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動筆寫小說從未像今日這般顧慮重重。稱之為“小說”，隻是因為再也想不出別的名稱。我所敘述的事情故事性不強，結局並非是“一命嗚呼”或者“喜結連理”。死亡可以一了百了，通常講故事都是以此作為收場，但“喜結連理”也是一種十分恰當的結局。遇見世俗的所謂幸福美滿的大結局，奉勸那些老於世故者也不必嗤之以鼻。飲食男女嘛，本性使然，一切都盡在不言中。一男一女，不管經歷怎樣的水深火熱，終喜相逢，在生物功能完成之後，興趣也就轉移到未來一代的身上去了。至於事情的原委，我要給讀者留一些懸念。這本書記錄的是我跟一個人的陳年往事——此人和我關繫親密，但要隔很長時間纔相會一次。在這段間隔期他有著什麼樣的經歷我一無所知。如果叫我編出一些情節來加以彌補，我也可以寫得天衣無縫，讓故事一氣貫通，可我不願意這樣做。我隻打算將自己所了解的實情付諸筆端。

多年前，我寫過一本小說叫《月亮與六便士》。在那本書裡，我塑造的主人公的原型是個名叫保羅·高更的名畫家。關於這位法國藝術家的生平我知之甚少，隻是依據一星半點的事實，使用小說家的特權添枝加葉編造出一些情節加以渲染。在本書裡，我無意如法炮制。此處無任何虛構。書中角色的姓氏全都改過，並且采取了一些別的處理手法使之難以辨認，免得那些還活在世上的人看了尷尬。我寫的這人並不出名，也許永遠不會出名。也許，他的生命一旦結束，這一生留在世界上的痕跡並不比石子投入河中留在水面上的漣漪多。如此，如有讀者青睞本書，完全是書中的內涵激發了讀者的興趣。不過，也許會出現另外一種情況——他選擇的人生道路以及他那堅毅和溫良的人格對同胞們產生了越來越強烈的影響。這樣，可能在他久別人世之後，人們會醒悟到：原來在這個時代產生過一個如此出類撥萃的人物。至於我寫的是何人，謎底將會昭然若揭。有些人對他早年的身世想略做了解，定會如願以償。我在本書中追溯那如煙的往事。書中所述可能有種種不足，但對有意為我友著書立傳者尚可資用，不失為好的參考。

我並無意硬說書中對原談話內容的記載一句不漏。在此類境況中，對於說話人的話語我從不做筆錄，而隻是將與我有關的事情謹記心間。雖說記載他們談話的內容我用的是自己的詞語，但我敢保證自己所言不虛。剛纔我說書中無任何虛構，現在我想做一更正。就像希羅多德以來的許多歷史學家一樣，我也有擅自增入的部分；故事裡角色的談話有些並非我親耳所聞，而且也不可能親耳所聞。之所以采用這樣的寫法，理由跟那些歷史學家是一樣的，無非是要渲染生動性和逼真性——如果僅僅是平鋪直敘，效果就差了。我渴望贏得讀者，自認為采用這樣的手法增強可讀性是情有可原的。至於何處是杜撰出來的，明眼讀者一看便知，取舍由他自己定奪。

