家在一個扣人心弦的家庭衝突和愛情故事中，天衣無縫地遊走於史詩般的宏大敘述和深入細膩的描寫之間，既氣勢磅礡又精妙細微，不僅勾勒出個體的生活，同時還呈現了整個社會的全貌。

——第四屆英仕曼亞洲文學獎授獎辭

序

李敬澤

2001年4月，畢飛宇發表了《玉米》。從那時起，在文學界，人們頻繁地提起“玉米”：“看‘玉米’了嗎？”“你覺得‘玉米’怎麼樣？”局外人聽來，好像人人家裡種著一片地，地裡長著玉米。

十幾年前，莫言寫出了《紅高粱》，因為這題目和這小說，“高粱”這種貧賤的作物煥發出神奇的光芒。從此，提起這個詞，我們會想起刺目的血、妖冶的綠，想起豐饒而殘忍的大地。

——漢語之美、漢語之深厚和微妙，就在這一個一個的詞，它被念出來，然後餘音不絕，因為詩人和小說家們把層層疊疊的經驗、夢想和激情寫進了這個詞裡。

“玉米”也是貧賤的作物。在北方和南方，在平原和山地，玉米構成了鄉土中國的基本景觀，它太普通，太常見，提起玉米也許隻會引出某種關於日常生活的記憶：它曾是我們童年時代的主要食物。但畢飛宇把這個詞給了一個女人，他讓“玉米”有了身體，美好的、但傷痕累累的身體；他還寫了“玉秀”和“玉秧”，那是將要成熟的玉米和正在成長的玉米。從此，在“玉米”這個詞裡、在玉米的汁液中就流動著三個女人的眼淚和血和星光般的夢。

《玉米》《玉秀》《玉秧》，畢飛宇是一篇一篇寫的。我估計，他原本隻是想寫《玉米》，後形成這樣一本書可能並非他的初衷。但也許就在寫《玉米》的過程中，他“發現”了玉秀和玉秧，這兩個女孩子站在玉米身後，被光彩奪目的姐姐遮蔽著。畢飛宇察覺到她們身上存在著某種可能性——小說中的人和生活中的人一樣，每個足夠活躍的靈魂都有一種衝動：要展開自己的故事，要從別人的故事裡衝出去，開闢自己的天地。

小說家如同專制的家長或嚴謹的導演，他必須鎮壓和消除這種“自由主義”苗頭，必須讓人物各就其位。所以，在《玉米》中，畢飛宇沒有向玉秀和玉秧讓步。但是，作為小說家的畢飛宇有一個決定性的特點，那就是他對人、對人的性格和命運有不可遏止的好奇。當他意識到那兩個女孩在陰影中暗自醞釀著激情，躍躍欲動時，他終究無法拒絕她們，他必須提供機會讓她們動，讓生命自行其是。

於是，就有了這樣一本書，它由三個相互聯繫的故事構成，由三個不同性格和命運的女人構成。它不是傳統意義上具有統一、強制、封閉性的結構意志的“長篇小說”，它更像是一次追逐：小說家被人的自由、人的魅力所引導，欲罷不能地追下去。

所以在這本名為《玉米》的書中，我們看到的首先是“人”，令人難忘的人。姐姐玉米是寬闊的，她像鷹，她是王者，她屬於白天，她的體內有浩浩蕩蕩的長風；而玉秀和玉秧屬於夜晚，秘密的、曖昧的、交雜著恐懼和狂喜的夜晚。玉秀如妖精，閃爍、蕩漾，這火紅的狐狸在月光中伶俐地尋覓、奔逃；玉秧平庸，但正是這種平庸吸引了畢飛宇，他在玉秧充滿體積感的遲鈍、笨重中看出田鼠般的敏感和警覺。

三個人，三個女人，她們生長於田野，她們都夢想遠方。但通向遠方的路崎嶇、艱險，三姐妹中玉秧走得遠，她的所到之處卻是幽暗、逼仄的“洞穴”；在她們腳下和心中橫亙著鐵一般的生存極限，她們焦渴、破碎於干旱堅硬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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