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對這種精神分析的適應性是否等於那位神經病醫生所不熟悉的文學思維習慣,也就是說,我不得不用超醫學的方式來看待我的偏頭痛,就像我用同樣的方式看待米莉•蒂爾，漢斯•卡斯托普或阿瑟•丁梅斯代爾牧師所患的疾病一樣，或者像思考格裡高爾•薩姆沙變成甲蟲的過程，或者像探尋果戈理小說中科瓦廖夫暫時失去鼻子的“含義”。尋常人可能會抱怨：“我得了這該死的頭痛病”（就這樣說說了事），可我卻像一個有高度文學修養的學生或一個把自己身體塗成藍色的原始人，傾向於將偏頭痛視為某種像征，某種揭示或“神靈的顯現”。隻有對於一種生活或一本書的結構一竅不通的人纔會視之為孤立、偶然或無法解釋的。可我的偏頭痛又像征著什麼呢？

我琢磨出來的可能性不能滿足一個像我自己這樣“老於世故”的學生，跟《魔山》，甚至跟《鼻子》相比，我自己的故事的質地單薄到了透明的程度。這是令人失望的。例如，在我剛開始腰別手槍時，我就發現自己是個無能之輩，這或是出於我青春期對生老病死的恐懼，或是出於傳統的猶太人對暴力的憎惡——一個顯得過於陳腐、簡單、“容易”的解釋。一個更吸引人的，或許最終也不難理解的想法，則與心理內戰有關。這種“內戰”爆發於這兩者之間：一個是曾經滿懷夢想的、貧窮的、無助的孩子的我，一個是渴望成為的獨立的、健壯的、有男人氣概的大人的我。我在回憶時，文書巴特爾比消極而又倔強的口頭禪“我寧可不這麼干”猶在耳畔，教唆那個孩子的我，致使他孤立無援。可這會不會隻是一個體弱多病的小男孩的聲音，對號召履行男人職責或警察職責的回應呢？不，不，這太老套了，我的生活肯定比這復雜微妙得多，類似《 鴿翼》的情節。不，我無法想像自己寫出一部在心理層面上如此工整流暢的小說，更不要說自己照這樣生活了。 

雖說她性格上的所有這一切感動了我，但奇怪的是，我對她的肉體就像第一個夜晚那樣，還是那麼厭惡。我自己倒是能達到高潮，但完事後卻感覺這種“達到”糟透了。早些時候愛撫她的身體，她生殖器的質感讓我感到不安，兩腿之間的褶皺摸上去異常肥厚。當我假裝對她的裸體感興趣而細看時，我發現那裡的皮膚顯得枯萎變色，叫人震驚。我甚至覺得我仿佛是在低頭注視著莉迪亞某個未婚姑母的私處，而不是一個未滿三十歲的健康的年輕女人的私處。我不禁由此聯想到她在少女時期被她父親摧殘的情景。當然這種想法顯得文鄒鄒的而又富有詩意，難以使人接受——但不管它多讓我憂懼，這裡面並不包含恥辱。
自此，讀者可以自行想像，二十四歲的我是如何應對自己的恐慌的：第二天早晨，我很干脆地吻了她的私處。 
“別這樣，”莉迪亞說，“拜托你別這樣。”
“為什麼不呢？”我期待她會回答：因為我那兒太丑了。
“我跟你說過。我不會有高潮。所以不管你做什麼，都沒有用。”
我像個走遍天涯海角，見過各種世面的聖人那樣對她說：“你對這一點太過於介懷了。”
她的大腿還不及我的前臂長（我想，跟斯拉特女士的鸚鵡長度相當），隻有在我的雙手用力將它們分開時纔叉開。我用張開的嘴吻了她那干巴巴的、呈褐色的久經摧殘的部位。這一舉動既沒讓我感到高興，也沒讓她覺得歡喜；但至少我做了我一直害怕做的事，把我的舌頭放在她飽受摧殘的地方，就好像——我忍不住想這麼說——這麼做是對我們兩個的救贖。

 就好像這麼做是對我們兩個的救贖。這種想法既誇張又淺薄， 我確信，是從“認真的文學研究”中生長出來的。愛瑪•包法利讀了太多她那個時代的愛情故事，我則讀了太多對我這個時代的愛情故事的批評。把我“喫”她看作是領取某種聖餐的想法的確非常誘人，雖說在須臾間的迷戀之後我便拋棄了它。不錯，無論關於我的偏頭痛還是我同莉迪亞之間的性愛關繫，我一直竭力反對那些誇張和好聽的解釋；但我確實認為，我的生活同那個時代一些文學評論家一直津津樂道並顯露纔華的主題內容日趨相似。我自己也可以十分討巧地寫出一篇優等的大學畢業論文：《猶太人生活之基督誘惑：論“求婚災難”的諷刺意義》。
就這樣，在一個星期之內，我雖盡量地“領取聖餐”，卻無法抑制我那可怕的厭惡，也無法消除被拒絕時感到的羞辱：既相信又不相信那郁郁不樂的回應。

