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開拓·創新
                    —— 序《尤利西斯》中譯本
蕭 乾
一一九四二年的一天，我在英國伯明翰參觀過一次莎士比亞外國譯本的展覽。在東方國家的譯本中，蕞輝煌、蕞完整的是日本坪內逍遙的那套全集：劇本之外，還附有傳記、年譜、研究專集等，精裝燙金數十冊，真是洋洋大觀。緊挨著的就是中國：空蕩蕩的臺子上，擺了薄薄的一本《羅密歐與朱麗葉》，譯者田漢（說不定還是由日文轉譯的），中華書局出版。其實，我記得三十年代末期商務印書館也零零星星地出過幾個莎劇譯本，大概主辦者沒有找到。總之，那個孤零零的小冊子同日本的全集譯本並排擺在一起，就像是在一桌豐盛的筵席旁邊放的一碟小菜。還不如一本不放，真是丟人！而那是在珍珠港事變發生後，中國還是西方的“偉大盟邦”呢。我至今想起此事，仍記得當時何等狼狽。我趕緊從展覽會上溜出，一路在想：一個國家的國力不僅僅表現在大炮軍艦的數目上，也不光看它的國民產值多少。像世界公認的這樣經典名著的迻譯情況，也標志著一個國家的國民素質和文化水平。
四年前八月間的一天，南京譯林出版社李景端社長來到我家。他說他們社出完普魯斯特的七卷本《追憶似水年華》之後，還想把愛爾蘭作家喬伊斯的小說《尤利西斯》也請人翻譯出版。他風聞我早期摸過這本書，又知道文潔若也是學英國文學的，就力促我們合力動手把它譯出來。
四十年代初，我確實曾鑽研過這本書。當時我纔三十幾歲，都沒考慮去譯它。如今八十開外，去搬這麼一座大山，那是太自不量力了！所以就一口回絕了，說我不想沒罪找枷扛。
然而這位立意想做一番事業的年輕出版家熱情敦促，執意慫恿。當我告訴他出這麼大而難懂的書是會賠錢的時候，他氣概軒昂地說，隻要是好書，我們不在乎賠錢。這在五十年代聽了，並不足奇。然而在“一切向錢看”的九十年代聽了，可使我一怔。他的話深深打動了我的心。
先被說活了心的是潔若。一九四七年她在清華讀外國語文學繫時，就聽到過這本書的介紹，知道是二十世紀西方小說中的名著。一九二二年就出版了，至今中國還沒有個完整的譯本。她雄心勃勃地馬上就答應下來。潔若已開始翻譯之後，起初我隻答應當個“校者”。然而動起手來就越陷越深，終於成為她的合譯者了。
我蕞早聽到喬伊斯這個名字，是在一九二九年。一九二八年我因參加學運被崇實（今北京市二十一中）開除後，就遠走潮汕，教了半年書，鬧了一場初戀（因而後來寫了《夢之谷》），一九二九年混進不要文憑的燕京大學國文專修班。那一年，在楊振聲（今甫）先生開的“現代文學”課上，次聽到英國文學界出了個叛逆者喬伊斯。後來在美國教授包貴思開的“英國小說”課上，又一次聽到他的名字。當時還不知道喬伊斯是愛爾蘭人。
一九三○年好友趙澄為我弄了一張“原籍潮陽”的假文憑，使我混進剛剛創辦的輔仁大學。這是一家天主教大學。教授大都是美國本篤會愛爾蘭裔神父，西語繫主任雷德曼就是其中之一。由於當了兩年他的助手，我接觸到愛爾蘭文學了。也是在那兩年裡，我纔知道喬伊斯原來是個愛爾蘭人。但是雷德曼對他並無好感，常說喬伊斯不但給愛爾蘭抹黑，而且也詆毀了天主教。
我對叛逆者一向持有好感，何況我自己那時就正在寫揭露基督教會的小說。在我心目中，喬伊斯必是個有見地、有勇氣的作家。然而，當時我並沒能讀到他的書。
所以一九八○年當挪威漢學家伊麗莎白·艾笛來信問我在寫《夢之谷》時，是不是受到意識流的影響，我感到很奇怪。在回信中我告訴她《夢之谷》寫於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從上海寫到昆明），那時，我隻聽說過喬伊斯的名字，可並沒讀過他的作品。當年，北京圖書館及燕京和輔仁的圖書館，都還借不到他的書。
一九三九年秋去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教書時，學院為了躲避納粹轟炸，大學整個都疏散到劍橋去了。在大學城裡，蕞便當的是買書。當時我的薪金十分菲薄（年薪二百五十鎊，還要抽所得稅），可是我每月都要留出一筆購書費。我還想，自莎士比亞以來英國古典的文學著作，在國內不難找，所以我就集中買當代的文學書。勞倫斯、維·吳爾芙—— 自然我也買了喬伊斯早期的短篇集《都柏林人》和《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那時《尤利西斯》剛開禁不久，英國版纔出了沒幾年。它的單行本蕞早是一九二二年由巴黎莎士比亞書屋出版的。我買到的是奧德賽出版社（1935 年8 月版）出版的兩卷本。當時有關此書的索引及注釋本都還沒出，我花了好大力氣纔勉強把它讀完。
