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序言

《貝多芬傳》、《米開朗琪羅傳》、《托爾斯泰傳》同出羅曼·羅蘭之手。傳記裡的三人，雖然一是音樂家，一是雕塑家兼畫家，一是小說家，各有自己的園地，三部傳記都著重記載偉大的天纔，在人生憂患困頓的征途上，為尋求真理和正義，為創造能表現真、善、美的不朽傑作，獻出了畢生精力。他們或由病痛的折磨，或由遭遇的悲慘，或由內心的惶惑矛盾，或三者交疊加於一身，深重的苦惱，幾乎窒息了呼吸，毀滅了理智。他們所以能堅持自己艱苦的歷程，全靠他們對人類的愛、對人類的信心。貝多芬供大家享樂的音樂，是他“用痛苦換來的歡樂”。米開朗琪羅留給後世的不朽傑作，是他一生血淚的凝聚。托爾斯泰在他的小說裡，描述了萬千生靈的渺小與偉大，描述了他們的痛苦和痛苦中得到的和諧，借以播送愛的種子，傳達自己的信仰：“一切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上帝生存的人”；“當一切人都實現了幸福的時候，塵世纔能有幸福存在”。羅曼·羅蘭把這三位偉大的天纔稱為“英雄”。他所謂英雄，不是通常所稱道的英雄人物。那種人憑借強力，在虛榮或個人野心的驅策下，能為人類釀造巨大的災害。羅曼·羅蘭所指的英雄，隻不過是“人類的忠僕”，隻因為具有偉大的品格；他們之所以偉大，是因為能傾心為公眾服務。

羅曼·羅蘭認為在這個腐朽的社會上，鄙俗的環境裡，稍有理想而不甘於庸庸碌碌的人，日常都在和周圍的壓力抗爭。但他們彼此間隔，不能互相呼應，互相安慰和支援。他要向一切為真理、為正義奮鬥的志士發一聲喊：“我們在鬥爭中不是孤軍!”他要打破時代的間隔和國界的間隔——當然，他也泯滅了階級的間隔，號召“英雄”們汲取前輩“英雄”的勇力，結成一支共同奮鬥的隊伍。

楊絳

譯者序

唯有真實的苦難，纔能驅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難；唯有看到克服苦難的壯烈的悲劇，纔能幫助我們擔受殘酷的命運；唯有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纔能挽救一個萎靡而自私的民族：這是我十五年前初次讀到本書時所得的教訓。

不經過戰鬥的舍棄是虛偽的，不經劫難磨煉的超脫是輕佻的，逃避現實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們的致命傷：這是我十五年來與日俱增的信念。而這一切都由於貝多芬的啟示。

我不敢把這樣的啟示自秘，所以十年前就譯了本書。現在陰霾遮蔽了整個天空，我們比任何時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時都更需要堅忍、奮鬥、敢於向神明挑戰的大勇主義。現在，當初生的音樂界隻知訓練手的技巧，而忘記了培養心靈的神聖工作的時候，這部《貝多芬傳》對讀者該有更深刻的意義。——由於這個動機，我重譯了本書。*這部書的初譯稿，成於一九三二年，在存稿堆下埋藏了有幾十年之久。——出版界堅持本書已有譯本，不願接受。但已出版的譯本絕版已久，我始終未曾見到。然而我深深地感謝這件在當時使我失望的事故，使我現在能全部重譯，把少年時代幼稚的翻譯習作一筆勾銷。

此外，我還有個人的理由。療治我青年時世紀病的是貝多芬，扶植我在人生中的戰鬥意志的是貝多芬，在我靈智的成長中給我大影響的是貝多芬，多少次的顛撲曾由他攙扶，多少的創傷曾由他撫慰，——且不說引我進音樂王國的這件次要的恩澤。除了把我所受的恩澤轉贈給比我年輕的一代之外，我不知還有什麼方法可以償還我對貝多芬，和對他偉大的傳記家羅曼·羅蘭所負的債務。表示感激的好的方式，是施予。

