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茨·卡夫卡,這位世界現代文學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之一的偉大作家,就其生活經歷而言,也許除了三次訂婚三次解除婚約,終生未婚之外,可謂是再平常不過了。一八八三年他生於奧匈帝國的布拉格,是一個猶太商人之子;小學畢業後升入布拉格一所國立德語文科中學;一九一年進入布拉格大學德語部,攻讀法律,選修德語文學和藝術史;一九六年被授法學博士,翌年在一家保險公司任職;自一九八年起供職於一家半官方的工人工傷事故保險公司;一九一七年患肺病,一九二二年因病離職,一九二四年病逝,終年隻有四十一歲。
這便是他短暫而普通的一生,既沒有做出什麼驚心動魄的英雄業績,也沒有驚世駭俗的舉動;既非春風得意亦非窮困潦倒;既非一帆風順亦非顛沛流離。從形而下來看,一常人也。但若從精神層次來進行觀察迥然不同:這是一個充滿了矛盾和衝突,痛苦和磨難,孤獨和憤懣的內心世界。他在給一度熾烈愛過的女友密倫娜的信中用這樣的字句概括了他的一生:“我走過的三十八載旅程,飽含著辛酸,充滿著坎坷。”
卡夫卡是一個猶太人,他不屬於基督教世界,而他作為一個猶太人又對猶太教義持異議;作為一個說德語的人,他不完全是捷克人;作為一個捷克人,他又是奧匈帝國的臣民;作為一個白領人,他不屬於資產階級;作為一個資產者的兒子卻又不屬於勞動者;作為一個職員,他認為自己是一個作家;可作為一個作家,他既無法完全從事創作也不珍惜他的作品。正如他是帝國的臣民一樣,他內心是的世界,這也就決定了卡夫卡性格上的矛盾性和兩重性。無歸屬感,陌生感、孤獨感、恐懼感便成為這樣一種性格的衍化物。猶太民族,斯拉夫民族,德意志民族的成分混雜於一身,使卡夫卡成了一個多重的無歸屬感的人,成了一個永遠流浪的猶太人,成了一個沒有祖國的人。他在致密倫娜的信中稱自己是莫名其妙地流浪在一個莫名其妙的肮髒的世界上。在另一封同樣是致密倫娜的信中,他沉痛地寫道:“……可是他(指卡夫卡自己)沒有祖國,因此他什麼也不能拋棄,而必須經常想著如何去尋找一個祖國,或者創造一個祖國。”
在這個他認為是莫名其妙的世界裡,在他誕生的布拉格,在他的家裡,他把自己看作是一個異鄉人。他在敞露心扉的日記裡(一九一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寫道:“現在,我在自己家裡,在那些親近的,充滿愛撫的人們中間,比一個陌生人還要陌生。”這種人生體驗和生活感受,不僅流露在他的雜感、書信、日記中,更見於他的作品。《失蹤的人》中主人公羅斯曼之在美國,《判決》中主人公本德曼之對父親,《變形記》中主人公薩姆沙之在家庭莫不如是。在這些藝術形像身上,陌生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表達。
當陌生感成為一個人的主宰時,他便不得不從他生活的世界返回自身世界,這樣孤獨感便成了一個必然的產物。表現在卡夫卡身上,這種孤獨感不僅是在生活中、在人際關繫上,更重要的是在精神領域裡。他的一個同班同學在談到學生時代的卡夫卡時寫道:“……我們大家都喜歡他,尊敬他,可是完全不可能與他成為知己,在他周圍,仿佛總是圍著一道看不見摸不透的牆。他以那文靜可愛的微笑敞開了通向交往世界的大門,卻又對這個世界鎖住了自己的心扉。……卻始終以某種方式保持疏遠和陌生。”
在青年時期,他渴求愛情,但幾次婚約和幾次解除婚約表明,他更渴求孤獨。在他逝世前三年,他在日記中寫道:“與其說我生活在孤獨之中,倒不如說我在這裡已經得其所哉。與魯濱遜的孤島相比,這塊區域裡顯得美妙無比,充滿生機。”這種精神上的孤獨感,是一種抗拒現實的外化形式,是一種心靈上的需求。他在給他的好友勃洛德的信中說得一語中的:“……實際上,孤獨是我目的,是對我的極大誘惑。”這種生活中和精神上的孤獨感必然在他的作品中表達出來,他的長篇,如《失蹤的人》、《城堡》,中短篇如《變形記》、《單身漢的不幸》、《初的憂傷》,孤獨感都是復調式作品中的一個重要的聲部。
