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楚的敘事綿密、敏感、抒情而又內斂，在殘酷與柔情中曲折推進，雖然並不承諾每一次都能抵達溫暖，但每一次都能發現至善的力量。

——“魯迅文學獎”授獎詞

張楚是一位對日常生活處理得非常精細的小說家，他的作品有精彩的故事細節，還有充沛的感情鋪墊。他的小說在敘事中充滿了詩意，總能夠讓讀者既獲得故事的真實，同時又得到情感的滿足。他的小說語言樸實真誠，透露出純熟的風格和沉靜的氣質。

——“茅盾文學新人獎”評語

張楚以誠實的寫作姿態，敏銳洞察小鎮人物所面臨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焦慮，表達自己對於生活的追問和思索。他把社會底層的小人物塑造得個性鮮明，從而為讀者打開了一個沉默的世界，從而擊中了讀者內心至為柔軟的地方。同時，對於處在躍升期的張楚來說，他以不懈的寫作悄悄進行風格轉變。這種轉向既是文學創作意義上的“變法”，也是他對自身寫作慣性的主動挑戰。張楚用自己的變化，證明著變化的自己。

——《人民文學》“未來大家TOP20”評語

蜂房

一

發燒的那天晚上，陰歷八月初二，是我招呼朋友們喝的酒。我的意思是喝點酒，沒準燒就退了。我想不起來是否嘔吐過。不過我記得我量了體溫，37.6℃。量完體溫我打開電視。我喜歡看本地衛視的“魔術揭秘”。主持人是個比鷺鷥還瘦的男孩，在揭露魔術障眼法的過程中常常忘了臺詞，這讓我懷疑他其實是個狡猾的魔術信仰者，他揭秘的目的不是讓觀眾對魔術失去信心，而是讓觀眾更加迷戀魔術。可惜看著看著我就睡了，等被電話驚醒，電視裡正推銷一種治療腦出血的精密儀器。

“睡了？”

“啊的。”

“還燒嗎？燒的話用冰塊敷敷。冰箱的冷凍層裡有兩袋冰塊。對了，還有兩根小豆雪糕。你喫一塊吧。你晚上去哪裡了？”陸西亞的聲音很小，“睡吧。明兒早晨我給你煮粥。”

“親親我……”

“要是燒得厲害你就蓋棉被。棉被你知道放哪兒了嗎？對，就在櫃櫥的頂層，上面全是鼕天的毛衣。棉被裡有臭球，你把它拿出來，放到床頭的抽屜裡。明年還能接著用的……”

我剛掛掉電話，鈴聲又響了，“還有什麼事，西亞？”

沒人說話。我聽到一種類似動物的粗重喘息。

“西亞？”

一個男人的聲音：“靠。西亞誰呀？我不是西亞，不認識我了？你怎麼樣三哥？”

“……”

“怎麼？聽不出來啊？彪乎乎的！連我的聲音都聽不出來！”

“老四嗎？你是老四？”

“沒錯，是我！我在富麗華酒店唱歌呢。”他憋嗓子說普通話，口音裡那種洗不掉的海蠣子味兒被衝得很淡，“唱著唱著就突然想起你們這幫貨，就翻電話簿，打了七八個電話，就你的打通了！這幫家伙怎麼都睡這麼早啊？”

我就是這時犯的酒勁。酒勁上了我就磕巴，而且聲音哽咽。我相信當初老四被我打動，可能正是因為我煽情的腔調給他造成了錯覺。

“你別哭，我好好的。我這不好好的嗎？”接下去我忘記他說了些什麼。他是我大學時的鐵子。我反復揣摩著他的模樣。我們有七八年沒見面了。這七八年裡，關於他的消息寥寥無幾，那些老同學提到他時總是輕描淡寫，譬如他們說，“老四和人打仗進局子了”“老四花三萬塊錢進了財政局”“老四結婚了”“老四貪污公款二進宮了”。之後關於他的消息就沒有了，在我印像中，他還在監獄裡蹲著。

“我很好，你放心吧，三哥。”

短暫的熱情過後我們都陷入了沉默。窗外夜行車的光亮不時滑篩出柔弱的光亮，光亮裡一些飛蛾撲稜著飛。我覺得該是告別的時候了：

“有時間……過……過來玩吧。挺想你。”

“好。再見啊三哥。”

