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我說的做，不然我一槍打爆你的脊椎。”

帶有東歐腔的男性嗓音響起，聲音裡沒有任何顫抖或焦慮，語調平穩而謹慎。

這不是威脅，而是在陳述事實。如果我不配合就得喫子彈。

手槍抵在後背產生的如電流般令人發麻的真實觸感，令我直覺反應要躲開槍口。我迅速轉到左側，讓身體遠離射擊位置。這家伙慣用右手，自然他的左側是毫無防備的。我可以在轉身的同時利用空隙肘擊他的臉，這樣就有足夠的時間折斷他的手腕、奪下武器對準他的前額。若是早前，我絕對會這樣做，但現如今做得出這些動作的“人”已不存在，好久以前就被我舍棄了。我生疏了，人一改邪歸正就會變成這副模樣。

我放開水龍頭上的手，滴在瓷磚上的水流漸歇。我舉起濕答答的雙手表示投降，感覺自己的手指在顫抖。

“不需要這樣，弗林先生。”

他曉得我的名字。我抓著水槽邊緣，抬頭看向鏡子。我從沒見過這個家伙，他身形高瘦，棕色大衣底下是一身黑色西裝。他頂著光頭，臉上有一條垂直的疤痕從左眼下方一直貫穿到下顎線。他把槍頂在我的背上說：“我要跟著你走出洗手間，穿上大衣，付掉早餐錢，然後一起離開。我們要談談。照我說的做你就會沒事，否則——你就死定了。”

他眼神銳利，臉部和脖子均無泛紅，沒有不由自主的動作，沒有任何破綻。如果是騙子，我一看就能識破，我認得那種樣子，畢竟我當騙子當得夠久了。這家伙明顯不是。他是個殺手，但不是第一個威脅我的殺手。我還記得上次我死裡逃生是靠機智思考，而非恐慌。

“走吧。”他說。

他後退一步，舉起手槍，讓我在鏡子裡看見它，看起來是真貨：一把銀色的短管左輪手槍。從一開始我就知道這威脅是來真的，但見到這短小邪惡的武器出現在鏡中，還是讓我恐懼得全身戰栗，我的胸口開始繃緊，心跳瘋狂加速。我太久沒上場了，得壓制住恐慌仔細思考纔行。他把左輪手槍收進外套口袋，往門口示意。看來這段對話是結束了。

“知道了。”我說。

讀了兩年法學院，給法官打了兩年半的雜，還做了將近九年的執業律師，我卻隻擠得出一句“知道了”。我把手上的泡沫擦在褲子後面，順了一下金褐色的頭發。他跟著我走出洗手間，穿過現在空無一人的餐廳。我拿起大衣穿上，在咖啡杯底下塞了5美金，接著走向門口。刀疤男緊跟在後面。

泰德小館是我最喜歡待著想事情的地方。我在這些卡座裡不知想出了多少案子的策略，桌上常擺滿病歷、槍傷照片，還有沾著咖啡漬的案件摘要。我以前不會每天都在同一個地方喫早餐，那太危險了，新生活中的我卻很享受在泰德小館用早餐的習慣。我學會放輕松，不再回頭張望。真可惜，我剛剛若是警覺一點就好了，也許會看到他過來。

從餐廳走到市中心，讓我有種進入安全地帶的錯覺。人行道上是周一早晨的人潮，腳底下的路面令人安心踏實。這家伙不會在8點15分的紐約市錢伯斯街上，當著一旁三十來個目擊證人的面對我開槍的。我站在餐廳左邊一家廢棄五金行外頭，11月的秋風讓我瑟縮了一下，臉龐隨之泛紅。可我納悶兒著這名男子想要什麼，是我幾年前打輸了他的官司嗎？可我完全不記得他。刀疤男來到窗戶上封著木板的舊商店邊，站得離我很近，以免我們被路人分開。他臉上露出大大的微笑，讓劃過臉頰的疤痕彎了起來。

“弗林先生，打開你的大衣，往裡頭看一看。”

我動作笨拙地將手伸進口袋，裡面空無一物。我打開大衣，發現內側有個裂縫，絲質內襯看起來從縫線處脫落了。過了一會兒我纔意識到那不是裂縫，而是在裡層還有一件黑色的薄夾克，就像另一層內襯一樣。我之前從沒見過它，肯定是這家伙趁我在洗手間，把夾克袖子扯進我的大衣裡了。我手往後探，摸到背部有個用魔鬼氈粘接的口袋，就在我腰部上方。我拉過暗袋仔細檢查，撕開魔鬼氈，手伸進去摸到一根松松的線頭。