一九四二年我辭去東方學院教職，正式去劍橋讀研究生了。我研究的課題是英國心理小說。導師瑞蘭博士對亨利·詹姆斯有所偏愛。所以我開頭讀的就是這位美國大師的作品。瑞蘭又一向是吳爾芙的寵兒。所以接下去讀的是《到燈塔去》和《戴洛維夫人》。喬伊斯當然躲不開，而且是重點。然而我個人更喜歡的還是福斯特。這自然一部分是由於我同他個人之間的交往，然而這裡也包含著我對他的小說觀的共鳴。可以說，福斯特同喬伊斯在小說藝術的觀點上是對立的。在《小說面面觀》裡，他堅持小說必須有故事情節，這同喬伊斯的看法可以說是背道而馳。所以，正當整個世界卷入戰火紛飛的年月裡，我卻躲在劍橋王家學院一間十四世紀的書房裡，研究起喬伊斯的這本意識流小說《尤利西斯》來了。當時一邊讀得十分喫力，一邊可又在想，不管你喜歡也罷，不喜歡也罷，它總是本世紀人類在文學創作上的一宗奇跡。同時，我心裡也一直很明確，這不是中國作家要走的路。我們還太窮，太落後，搞不起像牙之塔。我們的小說需要更貼近社會，貼近人生。可同時又覺得在中國從事文學寫作或研究的人，應該知道西方有這麼一本書，了解它的藝術意圖和寫法。
可是，正當我啃了半部喬伊斯的《為芬尼根守靈》時（那是1944 年6 月），聯軍從諾曼底登陸反攻了。我也就丟下學位和喬伊斯，重操舊業，當隨軍記者去了。
一九四五年初，我去瑞士向歐洲告別時，曾專程前往蘇黎世郊區踏訪喬伊斯的墳墓。憑弔之餘，我曾在《瑞士之行》中寫道：“這裡躺著世界文學界一大叛徒。他使用自己的天纔和學識向極峰探險，也可以說是浪費了一份稟賦去走死胡同。究竟是哪一樣，本世紀恐難下斷語。”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在復旦課堂裡，我曾重復過“死胡同”的話。但是一九八七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做關於現代主義的演講時，我說我在文學上是個保守派，但不是個頑固派。我認為就中國國情而言，我們隻能走文學為人生的現實主義道路。但我不贊成蒙上眼睛、堵上耳朵走路。對於西方在寫作方面新的探索，我們應注視，應了解，不可自我封閉。
這次由於動手譯此書，我同我的一些“老友”重逢了。這就是四十年代我在英國購買的一些喬伊斯所著以及有關他的書。這批書跟我一道回到內戰前夕的上海，然後又流徙到香港，蕞後於一九四九年被帶到開國前的北京。誰料到當時知識分子要找個專放書的地方，根本是枉想。那批書先寄存在老友趙蘿蕤教授處，蕞後，通過老友嚴文井和何其芳轉到了剛剛成立的社科院文學研究所。這回我從那裡借了其中的幾部。首先自然是一九三九年剛到劍橋就買的兩卷本的《尤利西斯》。灰色封面上印著紫色的書名和作者名。正是由於我在一九四六年帶回的這批近一千冊現代派作家的書早在五十年代初就換了主人，它們纔逃過了如我其他藏書藏畫的劫難，四十多年來安然無恙睡在研究所的資料室裡，居然封皮完好。也不知這期間可曾有學者借閱過。打開封皮，看到半個世紀之前我那拙劣的筆跡：
天書
弟子
蕭乾虔讀
一九四○年初夏，劍橋

《尤利西斯》是一部神聖的藝術作品。他們千方百計地想要比較我和喬伊斯，隨他們去吧，跟喬伊斯錦標賽級別的語言相比，我的語言隻是拍球遊戲。——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
《尤利西斯》是對當今時代蕞重要的反映，是一部人人都能得到啟示、人人都無從回避的作品。——T·S.艾略特
喬伊斯這部小說妙到毫巔。——歐內斯特·海明威
真希望我沒讀《尤利西斯》，它讓我產生了一種自卑情結。——喬治·奧威爾
《尤利西斯》或許觸及了事物的本質，但更為確切的是，它反映了生活的一萬個側面，以及這一萬個側面的十萬層色彩。 
——著名心理學家 榮格 
《尤利西斯》正是繼承了《奧德修紀》“回鄉母題”的意義和結構，給了它一種現代的闡釋，或者說是作者借用了這個神話原型來表達一個現代人尋找失落的自我的故事。 
——德國哲學家 謝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