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伊麗莎白·斯特勞特
·美國文壇扛鼎作家。
·憑借《奧立芙·基特裡奇》獲得普利策小說獎，《我叫露西·巴頓》入圍布克獎長名單，《哦，威廉》入圍布克獎短名單。此外還曾入圍都柏林文學獎、福克納文學獎、英國女性小說獎等著名文學獎項。
·她曾在一次訪談中說：“我非常想當作家，以至於失敗的想法對我來說幾乎是無法承受的。我從沒告訴其他人，我長大後想成為作家，因為他們會以憐憫的眼神看著你。我實在受不了。” 
·她塑造了“露西·巴頓”這一文學形像，許多讀者直言：露西·巴頓就是世界上的另一個我。本書是該繫列的第一本。 
譯者 | 張芸
·北京大學德語語言文學學士，現居美國。自由譯者、撰稿人。
·譯有《遙望》《貓的桌子》《奧麗芙·基特裡奇》《管家》《飛越大西洋》《瑪利亞的自白》《聖徒與罪人》等。 

有一回，那是許多年前，我必須住院長達近九個星期。當時是在紐約，夜裡，從我的病床上，可以直接望見克萊斯勒大廈，亮著燈，閃出幾何圖形的光彩。白天，那幢大廈的美褪去，那逐漸變成隻是又一座映在蔚藍天幕下的宏偉建築，城裡所有的樓房都顯得孤高、沉默、距離遙遠。那是五月，然後六月，我記得我會站著，從窗口眺望底下的人行道，注視那些年輕的姑娘——與我同齡的——身著春裝，在午休時間出去；我能看見她們交談時腦袋的轉動，她們的上衣在微風中翻飛。我尋思，等我出院後，再走過這段人行道時，我將永遠不可能不為能是那些人中的一員而感恩，許多年來，我亦的確如此——我會記起從醫院窗口看到的這一幕，為自己正走在這段人行道上而覺欣慰。

起初，事情很簡單：我入院切除闌尾。兩天後，他們給我喫固體食物，可我吐了出來。繼而又發起燒。沒有人能分離出任何細菌，或查明哪裡出了問題。始終沒有。我通過一條靜脈注射管攝取流質食物，另一條輸入的是抗生素。兩者搭在一根金屬杆上，下面有左右不穩的輪子，讓我隨身推著走，可我動輒就乏了。時至七月初，我身上不知名的疑難雜癥消失了。可在那之前，我的狀況很是離奇——一種實實在在的發燒的等待——我痛苦不堪。家裡有我的丈夫和兩個年幼的女兒；我日思夜想我的孩子，對她們牽掛萬分，以致恐怕因此加重了我的病情。彼時我的醫生，我對他懷有深厚的依戀——他是個下顎寬厚的猶太人，肩頭承載著如是般淡淡的哀傷，他的祖父母和三位姨媽，我聽見他告訴一位護士，死於集中營，他有妻室和四個已成年的子女，就住在紐約市——這位體貼的男士，在我看來，同情我的境遇，保證讓我的女兒——她們分別為五歲和六歲——在沒生病的情況下可以來探望我。她們由一位我們全家人都認識的朋友帶著走進我的病房，我看見她們的小臉蛋上有污垢，頭發上也有，於是我推著我的輸液裝置，陪她們走進淋浴間，可她們叫嚷起來，“媽咪，你好瘦啊！”她們真的給嚇到了。她們和我一同坐在病床上，我用毛巾擦干她們的頭發，然後她們畫畫，但卻心神不寧，即，她們沒有每隔一分鐘就停筆一次，說，“媽咪，媽咪，你喜歡這個嗎？媽咪，瞧我畫的仙女的裙子！”她們幾乎不講話，小的那個似乎尤其無法開口，當我伸出手臂摟著她時，我看見她的下嘴唇向外撅出，下巴顫抖；她是個小不點兒，如此努力地想要表現得勇敢。她們離開時，我沒有眺望窗外，目送她們走遠，連同帶她們來的我的朋友，她自己沒有孩子。

我的丈夫，自然，忙於料理家事，並亦忙於工作，他不常有機會來探望我。我們認識時，他告訴過我，他討厭醫院——他的父親在他十四歲時在一家醫院過世——如今我看出他這話是真的。最開始安排我住的病房裡，我的旁邊是一位處於彌留之際的老嫗；她不斷大聲呼叫求助——令我觸目驚心的是那些護士多麼不當一回事，任她一邊嚷嚷一邊垂垂死去。我的丈夫受不了——我的意思是，他受不了在那間病房探視我——於是他把我換到一間單人房。我們的醫療保險不負擔這奢侈的支出，因而每一天皆是在消耗我們的存款。我感激能無須聽見那位不幸婦人的喊叫，但假如有人知曉我有多寂寞的話，我或許會覺得難為情。每當護士前來給我測量體溫時，我努力想留住她幾分鐘，但護士很忙，他們不能光無所事事地聊天。