我把線從暗袋拉出來，然而它不是線頭。

是一根電線。

一根紅色的電線。

我的手沿著電線摸到一個薄薄的塑膠盒，還有更多的電線，接著是兩根細長的方形凸起物，分別放在我背部兩側的夾克裡。

我難以呼吸。

我身上綁著炸彈。

他不是要在大街上當著三十多名證人射殺我，他是要把我連同不知道多少個受害者一起炸死在這兒。

“別跑，否則我就引爆它。別試著把它拿下來。別引起注意。我叫阿圖拉斯。”他保持著笑容，發音發成了“阿凸拉斯”。

我猛吸了一口帶著金屬味的空氣，逼自己緩緩將這口氣呼出來。

“別緊張。”阿圖拉斯說。

“你想干嗎？”我問。

“我的老板請你的公司來幫他打官司，我們的賬還沒算完。”

我的恐懼緩和了一些：這不是針對我，是我以前的律師事務所。我接著想到，可以把這家伙丟給傑克·哈洛蘭處理。“抱歉老兄，那已經不是我的公司，你找錯人了。你到底是替誰工作？”

“我想你認得這個名字：沃爾切克先生。”

該死。他說得沒錯，我認得這個名字——奧雷克·沃爾切克，俄羅斯黑幫老大。在我跟之前的合伙人傑克·哈洛蘭分道揚鑣前一個月，他曾答應幫沃爾切克打官司。傑克接下這個案子時，沃爾切克正因謀殺罪名等著受審——黑社會的大新聞。我從沒有機會翻閱這起案件的資料，或見上沃爾切克一面。我花了整整一個月替泰德·柏克萊辯護，那位股票經紀人因試圖綁架他人而遭起訴——那個案子徹底毀了我。官司輸了，我失去了家人，染上酒癮、沉湎於威士忌。一年前，我帶著殘存的靈魂離開律師界，傑克樂得接手我的公司。法院對柏克萊一案作出宣判後，我沒再踏進過法庭一步，短期內也沒有重操舊業的打算。

傑克的狀況就不一樣了，他有賭博的問題，我聽說他最近打算賣掉公司跑路。難道他跟沃爾切克拆伙，還拿走了他的定金？如果俄羅斯黑幫找不到傑克，就會來找我——來要求退費。軟的不行就來硬的。背上綁著炸彈，就算我破產了又如何？該死，我會給他錢，一切都會沒事，我能付錢給這個家伙。他不是什麼恐怖分子，他是黑道。黑道不會把欠他們錢的人給炸了，他們隻負責討債。

“聽著，你要找傑克·哈洛蘭。我從沒見過沃爾切克先生。傑克和我不再是合伙關繫了。但沒關繫，如果你想拿回定金，我很樂意立刻開一張支票給你。”

至於支票能否兌現，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戶頭裡隻剩600美金，房租欠繳，連戒酒的費用都付不出來，也沒半點收入。最主要是戒酒的費用，但至少我戒掉嚴重的酒癮了，當初若沒掛號尋求協助，我大概已經酒精中毒身亡。在心理咨詢的過程中，我意識到不管喝掉多少傑克丹尼，都磨滅不了我對柏克萊一案的記憶，最終成功戒掉了酒癮。再過兩周我就能拿到擔保人的同意書，一個月後便可以重新開始。可如果俄羅斯人想要的不隻是幾百美金，那我就完了——徹底完蛋。

“沃爾切克先生不想要錢，你留著吧。畢竟你會把錢賺回來。”阿圖拉斯說。

“賺回來是什麼意思？聽著，我不再執業了，我已經停執一年了，我幫不了你。我會還錢給沃爾切克先生，拜托讓我脫掉這個。”說著，我抓住大衣，準備脫下。

“不。”他說，“你不明白，律師。沃爾切克先生想要你替他做事。你要當他的律師，他會付錢給你。你必須照做，不然你這輩子都別想再做任何事。”

我試著開口，喉嚨卻因恐慌而緊繃。這沒道理，我很確定傑克會和沃爾切克說我不干了、我承受不了。一輛白色的加長豪華轎車停在路邊，閃閃發亮的蠟面烤漆映照出我模糊的倒影。後座車門從裡打開，抹去了我的身影。阿圖拉斯站在車門旁朝我點點頭，要我進去。我試著讓自己冷靜，深呼吸，放慢心跳，拼了老命讓自己別吐出來。這輛轎車的深色窗戶，讓車內蒙上一層厚重的陰影，仿佛裡頭灌滿了黑水。

有那麼一刻，一切變得無比寧靜——就隻有我和那道敞開的門。我就算要逃，也跑不了多遠，所以這絕對行不通。如果我進了車子，緊緊待在阿圖拉斯旁邊，那他就沒辦法引爆裝置。這一刻，我真想罵自己，為什麼要放棄我的生存技巧。我那些年就是靠那些技巧，纔能在江湖上活命；就是靠那些技巧，纔能在進法學院前就騙倒年薪百萬的辯護律師。如果我還熟悉那些技巧，這家伙還沒靠近我3米就會被我發現。

我下定決心，爬進了“兔子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