不，假如有人是“丑惡的”，那就是我。我渴念莎倫那甜美的淫蕩，她那玩兒似的不知羞恥的色欲。我常視之為她的“絕對音感”，即對我們的任何欲念萬無一失地精準迎合——甚至當我在莉迪亞身上苦干，想起她所受的肉體折磨時，我還是會渴念、回味和幻想著與此形成對比的莎倫的一切。所謂“丑惡的”，是指女性身體不完美引起的反感、苛求，指發現自己是一個最為好萊塢式的冷血觀念的信徒，這些觀念包括什麼是能引起性欲，什麼不能；所謂“丑惡的”——令人擔憂、叫人羞愧、使人愕然，是指像我這樣自負的青年竟會如此沉迷於自己的情欲。
我常覺得自己在性方面的反應能力尚未成熟，如果情色沒有使我感到特別孤獨，卻仍給我其他正當理由來懷疑我自己。

要看到性欲在這個羞怯的女人體內蘇醒真是不易啊！還有膽量——因為如果她有膽量的話，她恐怕就已經得到了她想要的東西！我見她仍在成功的邊緣徘徊。她頸前的脈搏在不規則地跳動，下巴緊張地往上抬，灰眼睛充滿欲火——隻差一碼、一英尺、一英寸就要到達戰勝自我禁欲的彼案了！啊，是的，我清楚地記得我們真誠的努力——兩人的骨盆不停地扭動，仿佛要把骨頭碾碎；手指緊緊抓住對方的臀部，汗水從頭到腳濕潤了皮膚，漲紅的臉頰（我們幾乎虛脫）緊緊地貼在一起，以至於事後她的臉上青一塊紫一塊，我的臉第二天早晨刮胡子時一踫就痛。說真的，我不止一次想到我可能會死於心力衰竭。“雖然這也值得。”當蘇珊最終表示要睡覺時，我輕聲說道。我常常用手指沿著她的顴骨摸過鼻梁，查看有無眼淚——準確地說，有無那一滴眼淚。她很少允許自己多流一滴淚，這種勇氣與脆弱的感人結合。

喋喋不休傾訴不滿，即使是對自己的愛人，對蘇珊•麥考爾來說，就像喫飯時把手肘擱在餐桌一樣，是絕對不被允許的。她告誡自己說，把那些令她心痛的事當成無關他人的自己的事，這纔叫表現得體，免得別人無關痛癢地來一句“這可憐的有錢的小丫頭”。盡管顯而易見，但她之所以如此可笑地沉默寡言，對生活如此逆來順受，是因為她想放過的正是自己。她纔是那個不想別人提及她的生活，或不去想或放任不管她的生活的人，甚至在她以自己的無奈和順從的方式苦熬時亦如此。兩個人對所喪失的東西的反應截然不同：一個像街頭鬥毆中被嚇得目瞪口獃、不知所措的小孩，隻知道悶著頭、揮舞著瘦弱的手臂衝進人群加入混戰；另一個則逆來順受，疲憊不堪，任人踐踏。即使蘇珊意識到她不再需要節食，認識到她所表現出的比以前更強烈的欲望不僅“無妨於”我（以及其他所有的人），而且使她更有魅力和吸引力的時候，她對一切（除了藥物以外）也依然是一貫節制和忍耐的態度，說話聲音依然輕柔，目光依然羞怯得避免直視，紅褐色的頭發在細長的脖頸後邊中規中矩地扎成一個發髻，依然恬靜、緘默，僅有一滴眼淚，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她是與莫琳完全不同的另一類人，如果不是另一個性別的話。

我有一對乳房，一個陰道，這些肢體、皮膚——可沒有生命。隻要給我一點點生命就行了，作為回報，你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上這兒來釋放你妻子帶給你的煩惱。不管白天黑夜。你甚至不必事前打電話告知我。”
一言為定，我說。心碎者救助心碎者。

