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到來

在母親子宮晦蒙處度過八個月之後，弟弟濕婆與我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日的傍晚，來到了人世間。於海撥兩千四百米的高度，我們吸入第一口空氣，吸進了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的稀薄空氣。
我們出世的奇跡發生在失迷醫院的三號開刀房，那正是母親瑪莉·約瑟夫·普雷斯修女多數工作時間的地點，也是她最能發揮纔能的地方。
我們的母親是修女，隸屬馬德拉斯市主教管區的聖衣會。在那個九月的上午，當她不期然開始陣痛，埃塞俄比亞的豪雨停歇，失迷醫院鐵皮浪板屋頂的喋喋雨打戛然而止，好像饒舌的人話纔講到一半便打住。在闃靜無聲中，十字架雛菊在一夜間怒放，將亞的斯亞貝巴的山坡染為金黃。在失迷醫院四周的草地，莎草克服了爛泥，如燦然的毯，一路攤展到醫院的水泥門檻前，帶來了比打板球、槌球或羽毛球更實在之活動的希望。
失迷醫院位於翠綠的山丘上，單層與雙層的石灰建築群集錯落，仿佛在造就恩托托山脈的地質活動悶響中，與山巒一同自地表隆起。槽型花圃由屋頂檐槽滿溢的流水澆灌，如護城河環繞低矮房舍。赫斯特院長的薔薇攀上了牆，緋紅的花沿著每道窗框，蔓生延及至屋頂。由於土壤肥沃，院長（也就是醫院睿智又明理的領袖）警告我們別光著腳踩上去，免得新的腳趾頭會冒出來。
五條小徑夾在肩頭高的灌木叢中間，如輪輻自醫院主建築散開，通往五間幾乎被雜木、樹籬、野生桉樹與松樹掩藏的平房。這是院長的意圖，她希望失迷醫院像座植物園，或倫敦肯辛頓公園的一角（來非洲之前，身為年輕修女的她常在那裡散步），或者人類墮落前的伊甸園。
失迷醫院（Missing）其實是布道傳教的使命醫院（Mission Hospital），埃塞俄比亞人的舌頭念這幾個字會帶嘶聲，因此聽起來像是“失迷”。衛生署一位纔高中畢業的職員在執照上打了“失迷醫院”，對他來說，這纔是發音正確的拼法。由於一位《埃塞俄比亞先鋒報》記者，拼錯的用語繼續沿用下去。當赫斯特院長跑去找衛生署職員修正時，他拿出原本的打字文件說：“女士，您自己看看吧！Quod erat demon strandum（拉丁語：證明完畢），是失迷醫院沒錯。”那口氣仿佛他證實了畢達哥拉斯的定理，太陽就是位居太陽繫中心，地球正是球體，還有，證明了失迷醫院在想像中的地球精準位置。於是乎，它叫失迷醫院。
在釀成劇變的臨盆陣痛過程中，瑪莉·普雷斯修女沒有迸出哭聲，也不曾發出呻吟。三號開刀房隔壁的旋轉門後方，有蘇黎世路德教會捐贈的特大號壓力鍋，滾燙的蒸汽消毒了即將用在母親身上的手術器械與毛巾，同時低聲怒吼為她悲嘆流淚，畢竟母親的庇護所就在壓力鍋間的一角。在我們狂暴抵達之前，母親在失迷醫院待了七年，並且在不鏽鋼巨獸旁為自己布置了避難處，靠牆的連桌椅是從停辦的教會學校搶救來的，上面有許多學生失意時的鑿痕。白色開襟羊毛衫搭在椅背上，有人告訴我，她在手術與手術之間常把毛衣披在肩上。
在課桌上方的灰泥上，母親用圖釘釘了張日歷圖片，是貝裡尼著名的雕塑：亞維拉的聖泰瑞莎。聖泰瑞莎宛如昏厥，體態軟綿無力，嘴唇因銷魂而張啟，眼神失焦，眼皮微掩。在左右兩側，各有一群合唱團員從祈禱臺俯瞰窺探。一名男童天使隱約帶笑，聳立於虔誠而縱欲的修女旁，健壯的身軀與年少的臉龐相違。他以左手手指撩起遮掩她胸脯的衣緣，右手拎著箭，優雅得猶如小提琴手提著弓。