寫這本書還有一點也叫我顧慮重重——書中的主人公基本上都是美國人。了解一個人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對於本國之人尚可以知根知底，對於其他國家的人恐怕就難以做到這一點了。了解一個人，不論男女，不但要了解其本身，也得了解其出生的環境、居住的城市公寓、學步的場所、兒時的遊戲、外婆講的故事、喫的飯菜、求學之處、從事的運動、吟詠的詩篇以及宗教信仰。這些因素深入他們的骨髓。你不可能聽別人說說就算了解了他們，要做到真正了解，就得成為他們當中的一員。對於異國他鄉的人，你隻是一個旁觀者，不可能真正了解，寫書時就難取信於人了。即便亨利·詹姆斯那般觀察細致入微的人，在英國住了四十年，也沒能在作品中創造出一個有著地道英國味的英國人來。至於我本人，除了在幾個短篇裡涉及外國人，我隻專注於刻畫本國人。敢於在短篇裡寫外國人，僅僅因為短篇裡的人物不必精細描寫，而隻需泛泛一談。你給讀者一點粗淺的啟示，細節由讀者自己推想。也許有人要問，既然我能把保羅·高更塑造成一個英國人，這本書裡的人物為什麼不可以照做。回答是：恕難從命。照葫蘆畫瓢，那樣的話主人公就不倫不類了。我敢說，那樣的主人公絕非美國人眼中的美國人，而成了英國人眼裡的美國人。連他們的語言特點我都沒有打算仿效。英國作家在這方面闖的亂子和美國作家模仿英國人說英語時闖的亂子一樣多。俚語簡直就是個陷阱。亨利·詹姆斯在他的英國故事裡經常要用俚語，可是總不像一個英國人說的那樣地道，因此非但未能取得他所追求的俚語效果，反而弄巧成拙，時常使英國人讀來感到別扭和不舒服。

2

一九一九年我去歐洲，途經芝加哥，為了一些與本書無關的事由在那兒待了兩三個星期。當時我剛剛出版了一部小說，大獲成功，一時成為新聞人物，屁股還沒坐穩就有記者來采訪。次日清晨電話鈴便響了起來。我拿起了話筒。

“我是艾略特·鄧普頓。”

“艾略特？我還以為你在巴黎呢。”

“我來這兒，是看望我姐姐的。”

“我想請你今天來，一塊兒喫頓午飯。”

“樂意奉陪。”

他把時間和地址告訴了我。

我認識艾略特·鄧普頓已有十五個年頭。此時的他年近六旬，高挑的個子，五官端正，一派儒雅的風度，烏黑濃密的卷發微染白霜，反倒使他更加氣宇軒昂。

他素來衣著考究，小物件可以在查維特服飾店采購，但衣帽和鞋子這套行頭卻一定要在倫敦添置。他在巴黎塞納河左岸有一套公寓，位於時尚的聖紀堯姆大街。不喜歡他的人稱他為掮客，這種污蔑叫他不勝憤怒。他眼光獨特、學識淵博，不否認剛剛在巴黎安家的那些年曾經為有意買畫的大款收藏家出過主意，助過他們一臂之力。在交際場上，他一旦耳聞某個英法破落貴族想出手一幅精品畫作，踫巧又知道哪個美國博物館的理事在訪求某某大師的優秀畫作，他便樂見其成，為之穿針引線。

法國有許多世家，英國也是有一些的。這類人家有時深陷窘境，不得不出手某件有布爾大師簽名的櫃子或者一張由齊本德爾親手制作的寫字臺，隻要不聲張出去，當然願意有一個知識淵博、風度儒雅、辦事謹慎的人代為操辦。

人們自然想到艾略特會從這種交易中撈上一把，但大家都是有教養的，誰也不願明說。肚腸小的人卻不客氣，硬說他家樣樣東西都是擺出來兜售的，請美國的富佬來喫上一頓豐盛的午餐，觥籌交錯之後，就會有一兩幅值錢的畫品不見了蹤影，或者一件鑲嵌細工家具被一件漆品替換。若是有人問起某樣東西怎麼不見了，他便頭頭是道地解釋一通，說那東西不上品味，他拿去換了樣品質遠在其之上的。他還補充說：成天看一樣特定的東西，哪有不煩的？

“Nous autres  Américains，我們美國人就歡喜換花樣。這既是我們的短板，也是我們的長處。”