放下電話我就在沙發上睡著了。我太需要睡眠了。近幾天我總是無休止地做夢。

二

每年九月中旬，我都會生場病。也不是什麼大病，無非是痢疾、感冒或者干燥性鼻炎。時間很短，床上躺兩天，打幾瓶點滴，也就痊愈了。但今年這樣的持續低燒讓我煩躁。在家休息了三四天，喫了瓶撲熱息痛，上身還時常拱出一小串冷。我隻好穿上了陸西亞給我織的毛衣，這讓我有點滑稽，我下身還穿著短褲。我去喝酒時也這種打扮，他們嘲笑我真是個有個性的人。

生病之前我剛送走周虹。她是我高中同學。高中畢業後我就沒見過她。那時她常和我鑽一條修建於抗日年代的破地道。黑暗中她喜歡摟緊我的腰，貼著我的耳朵呢喃，她“一生中的理想”，便是離開這座以地震著名的城市，“我害怕地震，你想想吧，那些十幾層的樓房在三秒鐘內坍塌，然後樓板、家具、糧食、下水管道鋼管、糞便和熟睡的鄰居，統統壓在我身上，把我的腸子和腦漿擠出來，”說到這裡她身體通常像征性地顫抖兩下，“我覺著，我早晚有天會被地震逼瘋的。”大學時我們鮮有聯繫，對她的貿然來訪，我多少有些意外。她在小鎮待了兩天，她說這次是因公出差，到北京采訪一位獨立電影導演，這導演拍的一部紀錄片，剛在康城國際電影節上獲了獎，“我順便來看看你，”她吸著香煙說，“你沒什麼變化嘛，和你十八歲時一樣老。”

那天晚上周虹在我夢裡出現了。她穿著條藕黃色連衣裙，在操場上做廣播體操。她連續不斷地做著起跳運動，一刻也不停歇。我覺得疲憊至極，睜開眼，已凌晨三點。我拿出根香煙，還沒抽，手機突然響了。

“是三哥嗎？”老四的聲音略顯疲憊，“我現在到山海關高速路口了。你開車來接我吧。我朋友對京瀋高速不是很熟。”

“你說什麼？”

“你打個車來接我吧。我朋友開寶馬送我來了。我們不知道怎麼走了。”

“送你去……去哪兒？”

“唐山啊。你不是說讓我有空去看你嗎？我現在就空得厲害。”

我一下子變得比沒發燒還清醒。我想他一定瘋了。除此再沒更好的理由。要麼他就是和我一樣在發燒，甚至比我燒得還厲害。他在的那座城市，那座盛產廣場和美女的城市，離我這兒足有兩千裡，他深夜來看我？

“我從沒去過山海關，”我盡量保持冷靜，“山海關離我們這兒還有367.5裡，”我希望能盡量用數字說明問題，“你讓你朋友送到唐山。到唐山給我電話好嗎？”

他爽快地應允。我手裡攥著手機，開始琢磨是否收拾下我的狗窩。對於遠方來訪的朋友，我的房屋過於邋遢，而且電冰箱都變烤箱了，電飯鍋開關經常漏電，客廳的木質地板已半年沒打蠟，堆砌著雜志、髒襪子和避孕套。當然，我隻是這麼想了想，我想著的時候已經睡著了。也許我本來就是做著夢想這些事情的。

三

早晨七點，老四來電話說，他到了唐山。我開始在房間裡走來走去，我懷疑我打算去接他的想法是否正確。後來我給西亞留了便條，說我出去一趟，早飯她自己喫好了。然後我打了輛出租。小鎮離市區尚有七十裡。司機是個新手，開車比蝸牛還慢。到了市裡又接連踫到堵車和紅燈。老四大概等得不耐煩，其間又打了七次電話。他說，朋友已開車返回大連。他說，他正在順著北新道收費處往南走。他說，他很餓，昨天晚上他沒喫飯，隻喝了兩瓶白蘭地。後他問：“你們這裡怎麼這麼多蜜蜂？剛纔有個小伙子騎車經過，竟被蜜蜂蜇得連人帶車栽倒在路上！天，我的天，”我聽到他驚詫的喊叫聲，“它們又來了！黑壓壓的……”

我見到老四時他正躲在一棵松樹下。他的樣子讓我覺得很可笑：他的兩隻耳朵上分別裹著兩隻黃色塑料袋，一個公文包像朝鮮婦女頂著瓦罐那樣技巧性地頂著，而兩隻手縮進了襯衣袖口，總之他把自己裹得密不透風。見到我時他眼睛裡流瀉出的驚恐之色尚未退卻。他就這樣耳朵上戴著兩隻干癟的塑料袋和我擁抱。這和我想像中的相逢場景驢唇不對馬嘴。