對於那些在五十年代發育成熟，並渴望加入成年人行列的年輕人來說，正如一位當事者所寫的那樣，個個都想自己是三十歲，因為娶妻成家能給自己帶來道德威信，很少是因為妻子可以成為自己的女僕或“洩欲對像”。正派和成熟，作為一個年輕男子的“嚴肅認真”，之所以成為爭論的焦點，正因為人們認為現實情況正好相反：鋻於這了不起的世界顯然是男人的世界，隻有在婚姻的範疇內一個普通的女子纔有希望得到平等和尊嚴。事實上，我們時代的女性捍衛者引導我們相信，我們剝削和貶低的是我們不與之結婚的女人，而非我們與之結婚者。通常認為，一個未婚的單身女子甚至不能自己去看場電影或上飯館喫飯，更不用說做闌尾切除手術，或駕駛大卡車了。那麼這就得靠我們跟她們結婚來給予她們這個社會普遍拒絕她們的價值和目的。假如我們不跟女人結婚，那麼誰跟她們結婚呢？啊，我們男性是唯一能擔此重任的人：招夫擇婿開始上演。
無怪乎我這一輩有個受過高等教育的資產階級男青年對娶妻成家不屑於顧，他寧願喫罐頭食品或自助餐館，自己掃地，自己鋪床，不受法律約束，有可能的話就隨時隨地交交女友，做做愛，一不合意就分開，不在乎被人指責“不成熟”，或者暗中或公開搞“同性戀”， 再或者純粹是“自私”，害怕承擔責任”，做不到“致力於一種長久的關繫”（這是制度的漂亮說辭）。最糟糕也最令人感到羞恥的是，這位自認為完全有能力自己照顧好自己的人實際上是“愛無能”。
在五十年代，有關人們有沒有能力去愛的擔憂比比皆是——我敢說，其中大部分來自那些年輕女性，她們擔憂的對像是那些年輕男性，他們不怎麼想要她們給他們洗襪子、做飯、生兒育女，然後再花餘生去照料他們的子女。“可你就不能愛別人了嗎？除了你自己之外，你就不能想一想別人嗎？”這一五十年代絕望的女性的語言，翻譯成簡明易懂的英文，大意就是“我想結婚因而我想你跟我結婚”。
現在我深信，那時節自詡為愛情專家的三十來歲年輕女子，並不清楚地知道她們視為愛的情感有多大程度上是由生存本能所驅動，或者有多大程度上是出於占有和被占有的渴望，而不是出於她們自己及女性特有的純粹而無私的愛的蘊蓄。男人究竟有多可愛？尤其是那些“愛無能”的男人？不，有關“專注於一種長久的關繫”這一話題，遠非許多年輕女性（以及她們的擇偶）能夠談論或在當時能夠充分理解的：更多的是女性的依賴性、無力自保和脆弱性這一事實。
當然，女人們憑借其天賦的纔智、理性和個性，感受和對付著這一嚴峻現實。可以想像 ，當時有些女性拒絕步入那種披著愛情外衣的自我欺騙的深淵，做出了勇敢的真正的自我犧牲的抉擇；同樣，眾多不幸也降臨在一些女人身上，她們因為自己的無依無靠而做出種種安排，並且從未能放棄對這些安排抱有的浪漫幻想，直到他們雙雙走進律師辦公室，男方拋出那個被稱為離婚撫養費的救生圈為止。人們說，這個國家前幾十年裡在法院鬧得轟轟烈烈的撫養費之爭，堪比十七世紀遍及歐洲的宗教戰爭，其本質實際上是“像征性的”。我的推測是，撫養費之爭與其說是種種哀怨和心痛的像征，倒不如說往往有助於澄清那些通常被隱喻所遮蓋的東西，種種婚姻安排也是由雙方利用這些隱喻偽裝起來的。我認為，由撫養費引發的驚恐和憤怒程度，使原本精神健全、足夠文明的人表現出來的殘暴，證實了法庭上一對對男女開始意識到——令人震驚同時也是令人汗顏地——意識到一方在另一方生活中實際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所以纔糟到這種地步。”怒不可遏的敵對雙方也許會這麼說道，彼此怒目而視——可即便這樣，也隻是希圖繼續掩蓋一個最不光彩的事實，即事情原本就是這麼糟，一貫如此。

除此之外，另有其他方面使我看來明顯有別於我的同代人：我讀書，我想寫書。支配我的不是金錢、玩樂和規矩，而是藝術，具有真摯的道德多樣性的藝術。

在我的書桌上方，沒有貼有帆船、理想住宅或包尿布小孩的照片，也沒有遠方海島的旅行明信片，卻隻有福樓拜的話，那是我從他給一位青年作家的信中抄下來的忠告：“生活要像資產階級那樣，有規律，有秩序，你纔可能在工作中激流勇進，富於創新。”我欣賞這話中的智慧，欣賞來自福樓拜的纔智，但在二十五歲這個年齡，即便我致力於小說藝術，以自律、嚴苛（和敬畏）向福樓拜看齊時，我仍希望我的生活有一點創新，在一天工作結束之後，假如不是激流勇進的話，至少要有趣味。說到底，福樓拜本人在安坐在他的圓桌旁，成為現代文學的孤苦隱士之前，不也曾經作為紳士加流浪漢前往尼羅河畔，攀爬金字塔，同皮膚黝黑的舞女們縱情享樂嗎？

