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歸西北會風雲(自序)
徐兆壽
2010年至今,是我生命中的重大轉折期。準確說,是2012年。那兩年,我在復旦讀書。
2012年之前,我是一個典型的西方文化信徒。盡管我上的是中國語言文學專業,可滿腦子都是西方文學。2010年鼕天,我重點在看幾個人的作品:荷馬、喬伊斯、納博科夫,偶爾會看一下君特·格拉斯、奧爾罕·帕穆克、本哈德·施林克,但看著看著就都覺得太輕了。我要寫的是中國的大西北,那裡盛滿了中國古代盛世的歷史,但現在一片荒蕪。他們都太輕,太現代,唯有荷馬的史詩能與其匹配,但即使如此,我依然還是融合他們寫下了《荒原問道》。當然,在書名中用“問道”二字還是試圖要回到中國語境中。
在那部作品中,我以西方的方式理解了中國的傳統與現代,寫了兩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史。2012年暑假,它基本完成了。但是,也正是完成它的時候,我就轉向另一部小說的寫作——《鳩摩羅什》,它使我徹底轉向中國的傳統。故而我總是說,2012年是我轉向中國傳統文化的時候。
現在已經十年了。
1992年畢業至2002年的十年,是我人生的一個時期,那時候主要寫詩。2002年至2012年是寫小說。2012年以後到現在的十年是做學術,當然也寫小說與散文,散文居多。我曾向作家孫惠芬老師說過,每隔十年,我總是有一個大的轉變。她問我為什麼是十年。我不知道。那時我無法回答她。現在我基本能回答了。它與天道有關。一個天干輪回一周是十年,很多歷史都是以十年為一個轉折期,人生也一樣。
這十年,我是從上海、北京往西走,先是回到蘭州,然後從蘭州再往西走,向河西走廊,向古代的西域如今的新疆和中亞走。絲綢之路是我的寫作和研究路徑。同時,中國傳統文化是另一條副線。後來,它們走到了一起。某種意義上說,我的文化研究是走出來的,不是僅僅從書本上得到的。在這一方面,我敬仰司馬遷。
這本散文集,是我關於研究西部和中國傳統文化的一些文章的精選,取名為《西行悟道》。從哪裡向西行?我原來以為是從蘭州往西走,後來就發現不是,是上海和北京,更多的是上海。
在復旦的時間僅有三年,其實是兩年,第三年是寫論文,大多數時候
在蘭州。在那兩年裡,我幾乎每天都在思考和回答何謂西部、何謂傳統的問題。會遇到各種各樣的人與我談西部,或者我會將西部與上海對比看。
大多數時候是出租車司機。他們會問我,從哪裡來?在干什麼?我如實回答。他們會說,復旦大學啊,好啊,中國好的大學。然後,有的人說,蘭州啊,我八十年代去過,一個小城市,有一條河,河兩邊有一些樓和其他建築。他們就是不說黃河。也有司機說,沒去過,我遠到過西安,再往西就沒去了。他的口氣裡,再往西便不是人生活的地方。
也有沒來過西部的博士同學,他的印像裡我們這裡全是沙漠和駱駝。那時,我還在旅遊學院,我們學院的同事們都曾遇到過相同的故事。總是有人問我們,你們那裡有電嗎?一開始我們都還有些不高興,甚至氣憤,後來都不生氣了,而是微微一笑說,沒有。他們便高興了,問道,那你們是怎麼上班的?我們就說,我們西部人,一般沒什麼干的,所以睡到自然醒,然後騎著駱駝騎著馬去上班或上學,去單位後也沒什麼要緊事做,繼續唱歌、跳舞、讀詩。他們說,好啊好啊,那你們晚上怎麼喫飯?我們說,因為沒電,我們一般都是點著蠟燭喫飯。他們便大喊,哇,燭光晚餐啊?好浪漫啊!我們總是自嘲地說,唉,沒什麼,我們還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我知道,很多人完全是靠想像在理解西部,我當然也知道,這是我們宣傳的“效果”。我曾在南方不止一次遇到過這樣的情景,一如我們一遇到雲南和廣西的人,就覺得他們都曾站在山頂上唱歌,其實他們跟我們一樣都住在都市裡,沒有山頂可爬,有些人根本不會唱歌。當然也像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歐美人對東方世界的想像,薩義德實在看不下去這種妖魔化東方世界的情形,便寫下幾本書。任何時代任何地區,人們都會因為信息的接收而產生遮蔽,也會不自覺地產生中心與邊緣的感受。