“你們這裡有很多養蜂場嗎？”他說，“剛纔飛過來一群黑雲，近了纔看清，原來是蜜蜂，沒有十萬隻也有九萬九。”他推了推眼鏡。他以前的黑框眼鏡換成了無框樹脂眼鏡，這讓他的臉比多年前顯得虛胖，“剛纔有隻小蜜蜂，竟然飛進了一個女孩的耳洞裡，被卡住了，疼得那女孩又哭又叫，眼淚把臉上的妝都衝花了，我幫她取了出來。”為了證實他的話，他把我領到了一個垃圾箱旁邊。我真的看到了許多蜜蜂的尸體，金燦燦鋪了薄薄一層，有幾隻還在蠕動，“這是落幫的，被人用笤帚打死了，”接著他問，“我頭上有疙瘩嗎？有好幾隻剛纔蜇到我了。”

我說沒有。我留意到他的白色鱷魚T恤浸著紅色污漬，無疑是灑濺的紅酒，他的皮鞋也沒打油。我聞到他身上散發著女人的香水味兒。他好像並不是剛從監獄裡出來。

我和他互相換煙抽。我想表達一下我對他的感激，或者試圖恢復到大學時代那種親密無間的狀態。這種念頭和見到周虹時的念頭完全不同。見到周虹時我已經認不出她了，她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對陌生人應該保持必要的距離，我隻朝她笑了笑。她黃色的毛寸和灰褐色的套裝讓她仿佛是塊烈日下暴曬的核桃仁。像多年前打招呼的方式一樣，她朝我擠擠眼睛：她的單眼皮已經拉成雙眼皮，茂密的假睫毛把她的眼仁割成許多片幽暗的碎光。大家都這麼干燥。

“我沒耽誤你工作吧？今天好像是禮拜一，”老四問，“你有摩托車嗎？”

我說有一輛，但去年出車禍時被撞得粉碎，就剩倆破輪胎和一個發動機了。

“要是沒毛病就好了，”他指著香煙盒說，“西柏坡？是不是在你們唐山？你上你的班，我騎摩托去西柏坡玩半天，晚上再找你喝酒。”

我說西柏坡在石家莊，離我們這裡有千把裡地。

“那很近啊。騎摩托大概四個小時就能到。”

我耐心地告訴他，坐特快火車到西柏坡也要五個小時。去那個革命聖地要經過天津、廊坊、北京、正定、保定、巨鹿，再說了，高速讓騎摩托車嗎？

“能行。”他滿有把握地說，“我在大連就常常上高速上飆車，快時時速兩百公裡也有了。我去瀋陽都是騎摩托，尤其是晚上飆車，車少，特別爽，我從不戴頭盔，戴上頭盔就看不到星星，也聽不到濱海公路旁的濤聲。”他似乎留意到出租車司機抿著嘴竊笑，他安靜下來。七個小時的旅途終於讓他徹底放松了。他的頭仰靠著座位，眼睛盯著車篷。

“你結婚了嗎？”

他說：“兩年前就結了。”

“有孩子了嗎？”

他說：“沒有。”他笑著解釋，他老婆總共懷了四次孕，但每回都是五六個月時，悶死在子宮裡，“如果他們還活著，的那個，應該都會跑了。”

我覺得我該安慰安慰他，可他沒有絲毫沮喪或者憂傷的神態，他看上去就像在談論別人的事情，“沒孩子好，離婚方便。”他盯著我，“結婚有什麼好處？什麼好處都沒有。我以後是不結婚了，不結婚，有些事情能解決得更方便。天……三哥，那些蜜蜂。看，蜜蜂。”

我朝窗外看去。一堆黃雲正沿著高速公路上空流淌，在耀眼的陽光下它們仿佛是塊液化了的金子。它們流動的速度一點不比我們的車緩慢。隔著玻璃窗我們能聽到那種翅膀急速振動的巨大的聲響。後來連車玻璃也隨著聲響開始共振。它們飛得越來越低。我們屏住呼吸，濃烈的花香已經彌漫在空氣裡。

