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十八年(1892年)，是日舁昌歷史上發生重大 變化的一年。這一年，日昇昌由過繼到李箴視名下的 次子李五典開始執領號東。他大膽選撥人纔，果斷決 策，聘請自幼入號、票業經驗豐富、敢於用人、善於 用人的張興邦擔任總經理。從此，日昇昌步人鼎盛階 段。李財東家族每年從票號、錢莊、商號的收入，以 白銀百萬兩計。隨著李五典兄弟的成長，財東內部直 接插手號事的現像與日俱增，宣統初年，東伙矛盾達 到白熱化程度。
年(1909年)，日舁昌再次算完大賬，為調 整家族內部利益，開始醞釀新的銀股構成格局。
宣統二年(1910年)，日舁昌財東決定聘請郭樹柄 任總經理，梁懷文、尹光鐸、柳芬3人擔任副總經理 。財東李五典直接參與票號管理，並調整銀股結構。
以上東伙5人，各享人力股1股。銀本則調整為382800 兩，每股12000兩，分為李家老門1股，3門各10．3股 ，共計319股。另外，二門、三門各享受空股1．7股 ，大門享受空股O．7股。空、銀股總計36股。從此， 日舁昌在經營管理中，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形式被 徹底破壞，東伙間人人負責、人人又都不負責的問題 一天比一天嚴重起來，像李五峰、李宗靖等財東經常 隨便提取號銀也無人過問。副總經理梁懷文秉公理事 ，總要受到財東和總經理的反對。日舁昌的危機日益 加深。
民國三年(1914年)九月初一，日昇昌北京分莊經 理侯垣，為祁票號擔保受累，在京師地方廳 的逼迫恐嚇下，攜伙友及賬簿離京回到平遙。這天早 晨，北京分號未開門營業，被債權人告到京師地方廳 。不久，北京分號及平遙總號，牽連李財東西達蒲老 家，均被查封。李五典、李五峰兩入被縣衙署扣押， 當時任總經理的郭樹柄藏身躲避。日舁昌陷入不可自 撥的泥潭之中，各地分號紛紛關門停業。幸虧已經離 號回鄉的原副總經理梁懷文挺身而出，周旋於眾債權 人、商會以及京師地方廳、檢察廳、司法部之間，陳 述情況，交待詳情，以求諒解，纔使日舁昌暫免破產 。民國十一年(1922~F)，對債權人實行二折頂債，以 債入股，債權人做了股東，日舁昌纔重新復業。日舁 昌照牌保留，改做日舁昌記，李財東隻領照牌銀1000 兩，股東改由債權人擔任。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民國 二十一年(1932年)。
之後，以日舁昌舊址後院為營業地，目舁昌部分 舊日伙友集股成立了“日舁昌銀號平遙總號”，經營 到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4月，同時將銀號改為錢莊 ，同年9月歇業。
從道光三年(1 823年)創立目舁昌開始，到民國 二十一年(1932年)改營銀號到改營錢莊止，日昇昌幾 經變革，歷盡滄桑，共計126個春秋。
在日昇昌百餘年的歷史上。日舁昌的創建年份一 直眾說紛纭。其中較有影響的幾種說法有：嘉慶前後 說、嘉慶二年(1797年)說、道光四年(1824年)說、道 光三年(1823年)左右說等。
“嘉慶前後”說，出自侯兆麟(侯外廬弟)先生《 近代中國社會結構與山西票號》； “嘉慶二年”說，出自範椿年先生《山西票號之 組織及沿革》； “道光四年”說，早出自衛聚賢先生《山西票 號史》； “道光三年左右”說，出自黃鋻暉先生《山西票 號史》。
筆者提出日舁昌創建於道光三年(1823年)，依據 有三：一是基於豐富掌握票號史料的石生泉先生親眼 所見道光九年(1829年)日昇昌萬金賬序文。序文中有 頭一賬期6年，現要改為4年一個賬期的史實。而道光 九年(1829年)往前推算6年，賬期的頭一年，也 就是創立的那年，應為道光三年(1823年)。二是基於 筆者曾經見到過的1893年、1909年日舁昌兩個大賬期 的有關分紅的記載。這些記載都證實石生泉先生所說 從道光九年(1829年)以後改為4年一個賬期是可信的 ，那麼賬期6年說法也是可信的。三是平遙市樓 現存碑文中，嘉慶十八年(1813年)重修市樓碑記中， 有西裕成的記載，道光十七年(1837年)，已無西裕成 ，而有了日舁昌的記載。加之《清稗類鈔》中，有嘉 慶二十四年(1819年)西裕成捐款記載，日舁昌成立時 間在1 819～1837年間是無疑問的。綜合石生泉、黃 鋻暉等先生的科學分析和結論，日舁昌創立時間在道 光三年(1823年)是有充分依據的。
至於日舁昌創始人財東的說法，有李大全之說， 又有李正華之說，還有李箴視之說。筆者認定李大全 為創始時財東，主要依據為李藏視合葬墓志銘。李箴 視生於嘉慶十六年(1811年)，到道光三年(1823年)僅 13歲，到道光六年(1826年)纔16歲，當時年僅13歲的 李箴視創立票號是不可想像的。李財東數代以商賈為 業，李大全一代與雷履泰等伙友共創日舁昌票號，是 條件具備和時機成熟的必然結果。至於李正華之說， 則屬誤傳。光緒八年(1882年)《平遙縣志》載，李正 華與李箴視並非一人，與達蒲李家也沒什麼關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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