為什麼放這張圖片？媽媽，為什麼是聖泰瑞莎呢？
四歲的我偷偷躲入無窗的房內研究圖像。隻憑膽量，是無法讓我通過那扇重門的，隻是我覺得她在裡面，一心一意地想認識身為母親的那位修女，於是產生了力氣。我坐在壓力鍋旁，它像清醒的龍，低沉咕噥，嘶嘶作聲，仿佛我咚咚的心跳喚醒了這隻野獸。我坐在母親的桌前，心情一點一滴地平靜下來，感覺好像與她在溝通交流。後來我纔知道，沒人敢把開襟羊毛衫自椅子披掛處拿走，它是聖物。不過，對一名四歲孩童而言，樣樣事物都既神聖又普通。衣服有抗菌肥皂的氣味，我把它拉到肩頭，還用指甲繞著干涸的墨水瓶，追尋她手指曾經走過的路。如同她坐在無窗房間中一定會做的事情，我仰頭凝望日歷圖片，那圖像怔住了我。幾年後，我得知聖泰瑞莎重復看見天使的幻覺被稱為“穿心神跡”，字典說是靈魂因上帝之愛而“激烈燃燒”，心髒遭神的愛“穿刺”；她這份信仰的隱喻同樣也被當作醫學的暗喻。在四歲的年紀，我不需要“穿心神跡”這樣的字眼，就可感受到圖像所引發的崇敬。我沒有母親的照片可尋，情不自禁地想像著圖片中的女子就是她；她受了脅迫，揮舞尖矛的男童天使即將讓她心神蕩漾。我總是問：“媽媽，你什麼時候會來呢？”冰冷磚瓦傳回我微弱聲音的回聲。你什麼時候會來呢？
我低聲回答：“上帝，讓她來吧！”那句話是我唯一擁有的憑借。當我第一次閑蕩到這裡時，戈什醫生前來找我，越過我的肩膀注視著聖泰瑞莎的圖片，說出了這句斷言；他用強壯的臂膀抬起我，用他那與壓力鍋勢均力敵的嗓音說：“來了，上帝讓她來了！”
自我呱呱落地之後，四十六又四年過去了，奇跡似的，我有機會回到那間房。我發現自己體型龐大，坐不進那張椅，開襟羊毛衫掛在肩頭會像祭司的花邊白麻圍肩。然而，椅子、開襟羊毛衫、穿心神跡的日歷圖片都還存在，我——馬裡恩·斯通已然不同了，而其他的改變並不多。身在依然如舊的房內，時光與記憶快速往回翻動。貝裡尼的聖泰瑞莎雕塑圖片沒有褪色，母親以圖釘固定的紙片現在裝了框，存放在玻璃底下。這張圖片好像提出了請求，我不得不理出生命事件的順序，說它是從這裡開始的；又因為它從這裡開始，所以有了那樣的一段故事，而結局就這麼又銜接到了開端。於是，我在這裡。
我們擅自來到這人世，別忘了，饑餓、苦難、早夭是普遍的命運；僥幸的話，或許能超脫命運，找到目的。我長大了，我找到了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要成為醫生，與其說是要拯救世人，我的意圖其實是要自我治療。沒有幾個醫生會這樣承認，年輕一輩絕對是不會的，不過進入了這一行，我們潛意識中一定相信照料他人能治療自己的創傷。的確可以，不過也能加深傷口。
院長是我童年與青春期中堅定不變的身影，我為了她，選擇了外科專業。在我前半生最灰暗的日子中，我去找她尋求忠告。她問：“如果你盡力而為，什麼是你所能做到最困難的事情？”
我局促不安。院長輕而易舉便探測出追尋抱負和苟且偷安之間的距離。“為什麼我非要做最困難的事情？”
“因為你是上帝的樂器，馬裡恩，不要讓樂器留在盒子裡，孩子，演奏它！好好利用樂器的每一部分，你能演奏《榮耀頌》的話，何必安於童謠《三盲鼠》呢？”
太不公平了，院長竟然提起那首昂揚的聖歌，每每聽到這首曲子，我便覺得自己愣愣獃獃，與所有凡人一同站著仰望天空。我不成熟的個性，她都明白。“可是，院長，我無法幻想我能演奏巴哈的《榮耀頌》……”我壓著嗓子說。我從沒彈奏過弦樂器或管樂器，我看不懂樂譜。