在卡夫卡的日記、書信、雜感中讀者會一再遇到恐懼這個字眼。恐懼外部世界對自身的侵入,恐懼內心世界的毀滅。正因為他受到恐懼的左右,於是他對生活於其中的城市,他所遇到的人們眼中正常的一切,他對自己的處境:戀愛、職業和寫作,都懷有一種巨大的恐懼。他寫道:“我在布拉格過的是什麼生活啊!我所抱的對人的這種要求,其本身就正在變成恐懼。”這是他給勃洛德的信中所寫的,在給密倫娜的一封信中他在談到這種恐懼的普遍性時寫道:“我總是力圖傳達一些不可傳達的東西,解釋一些不可解釋的事物,敘述一些藏在骨子裡的東西和僅僅在這些骨子裡的所經歷過的一切。是的,其實並不是別的什麼,就是那如此頻繁談及的,現已蔓延到一切方面的恐懼,對事物也對小事物的恐懼,由於說出一句話而令人痙攣的恐懼。”卡夫卡把寫作看作是自己人生的追求,是維持他生存的形式,然而恰恰又是寫作使他產生了巨大的恐懼,寫作成了為魔鬼效勞而得到的獎賞,是一種帶來死亡的恐懼。他渴求愛情,渴求建立家庭,然而也正是由於恐懼,恐懼愛情和家庭會使他失去自由,影響他的寫作而遲疑並幾次解除婚約。卡夫卡尊敬和熟悉的丹麥哲學家克爾凱戈爾把恐懼和絕望看作是對一個破碎和無意義世界的回答,卡夫卡便生活在他認為是這樣的一個世界裡,而他本人的本質,他自己用了一個詞來表述,這就是恐懼。
卡夫卡,其作品不可做尋常讀。
卡夫卡僅活了四十一年,從他一九三年開始寫部作品《一次鬥爭的描述》到他逝世前一九二四年完成的《女歌手約瑟芬(耗子民族)》隻有二十一個年頭。他從來沒有成為一個職業作家,始終是在業餘時間進行創作的。他的作品,除去日記和書信,數量並不多;隻有三部篇幅並不長的長篇:《失蹤的人》(即《美國》1912—1914),《審判》(1914—1918)和《城堡》(1922),且都沒有完成;一些中短篇以及也被包括於其內的速寫、隨感、箴言,如以中文計,也就是百多萬字,比起他同時代的一些德語作家,如曼氏兄弟、黑塞、杜布林、霍夫曼斯塔爾等人,其數量幾乎不可同日而語。然而就是這些作品為卡夫卡死後贏得了世界性的聲譽,被尊為現代派文學的先行者和奠基人。因此,我們對他的作品不能做尋常讀。
卡夫卡的作品不是通常意義上的作品,有的評論家稱為是寓言或半寓言。也許稱之為是寓言式的作品更為確切些,我們無論是讀他的長篇還是中短篇,更無需說那些箴言或者隨筆了,它們都像是一則寓言,《城堡》中的K,《變形記》中的薩姆沙,《騎桶者》等不都是廣義上的寓言嗎?但卡夫卡的寓言式作品顯然不同於古代的寓言,如伊索的,不同於經典性的寓言,如萊辛、拉封丹、克雷洛夫等人的。其一,卡夫卡不是去進行一種說教,去宣揚一種道德訓誡,而是以非理性、超時空的形式表達了一個現代人對現代社會諸現像的觀察、感受、表述乃至批判,或者如卡夫卡研究者們所說的:卡夫卡的作品是歐洲危機令人信服的自我表白。其二,卡夫卡寓言式作品的多義性。無論是古代的或者經典的乃至現代的寓言都沒有給讀者更多的思考空間,它告訴你的隻是一種意義,一個教訓,或是道德的倫理的,或是社會的生活的。但卡夫卡的作品通過詭奇的想像,違反理性的思維,不可捉摸的像征,非邏輯的描述有了豐富的神秘的內涵,從而有了多義性和接受上的多樣性甚至歧義性;換一個立足點來說,是作品本身妨礙了或阻止了我們去做單一的解釋。試想一下,我們不會滿足用“仇父情結”或“審父意識”來概括《審判》,同樣也不能僅用異化來對《變形記》做終結式的結論。法國荒誕派作家加繆對此有很好的表述,他在《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和荒誕》一文中寫道:“卡夫卡的全部藝術在於使讀者不得一讀再讀。它的結局,甚至沒有結局,都容許有種種解釋……如果想把卡夫卡的作品解說得詳詳細細,一絲不差,那就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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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就這個選本做些說明。本書所選均是卡夫卡的中短篇小說,其中有些篇目已有譯本,在征得譯者的同意後收入此書——在此向他們表示謝意,有些則繫新譯,均據馬克斯·勃洛德編,費舍爾袖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七卷本《卡夫卡全集》譯出。篇目的排列,無論是卡夫卡生前發表還是在他死後由馬克斯·勃洛德整理發表的,一律以寫作年代為序,但每篇附有簡單說明,便於讀者了解。卡夫卡的作品多已譯成中文了,幾家出版社都出了卡夫卡的小說集,但把他的幾乎全部的中短篇作品都編在一起,出一個單行本,這還是次。希望喜歡卡夫卡作品的人也能喜歡這個集子。編選和編排上的不完善之處,尚希得到讀者的指正。
高中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