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本序
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作家群中，非常重要的有三位。海因裡希·伯爾，他的名字同“廢墟文學”緊密相連，人們稱他為“小人物的兄弟”。一九七一年，他的長篇小說《女士及眾生相》（又譯《萊尼和他們》）問世，次年，他成為第六個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德國人。伯爾的許多作品已經有了中譯本，他是我國讀者所熟悉的外國作家之一。阿爾諾·施密特，這個名字在我國是比較陌生的，他被認為是德國的詹姆斯·喬伊斯，他的作品幾乎是無法翻譯的，然而，由於他的文學素養很高，很多德語作家都要讀他的著作。這兩位作家都已經去世，現在仍在從事創作活動的，就是君特·格拉斯了。《鐵皮鼓》是他的部長篇小說，也是他的成名作，發表至今已近四十年了，在世界文壇已有定評。一九八七年年初，當譯者終於完稿擱筆之時，建設出版社也預告這部小說即將與民主德國的讀者見面了。
一九五八年十月，“四七”社在阿爾高伊的阿德勒飯店聚會。“四七”社是一個松散的文學團體，既無綱領，也不發會員證，在作家漢斯·韋爾納·裡希特的主持下，每年聚會一次，作家們在會上朗讀各自的新作，當場聽取評論，該社就以這種方式來推動文學創作與評論的發展。從一九五○年至此，“四七”社共評過五次獎，獲獎者是君特·艾希、海因裡希·伯爾、伊爾澤·艾興格爾、英格博格·巴赫曼和馬丁·瓦爾澤。這一次聚會時，來了一位年輕人。他來了，朗讀了，勝利了。君特·格拉斯，他從巴黎到此地，來時囊中無幾，他朗讀了長篇小說《鐵皮鼓》的章《肥大的裙子》，與會者一致認為，這部作品生動、感人、清新，並同意授予他“四七”社獎（三千馬克）。次年秋季，格拉斯同他的《鐵皮鼓》一起在法蘭克福國際書展上露面。這部小說的七種外文譯本的版權已被買去。就在這一年，聯邦德國的圖書市場上還出現了一批長篇小說：烏韋·約翰遜的《雅各布的揣測》、海因裡希·伯爾的《九點半打臺球》、西格弗裡德·倫茨的《面包和運動》、魯道夫·哈格爾施坦格的《眾神的玩物》、奧托·弗裡德裡希·瓦爾特的《啞巴》、格哈德·茨韋倫茨的《死去的男人們的愛》等。在此之前，文壇的中心議題是長篇小說的危機，而此時，連外國通訊社也報道說，聯邦德國的“文學也進入了繁榮時期”。
君特·格拉斯，一九二七年生於但澤。這是一個海港城市，有著多災多難的歷史。但澤曾屬漢薩同盟，後歸波蘭。俄、奧、普第三次瓜分波蘭時，又劃歸普魯士。次大戰後，改為自由邦，由國際聯盟代管。納粹德國又以“但澤走廊”問題為借口入侵波蘭，點燃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戰後，但澤劃歸波蘭，今名格但斯克。格拉斯的父母，一方是德意志人，一方是波蘭人。一九四四年，他被征入伍，當空軍輔助人員，同年受傷。一九四六年，當他從馬利恩巴德的美軍戰俘營獲釋時，他已經是一個無家可歸的難民，因為被劃給蘇聯和波蘭等的德國東部土地上的德國人都被驅趕了。格拉斯先在希爾德斯海姆的鉀鹽礦當礦工，接著到哥廷根打算通過中學畢業考試，但一上歷史課他就反感，終於放棄。一九四七年他到杜塞爾多夫學習石匠手藝。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在當地藝術學院學習，兼當模特兒並在一個爵士樂隊演奏。一九五三年他遷到西柏林，繼續學習雕塑與版畫。一九五五年，他的《幽睡的百合》獲斯圖加特電臺詩歌比賽頭獎。次年，他的部詩集《風信雞的優點》出版，他舉家遷居巴黎。這是一段艱辛的歲月：
我的房間無風
虔誠，一支香煙
如此神秘，誰還敢
提高房租
或者打聽我的老婆。（《信經》）
他住在巴黎拉丁區一幢後排樓房裡。盧赫特漢德出版社給他每月三百馬克的津貼，讓他維持起碼的生活並寫作劇本。長篇小說《鐵皮鼓》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產生的。格拉斯說，他當時連德語的正字法都還沒有完全掌握。