巴黎有些美國籍的小姐、太太，自稱了解他的底細，說他的家道原來很窮，之所以能過上如此闊綽的日子，隻是由於他為人非常精明。

我不清楚他究竟有多少錢，可是那位有公爵身份的房東容他住這樣的公寓，自然要收不菲的房租。況且，他的房間裡擺的盡是值錢的物件。牆上掛著一些法國藝術大師的畫作，有華多的，有弗拉戈納爾的，還有克洛德·洛蘭等其他人的；鑲木地板上鋪著薩馮內裡埃地毯和奧比松地毯，相互爭奇鬥艷；客廳裡擺了一套路易十五時代精工細雕的家具，制作之精，如他自己所稱，說不定就是當年蓬帕杜夫人香閨中的物件呢。不管怎麼說，反正他不必挖空心思去賺錢，照樣能把日子過得很滋潤，他認為一個紳士應該講究這種排場，至於他是如何纔達到了這樣的水準，智者會三緘其口，除非你希望跟他一刀兩斷，不再來往。對於物質生活沒有了後顧之憂，他便全身心去實現一生中的願望——遊刃於社交圈子。初來歐洲時，他隻是個拿著介紹信四處拜訪名流的年輕人，後來因為幫助那些英法世家成交了幾筆生意，鞏固了在這之前已經取得的地位。他出身於弗吉尼亞的一個舊世家，母繫一族追溯起來，曾有一位祖先在《獨立宣言》上簽過字呢。他拿著介紹信拜見那些美國貴婦人時，其出身頗受重視。他如魚得水，八面玲瓏，舞跳得好，槍打得準，還打得一手好網球，什麼樣的派對他都是必到之客。他慷慨大方，將鮮花和昂貴的巧克力買來任意送人。他自己倒是很少請客，可是一旦設宴，必定別開生面。他會請那些闊太太到索霍區富於人文氣息的飯館開洋葷，或者去拉丁區的酒館小酌，使她們得到身心的愉悅。隨時隨地，他都願意為人效犬馬之勞，不管再怎麼煩人的事，隻要有求於他，他沒有不樂意辦的。遇見上年紀的女人，他很舍得花氣力花時間曲意逢迎，沒過多長時間便成了許多大戶人家的新寵。他這個人太好說話了，開宴會萬一有人爽約沒來，請他臨時湊個數，他是毫不介意的；如果把他安排在一個討厭透頂的老太太身邊，他也一定會談笑風生，博得老太太的歡心。

在兩三年的時間裡，他混跡於倫敦和巴黎，作為一個年輕的美國人，凡是能攀得上的關繫，他都與之有了交往。他把家安在巴黎，社交季節之末則到倫敦去，初秋時分前往鄉間去拜訪一圈住在鄉村別墅的名門。初將他引入社交界的那些貴婦人發現他的交遊竟然如此之廣，不由得頗感意外，心裡五味雜陳。她們一方面感到高興——這個受她們保護的小伙子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另一方面，她們則有些撚酸——他跟別人混得很熟，和她們卻是禮節性的交往。雖然他依然有求必應，願意為她們效勞，但她們心裡直犯嘀咕，覺得自己被他當成了躋身社交界的墊腳石，懷疑他是個唯利是圖的勢利眼。實際上他的確是個勢利眼，一個不折不扣的勢利眼，一個毫無廉恥之心的勢利眼。哪家請客，他隻要能上客人名單，或者跟哪個有名望的脾氣乖戾的貴族老太太攀上關繫，什麼樣的苦他都能喫，受得了侮辱謾罵，聽得了冷言冷語，咽得下窩囊氣。在這方面，他可以說是不屈不撓。他隻要盯上一個獵物，非將其獵到手不可，就像尋找罕見種類蘭花的植物學家一樣執著，什麼洪水、地震、熱病和充滿敵意的土著人啦，這種危險全不放在眼裡。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給他提供了升騰的良機。戰爭一爆發，他就去參加了一個救護隊，先後在佛蘭德斯和阿爾貢戰區救死扶傷；一年後回來，他胸前多了條榮譽紅絲帶，並且在巴黎紅十字會謀了個缺。此時的他今非昔比，手頭已很寬裕，凡是名流主辦的慈善事業，他必定慷慨捐贈。看見名聲顯赫的慈善機構，他會運用自己淵博的知識和高雅的品味鼎力相助。巴黎有兩家的高檔俱樂部，他都成了會員。在法國那些有名望的貴婦人眼中，他成了“了不起的艾略特”。他終於發跡了！