為完成介紹的責任起見，我在譯文以外，附加了一篇分析貝多芬作品的文字。我明知道是一件越俎的工作，但望這番力不從心的努力，能夠發生拋磚引玉的作用。

譯者

一九四二年三月

原序

二十五年前，當我寫這本小小的《貝多芬傳》時，我不曾想要完成什麼音樂學的著作。那是一九二年。我正經歷著一個騷亂不寧的時期，充滿著兼有毀滅與更新作用的雷雨。我逃出了巴黎，來到我童年的伴侶，曾經在人生的戰場上屢次撐持我的貝多芬那邊，尋覓十天的休息。我來到波恩，他的故裡。我重復找到了他的影子和他的老朋友們，就是說在我到科布倫茨訪問的韋格勒的孫子們身上，重又見到了當年的韋格勒夫婦。在美因茲，我又聽到他的交響樂大演奏會，是魏因加特納指揮的。然後我又和他單獨相對，傾吐著我的衷曲，在多霧的萊茵河畔，在那些潮濕而灰色的四月天，浸淫著他的苦難，他的勇氣，他的歡樂，他的悲哀；我跪著，由他用強有力的手攙扶起來，給我的新生兒約翰·克利斯朵夫行了洗禮；在他祝福之下，我重又踏上巴黎的歸路，得到了鼓勵，和人生重新締了約，一路向神明唱著病愈者的感謝曲。那感謝曲便是這本小冊子。先由《巴黎雜志》發表，後又被貝璣拿去披露。我不曾想到本書會流傳到朋友們的小範圍以外。可是“各有各的命運……”

恕我敘述這些枝節。但今日會有人在這支頌歌裡面尋求以嚴格的史學方法寫成的淵博的著作，對於他們，我不得不有所答復。我自有我做史家的時間。我在《韓德爾》和關於歌劇研究的幾部書內，已經對音樂學盡了相當的義務。但《貝多芬傳》絕非為了學術而寫的。它是受傷而窒息的心靈的一支歌，在蘇生與振作之後感謝救主的，我知道，這救主已經被我改換面目。但一切從信仰和愛情出發的行為都是如此的。而我的《貝多芬傳》便是這樣的行為。大家人手一編地拿了去，給這冊小書走上它不曾希望的好運。那時候，法國幾百萬的生靈，被壓迫的理想主義者的一代，焦灼地等待著一聲解放的訊號。這訊號，他們在貝多芬的音樂中聽到了，他們便去向他呼吁。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誰不記得那些四重奏音樂會，仿佛彌撒祭中唱《神之羔羊》——誰不記得那些痛苦的臉，注視著祭獻禮，因它的啟示而受著光輝的燭照?生在今日的人們已和生在昨日的人們離得遠遠了。（但生在今日的人們是否能和生在明日的離得更近？）在本世紀初期的這一代裡，多少行列已被殲滅：戰爭開了一個窟窿，他們和他們秀的兒子都失了蹤影。我的小小的《貝多芬傳》保留著他們的形像。出自一個孤獨者的手筆，它不知不覺地竟和他們相似。而他們早已在其中認出自己。這小冊子，由一個無名的人寫的，從一家無名的店鋪裡出來，幾天之內在大眾手裡傳播開去，它已不再屬於我了。

我把本書重讀了一遍，雖然殘缺，我也不擬有所更易。作者預備另寫一部歷史性的和專門性的書，以研究貝多芬的藝術和他創造性的人格。*按此書早已於一九二八年正月在巴黎出版。因為它應當保存原來的性質，和偉大的一代神聖的形像。在貝多芬百年祭的時候，*按一九二七年適為貝多芬百年死忌。我紀念那一代，同時頌揚它偉大的同伴，正直與真誠的大師，教我們如何生如何死的大師。

羅曼·羅蘭

一九二七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