一九五九年底，不來梅文學獎評選委員會決定授予格拉斯獎金，但不來梅市政府不予承認，表面的理由是《鐵皮鼓》褻瀆上帝、有傷風化，真正的原因是認為這個小胡子作家是個“有頭腦的無政府主義者”，亦即對當時的阿登納政府持有不同政見。市行政當局干涉獨立評獎委員會事務被公眾輿論目為一件丑聞，這自然也未能阻止這部小說贏得更多的讀者並被譯成更多的語言。一九六○年德意志評論家協會授予格拉斯文學獎，一九六二年他又獲得法國的文學獎。《鐵皮鼓》初版後的四年間，給格拉斯帶來了四十萬馬克的收益，使這位“經濟奇跡”時期持不同政見的作家成了“經濟奇跡”的受益者。
一九六○年，格拉斯定居西柏林。他的一些劇本，如《惡廚師》（1961）等先後上演，第二部詩集《三角軌道》（1960）出版，接著，他的中篇小說《貓與鼠》（1961）和長篇小說《狗年月》（1963）相繼問世，尤其是後者引起了熱烈的討論。盧赫特漢德出版社把這兩部作品同《鐵皮鼓》一起改版重印時，經作者同意後加上了“但澤三部曲”的副標題。因此，這不是通常意義上的“三部曲”。這三部小說各自獨立，故事與人物均無連續性，把它們聯繫在一起的，是部分情節發生的地點都在但澤。格拉斯說，它們有四個共同點：一是從納粹時期德國人的過錯問題著眼寫的；二是地點（但澤）和時間（1920至1955年）一致；三是真實與虛構交替；四是作者私人的原因：“試圖為自己保留一塊終失去的鄉土，一塊由於政治、歷史原因而失去的鄉土”（1970年11月28日在西柏林同亨裡·普拉爾德的談話）。所以，這三部小說是格拉斯懷著一個有著德、波兩種血統卻又失去家鄉的難民的心情寫的。這種心情同戰後德波間領土問題一樣復雜。民主德國在一九五○年即已承認奧得河-尼斯河一線為德波邊界，聯邦德國則直至一九七○年十二月同波蘭簽訂《華沙條約》時纔予以承認並確認德波兩國間無領土爭端。當時，格拉斯是勃蘭特總理的“東方政策”的擁護者。
一九四七年初，在一片廢墟的漢諾威的一次大規模群眾集會上，格拉斯聽了社會民主黨領袖庫爾特·舒馬赫的講演。格拉斯說，舒馬赫的“狂熱和他的生硬一方面使我感到抵觸，另一方面，他的論證的正確又使我信服”（同普拉爾德的談話）。他從次參加選舉起，就投社會民主黨的票。一九六○年，格拉斯回到西柏林時，正值威廉·勃蘭特首次作為候選人競選總理。一九六一年，阿登納在雷根斯堡講演，影射勃蘭特是非婚所生。格拉斯被這種人身攻擊所激怒而全力支持勃蘭特。他就此成為勃蘭特的好友，並從一九六五年起的幾次大選中作旅行講演，為社會民主黨競選。在阿登納任總理的時期內，社會風氣是不問政治而隻關注福利與消費。作家和知識分子隻要安分守己，就可能得到各種獎金。“四七”社和後來的“六一”社（以提倡勞工界文學為宗旨）的作家們則關注著一個問題：民主（Demokratie）的本義是人民的統治（Volksherrschaft）。公民難道可以放棄責任，放棄監督的權利，而把國家的禍福交給少數決定政策的職業政治家去掌握嗎？當這些作家或其他知識分子對基督教社會聯盟和基督教民主聯盟政府的政策發表歧見的時候，當他們對德國的重新武裝、單方面同西方結盟、所謂的“社會市場經濟”、德國的分裂以及後來的緊急狀態法公開提出指摘的時候，他們會立即遭到當政者的鄙視和辱罵。格拉斯就是一例。阿登納的後任、“經濟奇跡”總理艾哈德公開把格拉斯、霍赫胡特等作家罵作“”（一種小犬），說他們隻曉得“朝荊棘上蹦”（“螳臂當車”之意）。艾哈德的後繼者基辛格總理也揚言，在魏瑪共和國還有左中右文學，在聯邦德國卻隻有左翼文學，這種文學“不能代表”德國。這就是當時政界與文學界的關繫。在這種情況之下，格拉斯開始直接參加政治活動。他不僅同勃蘭特建立了友誼，而且也明確了他本人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立場。他把社會民主黨的政治觀點——相信在資產階級民主制的條件下有可能通過改革來爭取所有公民限度的平等——同啟蒙運動的精神——呼吁公民的理智，使之樹立社會責任感——結合起來。他對一繫列國際國內的重大事件都發表意見。他的意見表明，他“站在了幾條板凳中間”，左右不討好。