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本序
英國女作家簡·奧斯丁，一七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生於英格蘭漢普郡斯蒂汶頓村。這村莊四面都是幽谷叢林，環境極其安靜，奧斯丁就在這裡度過了她的童年。
她父親喬治·奧斯丁繫牛津大學畢業，兼任兩個教區的主管牧師，很喜歡讀書。她一共有五個兄弟，一個姐姐。其中兩個兄弟查理和弗朗西，都在英國海軍裡當軍官。她的長兄詹姆斯比她大十歲，對英國文學有相當造詣，簡小時候文學興趣的養成也很得力於他的幫助。正如當時一般女孩子一樣，簡所受的學校教育很少，全靠父兄指導，從小就讀了李查遜、考柏爾、克拉伯等人的作品。她也愛讀約翰生、司各脫、拜倫等人的著作，但特別推崇克拉伯（1753—1832），她有一次曾經說，如果她要嫁人，一定要做克拉伯太太，這因為克拉伯是十八世紀末葉一個古典詩人，他的作品不帶一點傳奇文學的色彩，能夠現實地刻畫生活，特別是刻畫當時農民的苦痛。她精通法文，學過意大利文，熟讀英國歷史。
家庭環境對她文學興趣的發展，實在起了不小的作用。她的兄弟姐妹們都喜歡在家裡演戲消遣；喫過晚飯以後，經常由父親挑選一個劇本，讓孩子們排演起來，作為全家的娛樂。這些劇本不光是由父親選擇出來的，有時候也有孩子們自己的創作。因此簡從小就培養起了寫作興趣，到十六歲那一年，她便想到寫作出版方面去。她花了四年的工夫寫成了《理智與情感》，二十一歲那年完成了《次印像》，這便是我們現在所讀的《傲慢與偏見》的初稿。她父親很喜歡《次印像》，曾寫信給倫敦一個出版家凱德爾(Cadell)，問他是否願意接受出版，或讓作者自費出版，結果竟被退回。可是我們的女作家並不洩氣，她還是繼續不斷地寫作，因為她既不求名，也不圖利，而隻是有一種寫作的衝動，要把自己所熟悉的人物，自己對周圍世界的觀感都寫出來，於是在以後的兩年中（1796—1798）修改了《理智與情感》，同時又另外寫出一部新作品《諾桑覺寺》。
自一七九八至一八〇〇年的兩年半中，她幾乎沒有寫出什麼作品。一八〇一年，她父親七十歲，把牧師職位讓給她長兄，帶著女兒們去巴思休養。在以後的三四年中，他們全家曾到各處旅行，其中有一次曾經遭遇到一件很不幸的事情：據簡的姪女珈羅琳事後的記載，當年簡去德文郡(Devonshire)旅行時，曾結識一位紳士，很愛簡，簡也很愛他，不料事隔不久，那位紳士就去世了，簡所以終身沒有結婚，大概同這一次的遭遇不會完全沒有關繫。
巴思是英格蘭內陸一個療養休憩的地方，有閑階級借著養病的名義在這裡賭博遊蕩，他們一家人對這種社會風氣都很厭煩，可是我們的女作家卻在這裡觀察了各種各樣的人物，替她以後的作品積累了素材。一八〇六年她父親去世，加上巴思這個地方已日趨繁華，不適宜於她母親孱弱的病體，全家便遷居南安普頓，以便讓母親呼吸一點清新的海風。他們在這裡住了四年。總計自一八〇一年遷離斯蒂汶頓起，到一八〇八年為止，這八年中間，由於生活比較不安定，她幾乎停止了寫作，隻寫了一部未完稿的《華青家史》。
一八〇九年，簡·奧斯丁纔在漢普郡的喬登村確定了永久的寓所。這兒的環境也很好，離她的老家斯蒂汶頓也很近。就在這段時期裡，她和她姪兒姪女們保持著密切的接觸，使他們日後為她寫下傳記及其他資料，供給我們今日研究簡·奧斯丁的參考，使我們不至於光憑著她生前和她姐姐卡珊德拉(Cassandra)的一些通信作為研究她的根據；也就在這裡，她恢復了文學創作，寫成了《曼斯斐苑林》（1813）、《愛瑪》（1815）和《好事多磨》（1816），她早年的兩部作品《傲慢與偏見》及《理智與情感》也相繼於一八一三、一八一四年出版。