四

到達小鎮，已經是中午一點。我帶老四去了快餐店，靠臨窗的位子坐下。天氣很熱，座位旁邊剛好是臺櫃式空調。我要了兩杯扎啤，一盤紅燒泥鰍，一盤香菇鴨片和一盆牛尾湯。老四盯著窗外的小商販發獃。我突然想起來，前幾天周虹來訪，我們來的也是這家快餐店，坐的也是臨窗的座位，我們也要了兩杯扎啤，甚至那天點的菜和今天的完全相同。當我意識到這一點時我有些不安起來。

他或許真的餓了。上大學軍訓時，他一頓早餐就能吞掉五個花卷。現在我盯著他在五分鐘內干掉了一扎啤酒，喫掉了四條泥鰍，啃掉一截粗壯牛尾。他喫泥鰍的方式很獨特：他揪著泥鰍尖細的黑色頭顱，牙齒間輕巧地一擼，等牙齒咀嚼時，他的手指間隻捏著條長骨刺。有那麼片刻他望著手指上的魚骨不知所措，像不相信那是他喫剩的。他乜斜著我，咧嘴笑了笑。我很欣慰他這麼能喫能喝。我想起來這個擅長失戀的家伙，每次和女人分手後，自己喝斤“燒刀子”，床上滾一宿，翌日起床他就會忘了那些應該忘記的人。他一直是個聰明人。

“這是我的離婚協議書，”他猶豫著從公文包裡掏出張紙片，“她不肯簽字。她就是不肯簽字。”他的手指攪拌著杯子裡的啤酒，間或將手指頭塞進嘴裡，嬰兒那樣吮吸著。

我留意到一隻蜜蜂停駐在玻璃窗上。它圓潤的小腹晶瑩剔透。我突然想起了高速公路上的那群蜜蜂。它們到達小鎮了嗎？

“我們結婚兩年半了，這張協議我簽了兩年零五個月。我就等著她心甘情願地簽字。我不想逼她。”

我突然想點根香煙。我對這樣的談話缺乏興趣，但我必須流露出那種渴望傾聽的欲望。而這似乎頗為重要。可為什麼這些失去聯繫十多年的人，在這個秋天，千裡迢迢跑到小鎮和我喝酒？他們隻想暗示我，他們過得多糟或者多好？他們以為我比他們活得多好或者多糟？那天，周虹在酒桌上提到了她丈夫。她說，那個比她大二十歲的儒商是業界天纔，經營著家房地產公司，身價逾億。她說話的口吻並沒有炫耀的成分，她隻是把這個事實傳遞給我，是的，她隻是讓我和她一起驕傲。在旅館裡我們喫了很多杧果。她用瑞士軍刀把杧果切成薄片，遞給我時她猶豫片刻，後來，她走過來，對我說，張開嘴。我就張開嘴。她說伸出舌頭，我就把舌頭伸出來。我為什麼要張嘴，我為什麼要伸舌頭呢？我不僅張開了嘴，伸出了舌頭，還把杧果片小心著吞咽下去。一起吞咽的還有她的手指。她的手指有點咸。她的手指蹭著我的牙齒。不光蹭了我的牙齒，還蹭了我的嘴唇、鼻子和喉結。當她抱住我的頭顱時，我的耳朵貼住了她溫熱的、跳躍著的乳房……後來所發生的細節，我沒任何記憶，我隻是感覺我被她硬生生地強奸了，而不是我和她愉快地通奸。她已非多年前那個害怕地震的女孩。她那時怕天花樓板把她的身體擠成三明治。她以後不用害怕這些東西了。多好。

“你別勸我，沒用，你不知道我多厭惡她，”他安慰我，“天下毒婦人心，她是我這輩子遇到的厲害的女人。我真想弄死她。”他聲音亢奮起來，“她已經給他們家人寫了遺囑，說哪天她要是死了，一定是我干的。”他把另一條泥鰍剔成一根骨頭，“三哥，電視，你看，電視……我沒忽悠你吧？”

快餐店的電視裡正在播報午間新聞，幾個客人也在看。我聽到女播音員有些顫抖的聲音：

今天上午八點，我市出現群蜂。它們成千上萬地徘徊在市區。12點正是下班高峰，已有數十名路人被蜜蜂蜇傷。為保障市民安全，市消防支隊特勤二中隊的消防戰士穿上密不透風的防蜂服，開始力克群蜂。隻見消防戰士手拿高壓水龍頭，對著樹上、電線杆、牆上的群蜂用水一陣猛衝，蜜蜂如密雨般紛紛落下，頃刻間，整條路上全是蜜蜂尸體。半個鐘頭後，機場中路的餓蜂被徹底清除了。消防車又開向其他被蜜蜂占領的路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