另一種情形是我自己的對比。比如,上海人的國際視野、高效、文明、講實際、講信義等都是西部人學習的,他們喫你一頓飯,就肯定會為你辦一件事,要麼就不喫。不像我們這裡,飯喫完了,酒喝大了,事情卻沒說,說也要等著下一次喫飯時再說一遍後去辦。酒喝不好是不能說事的。很多南方的商人到這裡來多有不適應。我也仔細研究過,從《史記》中所記述的西羌、月氏、匈奴人到現在的西北人,似乎一些根本性的東西並沒有變,比如義氣,這是西北人所獨有的,因為長居西北方,而西北在五行上屬金,在八卦方位上又是乾位,天生是英雄生長的地方,看不起小錢,但往往也掙不了大錢。遇到戰爭時代,西北人就遇到了好時光,可是太平年代時,西北人就像英雄末路。所以我有時候想,很多人都想讓西北變成上海,這可能嗎?它如果丟了自己的屬性,未必就是好事。但在這種義氣和英雄主義的背後,藏著的是另一面,是難以訴說的缺點,不說也罷。
在那間孤獨且被海風日夜吹打的博士宿舍裡,尤其是在寒冷的鼕夜,我幾乎夜夜都看見自己行走在荒原上。這大概是我寫《荒原問道》的原因。而博士畢業後回到西北,我便把自己的目光和行動毫不猶豫地鎖定在古老的絲綢之路上,且不再向東,而是一路向西,向古代走去,向天空走去。那裡是天地間的樓宇:昆侖。
所有思想和情感都是在這種轉身向西的過程中寫下的。也許有些過於熱烈,所以也不免偏狹;有些過於孤獨,所以也不免不被理解;有些甚至過於深奧,也不免被人誤解。但我接受這樣的偏狹和誤解。這是我作為一個人的局限,也自足於這種局限。
由是我想感謝的是復旦、上海,和我的老師陳思和先生。沒有那幾年在上海的學習,我就不可能站在遠處看西部,也不可能深入地思考西部,並不斷向東部的人們回答何謂西部。尤其是當我住在復旦的學生宿舍裡寫作《荒原問道》的時候,我似乎就把靈魂完全地交給了西部。地質學家說,在2.8億年前,整個西北是波濤洶湧的古老大海,現在的戈壁、沙漠便是那時的海底世界。真是滄海桑田啊!這樣說便令人喜悅。我也心領神會,在我的生命深處,有一片古老的大海一直在澎湃著,洶湧著。正是在上海,它和另一片現在的大海神秘地相遇並共鳴了。我的老師陳思和先生一直給我們講他的老師賈植芳先生的故事,賈先生曾在新疆工作過,對西部有特別的感情。前些年,陳老師把賈先生的書都捐給了河西學院,在河西走廊的中部建了一個圖書陳列室。陳老師曾帶著我們一眾學生——部分已經是成名的大學者——多次到西部去遊學,感受賈先生走過的西部大地。而陳老師的父親也是在支援大西北的時候仙逝於西北,故而他對西部有著特別的感情。他曾對我說過,中國的西北,有遼闊的山河,那裡裝滿了偉大的悲情和歷史故事,是能產生偉大作品的地方。很多時候我在想,我其實是應了他的這句話回到西北的,或者說從上海重新回到蘭州的。
當然,還有北京。尤其是已故的評論家雷達先生。我的大多數文章,他都看過,甚至向一些刊物推薦過。我在他去世時的一篇文章裡也曾說過,我將繼續帶著他遊歷古老的大西北。
由是,我把這本書獻給荒涼的大西北、繁華的上海,獻給我的老師陳思和先生,也獻給已故的雷達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