一八一五年，她兄弟亨利得重病，次年經濟破產，加上她自己又寫作用功過度，身體一天比一天壞，但是她仍舊不斷地帶病寫作和修改舊稿；一八一七年，她身體實在支持不住了，家裡再三勸她去溫徹斯特療養，結果醫治無效，於七月十八日去世。
簡·奧斯丁的一生，隻不過活了短短的四十一歲半，一共寫了六部小說和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其中《好事多磨》和《諾桑覺寺》都是她死後的第二年纔出版的。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她早年寫的兩部小說《理智與情感》和《傲慢與偏見》都是脫稿以後二十年左右纔獲得出版的機會。一直等到一八一六年《愛瑪》出版以後，她纔為大家所賞識，司各脫纔在《季刊》(Quarterly)上寫文章推薦她。她所以遲遲沒有被大家注意，實在是由於當時出版家的盲目，實在是由於現實主義的小說在十八世紀末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奧斯丁能在這種情況下堅持不斷地工作，確實難能可貴。她的工作態度十分嚴肅，每部稿子完稿以後，都要讀給家裡人聽，聽取他們的意見，然後反復修改（有時甚至從書信體修改成小說體），親自讀幾次校樣，纔出版問世。她的姪兒奧斯丁·李(J．E. Austen Leigh)在《簡·奧斯丁回憶錄》中，有這樣一段關於她寫作情況的記載：“她平日都在起坐間裡寫作，經常要遭受到各種打擾；她為了不願意讓外界知道她的工作，便用一些很小的紙張來寫作，聽到門響，就連忙把這些小紙張收拾起來。她到什麼地方去旅行，也總是帶著那些稿本。”她還有個姪女說到奧斯丁在一次旅行中，“正坐在書房裡的火爐旁靜靜地做針黹，半晌不作聲，然後又突然大笑起來，跳起來，跑到房間那頭的一張桌子跟前去，拿起筆來，在紙上寫一陣，然後又回到爐邊去繼續做針黹”。這些地方都足以說明奧斯丁一生的寫作態度是如何勤勉，如何小心，如何不向困苦艱難低頭，而把畢生的精力都貢獻了出來。
奧斯丁所處的那個時代，實在是個不平凡的時代。她出生的那一年，正是美國獨立戰爭開始的那一年；以後的法國革命，拿破侖在滑鐵盧的潰敗，英國與法蘭西共和國及拿破侖帝國整整二十個年頭的交戰，這許許多多歷史事件都發生於她那個時代，然而在她的作品裡，我們嗅不到一點火藥氣息，聽不見一聲炮響，也看不見一個歷史人物活動的影子；拿破侖的軍隊在歐洲縱橫馳騁，而簡·奧斯丁筆下的一群中產階級人物，卻悠閑自在地談笑風生，儼然是兩個毫不相關的世界。然而這一點並不妨礙奧斯丁的進步性。當代英國批評家傑克遜(T．A．Jackson)在其所著《無與倫比的簡》(The Incomparable Jane，見《好友常共》第52—55頁)那篇文章中，就非常懇切地說過：“不可否認，簡·奧斯丁的小說裡絲毫沒有寫到雅各賓黨人，簡直沒有讓這些人插足的餘地，可是在我看來，有決定意義的一點還在於：她的作品裡也絲毫沒有反對雅各賓黨人的描寫。”在當時，“許多有學問的人，心裡都同情法國大革命，可是卻不願意當眾宣布，簡很可能也是其中的一個，她所以在她的小說裡特別小心，一字不提，也不過是為了免得惹是招非罷了”。
從積極的意義上來說，奧斯丁的作品的可貴，乃在於細致地、幽默諷刺地描寫了她那個時代的中產階級的生活。她自己說：“我的作品好比是一件三英寸大小的像牙雕刻品。”後人都認為她作品的細致，的確當得起這個比喻。文學批評家都認為她作品的取材面雖然不及菲爾丁和薩克雷來得廣，但是在細致方面，足以和菲爾丁、薩克雷相頡頏。司各脫說：“這位年輕的小姐在描寫人們的日常生活、內心感情以及許多錯綜復雜的瑣事方面，確實具有纔能，這種纔能極其難能可貴，我從來也沒有見過。說到寫些規規矩矩的文章，我也像一般人那樣，能夠動動筆；可是要我以這樣細致的筆觸，把這些平平凡凡的事情和人物，刻畫得這樣惟妙惟肖，我實在辦不到。”這幾句話實在道盡了簡·奧斯丁高度成熟的現實主義的手法。