他反對國內的“緊急狀態法”（1968）、“教權主義”“反動的同盟政策”，也反對民主德國建立柏林牆；他批評美國（如印度支那戰爭、支持希臘軍人獨裁政府），他抨擊右派施普林格報繫的《圖片報》，也抨擊左派的雜志《重音》；尤其因為他對大學生運動的態度，他被蓄長發的青年目為頭號敵人。格拉斯理解青年一代的憤怒與抗議，但認為他們想通過一次性的革命造反來一勞永逸地改變一切的看法是烏托邦。鋻於當時的社會動亂，聯邦議院通過了緊急狀態法。對此持反對態度者聯想到了魏瑪共和國的危機。那時，剛上臺任總理的希特勒便是利用緊急狀態法取締了納粹黨之外的一切政黨，建立了獨裁政權。這些人因此也擔心大學生過激的行動會導致當局采取更嚴格的警察控制措施而有害民主制。這也是格拉斯的考慮。他的詩集《追問》（又譯《盤問》）（1967）、言論集《論不言而喻》（1968）和長篇小說《局部麻醉》（1969）反映了他這一時期的思想觀點。格拉斯認為，誰要承擔責任和過錯，誰就得有理智。他呼吁青年人的理智，使社會保持“正常狀態”而不是“非常狀態”，隻有在“正常狀態”下纔有可能實現漸進的改革，用他的話來說，就是“修正”。他在寫給自己的子女們的散文《蝸牛日記》（1972）裡進而申述了他的這種觀點。一九七一年，格拉斯在紐倫堡講話中說：“唯有看到和重視進步中的靜止的人、已經有一次或多次停步不前的人、曾經在蝸牛殼上坐過並在烏托邦陰影一側居住過的人，纔能衡量出進步。”他的不要革命隻要“修正”的觀點，在激進的青年一代看來，自然是十分“保守”的。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期以後，聯邦德國整個社會由不問政治轉而變得越來越政治化。作家們也積極干預政治。有些作家也像格拉斯一樣，直接參加政治活動，但他們隻能在政治前臺當跑龍套，卻到不了幕後去。以為“一個大作家便是一家小政府”的看法證明不過是一種美好的自我欺騙。“四七”社的作家們聚會時，也熱烈討論當前的政治問題，然而他們並不能形成一個政治反對派，反倒如詩人恩岑斯貝格所說，“四七”社僅僅是一個“一年隻存在三天、無首都的文學界的中心咖啡館”罷了。“四七”社次聚會，作家們擠在一輛舊卡車裡駛向目的地，而這時，他們聚會的飯店前，停滿了他們的各種牌號的私人小轎車。一九六六年，“四七”社應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之邀，乘飛機繞過地球的四分之一去那裡舉行年會。這個事實表明，這批作家已經成了乘噴氣式飛機旅遊世界的闊佬。格拉斯作了發言，題目是：《論注意到並不存在的宮廷的從事寫作的宮廷小丑日益缺乏的自信心》，他強調文學不同於政治，應放棄宣言與抗議，而“去做些民主的小事情”，他說，“願我們意識到：詩不懂何謂妥協，但我們則靠妥協為生。誰能有為地承受這種緊張關繫，誰便是愚人（小丑）並改變著世界。”二十四歲的奧地利律師，新一代的左派劇作家彼得·漢德克則在會上宣稱，“‘四七’社的作家的創作力已經‘陽痿’了。”一九六七年，“四七”社在維爾茨堡附近的普爾韋爾米勒飯店後一次聚會，鬧革命的大學生舉著橫幅向飯店進逼，在他們的眼裡，“四七”社的作家已經是一個“權勢集團”了。在新左派面前，他們已經退到中間派的地位。快退到可以榮獲聯邦十字勛章的地位，一九六九年，勃蘭特出任聯邦總理，格拉斯窮於應付新左派和新右派。一九七四年，勃蘭特因間諜案引咎辭職，格拉斯也退出政治活動。一九七七年，他發表了長篇童話小說《比目魚》（《鰈魚》），寫體現黑格爾“世界精神”的鰈魚幫助男人擺脫三乳始祖母取得了統治權以及在男人統治下兩性的關繫和婦女的歷史。格拉斯自己講，這部小說已進入了德國家庭主婦的廚房，因為裡面寫了土豆、魚、蘑菇等的烹調術，也可說是一部食品史。一九八六年一月，他在國際筆會紐約會議上反對美國國務卿舒爾茨出場致辭並對國際政治發表了激烈的言論。同年，他的科幻小說《母鼠》出版，寫原子災難下毀滅的地球。評論界認為，格拉斯“過度地在時髦浪潮裡遊泳”，而且就這個主題而言也沒有寫出多少新意。然而，他的創作和活動卻表明了這位德語作家對受威脅的國際和平的關注與擔憂。