3

初次遇見艾略特時，我隻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作家，他根本無視我的存在。由於他對每一張面孔都過目不忘，不管哪裡遇見都跟我客氣地握手，隻是似乎毫無意圖和我深交。在看戲的時候巧遇，如果他和某個顯貴在一起，他就假裝沒看見我。後來我寫的劇本獲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我立刻就察覺到艾略特對我的態度升溫，變得熱情起來。一天，我收到他的一封請柬，請我去克拉裡奇酒店喫飯——此處是他在倫敦的下榻地。那是個小型的宴會，規格也不是很高。我當時有一種感覺，覺得他在試探我的深淺。後來，我的成功給我的身邊增加了不少新朋友，跟他見面的機會也就多了起來。在這之後不久，正逢秋季，我去巴黎住了幾個星期，有一次在一個雙方都認識的熟人家和他不期而遇。他問了我的住址，過了一兩天我就收到了他的一封午宴請柬——這次的午宴地點設在他的公寓裡。到了那兒一看，我意外地發現這次宴會的規格相當高，不禁心裡暗自笑了。我知道他熟諳人情世故，曉得一個作家在英國社交界無足輕重，而在法國則備受推崇，於是我這個作家也就被他另眼相看了。這以後的若干年裡，我和他來往十分密切，但始終未成為推心置腹的朋友。我懷疑艾略特恐怕跟任何人都不能成為朋友的。他對人並不感興趣，隻關心人的社會地位。不論我偶爾去巴黎，或是他來倫敦，他請客少一個人，或者有義務要招待前來旅遊的美國人時，總要請我作陪。這些人，我懷疑有些是他的老主顧，有些是拿介紹信來拜見他的陌生人。他們成了他生活中的累贅。他覺得總得應酬一下，但又不情願介紹他們和他那些顯赫的朋友見面。打發他們好的辦法自然就是請客喫飯了，然後再請他們去看場戲，可這其中他也自有難處，因為他每晚都有應酬，而且早在三個星期前全約好了；即使他盡了地主之誼，料想那些人也未必就此滿足。鋻於我是個作家，跟這類事情干繫不大，於是他願意將肚子裡的苦水倒給我聽。

“美國的那些人寫什麼介紹信，一點兒也不為別人考慮。我倒不是不樂意接待前來拜訪的人，隻是覺得實在不應該拖累身邊的朋友。”

他用大籃子盛放玫瑰花，用大盒子裝上巧克力，贈送給那些人以彌補招待上的不周。不過，有時還得設迎賓宴。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他請我來作陪的。先前他把原委告訴了我，此時又邀我來應景，未免有些幼稚了。

“他們渴望能和你見上一面。”他在邀請短柬中奉迎我。“某某夫人是個很有文學涵養的人，你寫的書她逐詞逐句都拜讀了。”

見了面，那位“某某夫人”就會告訴我，說看了我的《培林先生和特雷爾先生》一書，簡直喜歡極了，並祝賀我的《軟體動物》劇本演出成功。殊不知頭一本書的作者是休·沃爾波爾，後一書的作者是哈伯特·亨利·戴維斯。