是的，這確實就像我在小說中讀到的那些嚴酷而難以克服的困境，就像托馬斯•曼在做自傳式素描時所寫的那樣，我已經選它作《一個猶太父親》的兩句引言中的一句：“所有現實都是極其嚴肅的，隻是道德本身，現存的道德觀念，阻止我們忠實於我們青年時代坦率的非現實主義。”

你也許甚至會說，我的日常生活即將演變成的苦難，不過是命運女神在面對“美國文學金童”（一九五九年九月《紐約時報書評》用語）時的微笑，並賦予她這個早慧的寵兒一點必需的文學靈感罷了。想要復雜性？想要困難？想要棘手？想要致命的嚴肅？都給你！
當然我還想要的是，我這棘手的生活應該處在一個相當高尚的道德高度，一個介於《卡拉馬佐夫兄弟》與《鴿翼》之間的高度。另一方面，即使是“金童”也不能期望獲得一切：我遇到的不是嚴肅小說中棘手的現實，而是肥皂劇中棘手的現實。雖然抵抗力十足，但不是我要的那種類型。盡管也許並非如此，但我承認，如果說肥皂劇有主角的話，莫琳隻是其中的一個。

“十分坦率”的寫作並不意味我從感情中大幅收縮。不過話說回來，我為什麼應該收斂我的感情呢？看來也許我的仇恨並沒有被完全改造——也許我在把藝術變成存儲仇恨的便壺，像福樓拜所說的那樣，我不應該把藝術變成自我辯護的眾多偽裝——因為如果反之纔是文學作品的話，那麼這就不是文學了。卡倫，我知道我不是這樣教班裡的學生的，可那有什麼呢？我要找個像亨利•米勒，或者塞利納那樣的惡棍來代替居斯塔夫•福樓拜來做我的主角，因而我也不會成為我在早期立志成為的那種威嚴的作家，那時候在我和審美超脫之間還不存在什麼被稱為個人經驗的東西作為隔閡。或許現在該修正我有關成為一個“藝術家”（或者像我的對手的律師喜歡稱呼的“藝術大師”）的思想的時候了。

我得說，他對批評的免疫力實在是令人目眩。別看這位醫生臉色蒼白，走路一瘸一拐，可我在那些彷徨猶豫、自我懷疑的日子裡，他的堅不可摧是我熱望的一種境界：我是正確的，你是錯誤的，即使我不對，我也會堅持，堅持，寸步不讓，這樣到後來我就是正確的了。或許這就是我為什麼沒有離開他，出於對他一身“盔甲”的欽羨，希望那種難以攻克的精神能傳我些許。是的，我想，這個高傲的狗娘養的德國人，他在給我樹立榜樣。我隻是不願告訴他，不讓他得意。隻是誰會說他不知不曉呢？隻是誰說他心知肚明呢，除了我之外？

“你知道嗎，或許是你的臉皮太薄了，或許三十歲正是臉皮該厚一點的時候了。”“毫無疑問。我相信，你們這些像犀牛一樣皮厚的人生活得更好。不過我的臉皮就是我的臉皮。恐怕你用手電筒就能照透它。所以還是給我一些別的建議吧。”

此處躺著我的妻子：讓她在此長眠！ 如今她在安息，我也得以安息。
               ——約翰•德萊頓，《給他妻子的墓志銘》

你就像——像是她的牽線木偶！她使勁拉——你就跳！

告訴我她死了。我將坐穿牢底。就讓那個精神變態的說謊者去死。這世界將變得好些。
“詩人的聲音不應僅僅是人類的記錄，而且應該成為一種支柱，一種基石，幫助人類忍耐並取得勝利。”

“我相信人類不僅能忍耐，並且能取得勝利。人是不朽的，這不是因為在萬物中唯有他具有永不衰竭的聲音，而是因為他有靈魂，有同情、犧牲和忍耐的精神。”我把他在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上的致辭從頭到尾讀了一遍，我尋思：“你究竟在說些什麼呀？你怎麼會寫出《喧嘩與騷動》的？你怎麼會寫出《村子》的？你怎麼樣會寫出譚波爾•德拉克和‘金魚眼’的？”
閱讀時，我還時不時看一眼小五號開罐器，莫琳的代用陽具，再看一眼自己的。忍耐？取勝？我們是幸運的，先生，我們早晨起來還能穿上自己的鞋子。這是我要對那些瑞典人說的話（如果他們要我說的話）。

此時，我的眼睛在流淚，牙齒在打戰，全然不是一個擺脫了懲罰、重又成為自己的主人和權威的人的模樣。我轉向蘇珊，她仍坐在那裡，蜷縮在她的大衣裡，看起來就像我第一次見到她時那樣孤立無援。這使我感到羞愧。坐在那兒等著。啊，我的上帝啊，我在想——現在輪到你了。你是你！我是我！這個我就是我，是我自己，而不是別的什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