長篇小說《鐵皮鼓》是一部現代“流浪漢小說”，繼承了格裡美爾斯豪森（1621—1676）的《痴兒西木傳》的傳統。《西木傳》以三十年戰爭（這是1618至1648年歐洲信奉天主教和信奉新教的君主國之間在德意志的土地上進行的一場戰爭，德意志人傷亡慘重）為背景，《鐵皮鼓》則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背景。格裡美爾斯豪森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和史實為基礎寫了《西木傳》，格拉斯也是如此。西木這個人物，本性純樸，但由於生逢亂世，使他變得機警、狡詐、為求生而不講道德、不擇手段。格裡美爾斯豪森通過西木的流浪與歷險，寫盡了這亂世的黑暗與無道。《鐵皮鼓》的主人公奧斯卡·馬策拉特就是現代的西木。
《鐵皮鼓》共三篇四十六章。開卷寫居住在療養與護理院（精神病院的委婉稱謂）的奧斯卡·馬策拉特，請有同情心的護理員布魯諾買來“清白”的紙，借敲鐵皮鼓回憶往事，記述他的經歷。奧斯卡先介紹他的外祖母安娜和舅公文岑特·布朗斯基，他們是但澤地區古老的居民卡舒貝人，務農為生。安娜在地裡收獲土豆時，遇上正遭追捕的縱火犯科爾雅切克，她讓這個波蘭伐木工人鑽進自己肥大的裙子底下，搭救了他。兩人連夜成親，逃到但澤。這是一八九九年的事。科爾雅切克改名換姓，當上筏夫，他和安娜生下一個女兒，取名阿格內斯。科爾雅切克終於被仇家——德國鋸木場老板發現，在警察的包圍中跳進莫特勞河，下落不明。次世界大戰末，在戰地醫院當護士的阿格內斯結識了傷兵、萊茵蘭人阿爾弗雷德·馬策拉特，兩人在一九二三年結婚，經營一家殖民地商品店。阿格內斯同她的表哥揚·布朗斯基早有私情。揚在波蘭郵局工作，但澤成自由市後，市內郵局仍歸波蘭所有，揚於是入了波蘭國籍。奧斯卡描述他的家庭照相簿，他無法斷定自己真正的父親是誰，隻能認為揚和馬策拉特都是他“假想的父親”，但那時，這兩個不同國籍的男人尚能和睦相處。阿格內斯生下奧斯卡，他初看到的世界之光是兩隻六十瓦燈泡的光，他嫌世界昏黑，想回到娘肚子裡去，但臍帶已被剪斷。他生下來就能聽懂大人說話，他聽到母親許諾在他三歲生日時給他一隻鐵皮鼓。到三歲生日那天，奧斯卡決定“自我傷殘”，自己從地窖階梯上摔下去，從此不再長個兒，因為他不願加入成年人的世界。對《鐵皮鼓》持拒絕態度的評論認為，奧斯卡要“返回臍帶”乃是格拉斯的“虛無主義綱領”，格拉斯“從這個患獃小癥（克山病）的侏儒的目光去看世界，這是從一開始便使一切歪曲丑化合法化”，這說明格拉斯“在這部小說裡比在他的詩歌裡表現得更加激進”。奧斯卡摔壞後意外地得到了一副能“唱碎玻璃”的嗓子，而且還有“遠程效果”，他可以賴以自衛（如果聯想到納粹黨徒在“水晶夜”的砸玻璃暴行和日後轟炸倫敦的V-1、V-2飛彈，那麼，這種滑稽模仿就具有政治諷刺意義了）。奧斯卡大鬧學堂，他的入學天成了上學的後一天。他跟面包師太太格蕾欣·舍夫勒學習讀和寫。他的教科書是《拉斯普京和女人》以及歌德的《親和力》。看馬戲表演時，他結識了侏儒貝布拉和夢遊女拉古娜。在經濟蕭條時期，他用“唱碎玻璃”的聲音劃破櫥窗，幫揚偷珠寶首飾送給阿格內斯。阿格內斯在猶太人馬庫塞的店裡給奧斯卡買鐵皮鼓。納粹勢力也在但澤抬頭，煽動民族仇恨。揚的兒子在幼兒園被德國兒童毆打。馬策拉特加入了納粹黨。他是一個別人叫喊、大笑、鼓掌時他也叫喊、大笑、鼓掌的人。他對烹調術的熱衷很快轉變為“制服崇拜”。他是個典型的德國小市民，沒有主心骨，沒有尊嚴，不懂得責任也不懂得過錯，隻圖個人的安逸舒適。這種性格為居住在拉貝斯路的其他德國小市民、為後來的一些人物，如畫師和下士蘭克斯所共有。在格拉斯看來，正是這些不知羞恥的小市民形成了納粹黨的社會基礎。他因此讓奧斯卡在明處在暗處旁觀這些沒有明確道德價值觀念的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丑惡行為。馬策拉特穿上制服去參加納粹集會，奧斯卡蹲在講演臺下敲鐵皮鼓擾亂納粹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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