大概在我入院的三周後，一天下午的四五點鐘，我轉過望著窗外的視線，發現我的母親正坐在我床腳的一張椅子上。“媽？”我說。

“嗨，露西，”她說。她的聲音聽起來羞怯卻急促。她俯身向前，隔著被單捏捏我的腳。“嗨，露露，”她說。我已數年未見過我的母親，我一直盯著她；我捉摸不透她為何看上去如此不同。

“媽，你怎麼到這兒來的？”我問。

“哦，我坐飛機來的。”她擺擺手，我知道那對我們而言太五味雜陳。因此我也朝她揮了揮手，然後躺平身子。“我相信你的病會好的，”她加了一句，用同樣聽起來羞怯卻急促的聲音。“我沒有做到任何夢。”

她的出現，用我的小名——那是我久遠沒有聽過的——喚我，使我感到溫暖，如融化了一般，仿佛我所有的緊張情緒以前是硬邦邦的，現在不是了。通常，我在午夜時分醒來，然後斷斷續續地打盹，或徹底醒著，盯著窗外城市的燈火。可那一晚，我一覺睡到天明，早晨，我的母親坐在前一天她原來的位置上。“沒關繫，”在我詢問時她說。“你知道，我睡得不多。”

護士提出搬一張折疊床給她，可她搖頭。每當有護士提出搬一張折疊床給她時，她總搖頭。過了一陣子，護士不再問起。我的母親陪我住了五晚，她自始至終隻睡在她坐的椅子裡。

在我們共處的第一個一整天裡，我的母親和我隔一會兒說一會兒話；我覺得我們倆都有點不知所措。她問了我幾個問題，有關我女兒的，我回答時臉變得滾燙。“她們棒極了，”我說。“噢，她們真是棒極了。”至於我丈夫的情況，我的母親什麼也沒問，盡管——他在電話上告訴我的——是他致電給她，請她過來陪我，他出錢為她買了機票，他曾提出去機場接她——我的母親，她以前從未坐過飛機。雖然她說她會打出租車，雖然她拒絕與他面對面相見，但我的丈夫還是教了她該怎麼走，並給她錢，讓她來到我這兒。此刻，坐在我床腳的椅子上，我的母親亦沒有一句提起我的父親，因此我也絕口不提他。我一直企盼她會講出“你的父親希望你能好起來，”可是她沒有。

“叫出租車害怕嗎，媽？”

她遲疑了一下，我相信我看到了那份想必在她走下飛機之際襲上她心頭的恐懼。但她說，“我有嘴，我可以開口問。”

過了片刻，我說，“你來，我真高興。”

她的臉上閃過一絲微笑，眼睛望向窗戶。

那是八十年代中，手機尚未出現，當我床邊米色的電話機響起，是我丈夫打來時——我的母親聽得出來，我確信，從我可憐兮兮地說“嗨”、仿佛快落淚的語氣裡——我的母親會悄悄從椅子上起身，離開病房。我猜那段時間內，她在食堂找了些喫的，或是用走廊盡頭的公用電話打電話給我父親，因為我就沒見過她進食，因為我的父親諒必惦念她的安全——就我了解，他們之間沒有矛盾——等我和每個孩子通完話，對著話筒親吻了數十遍，接著靠回枕頭上，合攏眼睛後，我的母親會重新溜進病房，當我睜開眼時，她就在房裡。

那頭一天，我們談起我的哥哥，三個子女裡最年長的，未婚，在家裡，和我的父母一起住，盡管他三十六歲了，還談起我的姐姐，三十四歲，住在離我父母十英裡的地方，有五個孩子和丈夫。我打聽我的哥哥是否有工作。“他沒有工作，”我的母親說。“晚上他隨便找一頭第二天要宰殺的牲畜，和它過夜。”我問她，你說什麼，她重復了一遍她講的話。她補充道，“他去佩德森家的牲口棚裡，睡在那些將要送往屠宰場的豬旁邊。”聽到這話，我感到喫驚，我如實而言，我的母親聳聳肩。

隨後，我的母親和我聊起那些護士；我的母親當即替她們起了外號：“甜心餅干”，給那個皮包骨頭、手腳麻利的護士；“牙疼”，給那個愁眉苦臉、年齡稍長的；“嚴肅的小孩”，給我們倆都喜歡的那個印度姑娘。

可我累了，於是我的母親開始為我講述她早年認識的人的故事。她說話的語氣，我以前沒有印像，仿佛一股壓抑的情感、言語和看法在她心中郁積了多年，她的聲音帶著喘息，不由自主。有時，我打了瞌睡，醒來時，我會求她重拾話頭。可她說，“哦，小露露，你需要休息。”

“我在休息呢！求你啦，媽。講點東西給我聽。講什麼都行。給我講講凱茜·奈斯利吧。我向來很喜歡她的名字。”

“對咯。凱茜· 奈斯利。哎呀，她的下場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