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縉》

每次創作都是陌生又熟悉的行走——長篇小說《鄉縉》創作談

曾有人戲言：作家隨著年齡的增長，語言的簡潔能力會逐漸下降，因而年老的作家不得不去寫長篇。這話可能有些偏頗，於我卻還是貼切的。求學時期，我痴迷於詩歌；參加工作以後，對散文創作情有獨鐘；年過不惑，對長篇小說產生了濃厚興趣。這可能和語言簡潔能力下降有關，當然更大的可能是，經歷的風雨和沉澱的思考，需要更大容量的承載。

長篇小說創作，確實需要超乎尋常的耐力和韌勁。不過，在那些考驗體力的過程中，我也感受到許多愉快和輕松。在浮躁和繁忙的日常裡，最能夠讓我平靜和愉悅的是那些夜深人靜、思緒飛揚的寫作過程，還有每一次激發創作衝動的相遇。

2019年9月，一個偶然的機會，我來到位於高安境內的華林山。華林山方圓百裡，最高峰華林寨海撥816米，峰聳壁削、山勢險峻，綠樹浮嵐、古木蒼蒼，萬壑松濤、千岩競秀，霧漫泉流、雲煙裊裊。讓我震撼的不是美麗的風景，而是一支紅軍遊擊隊的故事。在華林山南嶺，有許多石洞，有的洞中還有洞，洞洞相通，至今仍留有當年遊擊隊生活和戰鬥的痕跡。這裡曾經是湘鄂贛省委重要的遊擊根據地。

在當代文學語境中，人們一提起江西，自然會想起那些波瀾壯闊的重大革命歷史事件和見證艱苦歷程、像征偉大精神的革命聖地。其實，在那些彪炳史冊的重大事件背後，江西各地也活躍著眾多不為人熟知的革命星火，華林山遊擊隊的故事一次次激發著我的創作熱情。在國民黨軍隊的重重圍困下，一支不到200人的紅軍遊擊隊艱苦卓絕地堅持戰鬥長達10年，他們是怎麼做到的？這個問題一直在我腦海盤旋。2019年，長篇小說《鄉縉》開始動筆。在創作期間，我曾經三次徒步穿行在山山水水間，試圖感受當年那群人，也時常為之激動不已。

當下，一些作家認為宏大敘事的史詩性寫法已經過時，熱衷於個人經驗的碎片化書寫。但所謂的宏大敘事從來都是與日常生活微觀敘事交融在一起。這群遊擊隊員也許算不上一般文學作品評價體繫中的英雄，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的執著與堅定也許就是那個年代很多地方革命武裝的真實寫照。

同樣是在高安。1980年11月23日，高安縣城錦江之畔的江西第二電機廠，正在擴建施工，忽然一片土層坍塌，露出一個橢圓形窖穴，層層疊疊堆放著許多盤碗，一批驚世文物隨之出土。隨後，新華社用中、英、美、法、德等多國文字和傳真照片，向世界介紹了這批文物中的代青花瓷，引起世界廣泛朝隻有短短90餘年歷史，且戰亂頻起，留存青花瓷極為稀少，因而極其珍貴。高安出土代青花瓷器，數量在世界各大博物館中名列第三，中國第一。古代高安並不產高檔瓷器，卻發現了數量如此之多、品質如此之高的稀青花，確實讓人無比青花是當年皇室御用之物，民間不許私藏，在偏遠的高安小城，為何出現了？官方文獻沒有任何記載，高安民間眾說紛纭。幾百年來，為尋找這批寶藏，地方官紳、軍閥土匪曾經上演了不少腥風血雨的鬧劇，甚至侵華日軍聽到風聲，也企圖找到寶藏。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批寶藏消失在歷史的迷霧中，直到40多年前的那次偶然發現。

時間再回溯到1941年12月25日，聞名中外的第三次長沙會戰“高奉戰役”打響。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三軍第十二師在高安和奉新一帶與日寇浴血奮戰3天，參戰的兩個團陣亡官兵1000餘人，其中有碑文記載的673人。戰後，人們在高安龍潭鎮老虎山修建了抗日英雄紀念公墓。幸存下來的第十二師司號長尤漢清沒有隨部隊離開，而是選擇留下來，做了守墓人，這一守就是幾十年。

新中國成立後，龍潭老虎山抗日烈士紀念墓被國務院列入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遺址名錄。尤漢清57年如一日守護著公墓，每年的清明節和鼕至日，他都帶領兒孫們到公墓祭奠先烈，風雨無阻，從未間斷。他去世前，要求兒子把他葬在公墓中，一定要同戰友長眠在一起，而且要繼續“站在隊伍前面，行使司號長的神聖職責”，同時要求子孫後代接力守護公墓。

上面的三個事件獨立存在，且時間跨度很大，要在同一審美體繫中展現，很容易造成形式上的“漏光”和內容上的“散光”，這個問題讓我糾結了很長時間。後來，我決定將小說的基座深植在一個不起眼的村莊——龍灣村。在這個與我家鄉的山水高度相似的村莊，我很快找到了感覺，仿佛又回到生我養我的故土。筆下的那些人、那些事，時時喚醒著生命之河中流淌的關於故鄉的記憶，好像見到一個個故人，重溫一件件往事。

每一次創作過程都會是一次既陌生又熟悉的行走，陌生的是無法預知的人和事，熟悉的是腳下這塊厚實的故土，時時給我的創作以最溫暖的安全感和對文字揮灑自如的駕馭感。

程暉

2023年9月6日《文藝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