英國小說之所以盛行於十八世紀，這和英國十七世紀的資產階級革命是分不開的。在中世紀，反映封建意識形態的文學乃是傳奇(Romance)，封建統治階級為了維持自己的既得利益，便在文學領域內通過這種非現實的傳奇（當然，中世紀的偉大史詩如《尼伯龍根之歌》和《羅蘭之歌》不屬於這種傳奇的範疇，而是具有人民性的英雄敘事詩），來麻醉人民，衝淡人民對現實的不滿，而去醉心於一個逃避現實的“理想”世界。隨著資產階級革命的結束，科學慢慢發達起來，教育慢慢普及，中產階級興起，因此纔產生了十八世紀的小說。傳奇所描寫的都是些英雄美人，而小說則以現實主義的手法反映了現實社會中的生活，“小說是針對中世紀的傳奇以及十六七世紀間由傳奇一脈相承下來的宮廷文學的一種現實主義的反映，所以一切十八世紀的偉大小說都是反傳奇的”（見凱特爾《英國小說導論》第30頁）。但是英國的現實主義的小說發展到十八世紀中葉，卻突然停止了，這是由於英國本身的發展趨勢所致，因為那時候日益增長的金錢勢力敗壞了人與人的關繫，敗壞了男女關繫，貧富對立，農民的土地受到殘酷的征收，新興的城市過著悲慘的生活，這時期的小說家已不能現實地去刻畫生活；華玻爾(Walpole)的虛偽的浪漫主義，是“斯摩萊特、菲爾丁和斯登的成就的可悲的墮落”，所以傑克遜曾經強調指出，由菲爾丁所建立起來的英國小說的古典類型(Classical model)一直未能夠保持下來，隻有奧斯丁纔成功地保持了菲爾丁這個標準。所以我們通常都把奧斯丁稱作十八世紀後一個現實主義的古典作家。
在奧斯丁那個時代，也即在十八世紀末葉，英國流行著一種“哥特式傳奇”(Gothic romance)，我們前面所提到的那位虛偽的浪漫主義者華玻爾，正是這種傳奇的創始人，他於一七六四年出版了一本《奧特蘭托城堡》(Castle of Otranto),模仿者接踵而起。這種傳奇盡寫些荒唐無稽、神奇驚險的故事，來迷惑讀者，或寫纔子佳人的奇遇，或寫某某神秘人物在地下幽道中演出驚人的幻術，或寫某某堡壘中出鬼，或寫某某年輕的女俠客獨守危樓，於雷電交加的暴風雨之夜從夢中醒來，思量著下一步的俠義行為，或是滿篇長吁短嘆，無故感傷，總不外這一套濫調，而簡·奧斯丁的小說，確實是針對著這種風氣的一種反擊，譬如她的《諾桑覺寺》的主角咖苔琳·莫蘭隻不過是個“身個瘦小、血色不佳”的女性，是一個平平凡凡的人物，沒有一點驚險怪僻的地方，然而卻是現實生活中有血有肉有個性的人物。奧斯丁的現實主義在反傳奇的任務上起了很大的作用，無論是對當時以芬納·伯納(Fanny Burney)為首的家庭傳奇，或是“哥特式傳奇”，她都進行了有意識的挑戰，正如別林斯基評論塞萬提斯那樣：“對於小說的唯心論傾向給予了斷然的打擊，使小說轉向現實。”一般都認為《傲慢與偏見》是反《茜茜麗亞》（芬納·伯納著）的，《諾桑覺寺》是反《尤多爾夫》（瑞克裡夫夫人著）的。
簡單說來，奧斯丁以批判、諷刺的筆法，分析了她那個時代的人物，特別是中產階級婦女，指出了她們的問題，她雖然受到了一定的歷史條件的限制，可是她的刻畫是精確真實的。她的取材也許確實比較狹隘，但重要的是，她寫出了她所熟悉的東西。她寫得那樣精確細致，可以說明她的觀察力的敏銳。在英國小說墮落為感傷主義和虛偽的浪漫主義的時期，大家都虛飾文雅，她卻能通過真實的人物和事例，表現出人與人的關繫，人的現實生活，人的內心世界，從而反映出一個社會階層的面貌，這的確是難能可貴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