4

假如我的描述讓讀者覺得艾略特·鄧普頓是個卑鄙小人，那可就冤枉他了。

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可以稱得上法國人說的serviable。據我所知，這個詞在英語詞彙庫裡還沒有完全對應的詞。我查了查字典，發現該詞有助人為樂、樂善好施的含義，按傳統的說法就是“厚道”。艾略特正是這麼一個人。他為人慷慨；雖則在早期的生涯中，那種送花、送糖、的豪舉無疑有他的用心，但是到後來沒有這種必要時，他還是照送。贈人以物，他樂此不疲。他熱情好客，所聘用的廚子能和巴黎的任何一個高廚比高低。有一點是肯定的：擺上餐桌的全都是為可口的時令菜。他提供的酒可以證明他在這方面有很高的鋻賞力。他挑選客人看的是社會地位，而不是看客人本人如何，這是事實，可他也會至少請上一兩個能說會笑的，所以他的宴會桌上幾乎總是充滿歡聲笑語。一些人在背後嘲笑他，說他是個齷齪小人，可一旦受到他的邀請，卻又會欣然接受。他講法語字正腔圓，既流利又準確，音色很是純正。他還曾經模仿英國人說話，使出了九牛二虎的力氣，你的聽力必須是非常敏銳，纔能聽出他的英語中夾雜著一些美音。隻要不以公爵和公爵夫人們為話題，他什麼都說；現在即便以公爵和公爵夫人們為話題，他也放得開，敢於說些風趣的話了，特別是跟你單獨在一起的時候，因為他的地位現已固若金湯。他風趣，又喜歡挖苦人，而那些高官顯貴的丑聞逸事沒有一件不傳到他的耳朵裡來的。某公主近產一子，其生身父親是誰，某侯爵的情婦是何人，這些我都是從他口中得知的。我敢斷言，對於高官顯貴的私生活，就連馬賽爾·普魯斯特恐怕也不如艾略特·鄧普頓知道的那麼多。

在巴黎時，我時常跟他一起喫午飯，有時在他公寓裡，有時在飯館子裡。我喜歡逛古董商店，偶爾也買些，不過更多的是隻看不買，而艾略特總是興衝衝陪我一起去逛。他是個行家，真心實意地熱愛藝術品。我覺得巴黎的每一家這類商店，他沒有不熟悉的，並且跟每家店的老板都很熟稔。他特別愛砍價，出門前總是要叮嚀我：“你要是相中了哪樣東西，先不要急著買。你隻需給我使個眼色，下來就看我的了。”

我喜歡上哪樣東西，他就幫著壓價，終以一半價錢成交，這會叫他高興得不得了。看他玩這種討價還價的遊戲實在過癮。他會爭論、哄騙、發脾氣、以情動人、說風涼話、挑出商品的毛病、威脅再也不邁入這家店鋪的門檻、嘆氣、聳肩、好言相勸以及滿臉怒容地朝外走，後達到自己的理想價位之後，他還會悲哀地搖搖頭，就好像他喫了敗仗，隻好認命一樣。然後，他會壓低聲音用英語對我說：“買吧。就是再多一倍的錢也還是便宜的。”

艾略特是個有激情的天主教徒。他在巴黎住下不久，就踫見一位神父。那人善於勸說異教徒皈依天主教，導引許多迷途的羊羔回到了羊圈裡，因此而頗負盛名。此人飯局特多，能說會道遠近聞名。他的教務活動隻限於富貴人家。雖然出身寒門，卻被許多大戶人家尊為座上賓，艾略特見了自然便動了心思。他悄悄告訴一位在神父的勸說下皈依正教的美國闊太太，說他家裡雖然一直信奉聖公會教義，而他本人卻是對天主教會向往已久。一天晚上，闊太太請艾略特喫飯，跟神父見個面。飯桌旁僅有他們三人，神父口若懸河。女主人將話題引到天主教之上時，神父講得天花亂墜、地湧金蓮，而且絲毫不迂腐。雖則身為神父，但也是江湖上的人，對另一個江湖上的人是要說些入行的話的。艾略特發現神父竟然知道自己的來頭，有點受寵若驚。

“範多姆公爵夫人那天還跟我談起你來呢，她覺得你是個很有頭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