“馬裡恩，我不是這個意思。”她說。溫柔的凝視迎來，一雙飽經風霜的粗糙手心摩挲著我的臉頰。“不是巴哈的《榮耀頌》，而是你的，存在你心裡的《榮耀頌》！不去找出它，忽視上帝賦予你的可能能力，那是至深的罪惡啊！”
從性情來說，我更適合走認知相關學門，從事深入探究的領域，例如內科或精神病學。一想到手術房的景像，我便汗如雨下，想到手持手術刀，肚子就揪成一團（至今還是如此）—手術是我能想像得到最困難的事情。
於是乎，我成了外科醫生。
三十年後，我不是以速度、膽大或手藝纔能而出名。說我從容、說我埋頭苦干、說我采用適合病人與特定情況的做法與技術，那麼，我會把這些話當成重要的贊美。同事自己必須挨刀時會來找我，這一點讓我信心大增，他們知道，無論是術前、術中或術後，馬裡恩·斯通都同樣地投入時間與關注；他們知道，我不喜歡“有疑問就切除”或“能動刀就不等”之類的外科箴言，這些言論隻會確實地揭露我們領域中最膚淺的人纔。我的父親擁有我最敬佩的外科醫術，他說：“手術結果最為成功的，是你決定不動刀的那一項手術。”我知道何時不該開刀、何時能力不及、何時該尋求擁有父親水平能力的外科醫生協助—那樣的天賦、那樣的“纔華”，都是自己始料未及的。
有一回病人病情危急，我求父親動刀。他默默地站在床邊，測好心跳數後，手指還在病人的脈搏上流連不去，久久不肯放開，好像需要摸著肌膚，感受動脈血管纖弱的訊號，纔能歸納出結論。從他緊繃的表情中，我注意到百分百的專注，我想見他腦中的齒輪轉動，幻想看到他眼中淚光閃爍。他小心翼翼地權衡不同選擇的利弊，最後搖了搖頭，轉身走開。
我跟上前去。“斯通醫生。”我用他的頭銜喊他，縱然內心渴望呼喊一聲“爸爸”。我說：“手術是他唯一的機會。”我心底明白，機會微乎其微，麻醉藥纔噴一下，或許就扼殺了他的性命。父親把手放在我的肩頭，口吻溫和，就像對資淺同事而非兒子說話。“馬裡恩，不要忘記第十一戒，”他說，“不要在病患大限之日動刀。”
在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滿月時分，刀光閃耀，石頭與子彈紛飛，我感覺好像站在屠宰場，而不是三號開刀房，皮膚沾了一點點的碎骨與生人的血。在這樣的時分，我想起他的話。我沒有忘記，可是開刀之前不見得都知道答案，開刀當下隻能專注於開刀一事上。事後，在我們稱之為“死亡及並發癥研討會”的鬧劇上，那些妙語如珠或成為媒體名嘴的會議召集人，隨隨便便就能大放馬後炮，宣告你的決定是對或錯。生命同樣也是如此，你往前走，回頭纔了解它，唯有駐足回首纔發現卡在你車輪下的尸首。
而今，我五十歲了，見到開膛剖腹，依然一股敬意油然而生。人類彼此殘害、褻瀆人體的能力令我汗顏，可是這樣的能力讓我明白玄奧的和諧，心髒從肺髒後方窺探而出，肝髒與脾髒在橫膈膜的穹窿底下彼此協商—這些讓我驚訝得無言以對。我的手指“在腸道滑走”，尋找刀身或子彈造成的洞孔，閃爍微光的腸道一圈又一圈，那近乎六十釐米的長度緊密收攏在這般窄隘的空間內。在非洲的夜晚，如此這般從我指縫中滑過的腸子，至今累積的長度可能得以延展至好望角，而我還看不到這條長蛇的頭在哪裡。不過，我能查看藏於肌膚肋骨肌肉底下的平凡奇跡，目睹身體對主人所隱瞞的景像，人間豈有比此更為崇高的殊榮？
在這樣的時刻，我不忘感謝我的孿生弟弟濕婆—濕婆·普雷斯·斯通醫生。我尋尋覓覓，在兩間開刀房之間的玻璃隔板上尋找他的倒影，然後點頭致上謝意，因為是他讓我成為今日的我，一名外科醫生。
對濕婆而言，生命終究是在修補破洞。濕婆講話不用隱喻，他要說的，就是“修補破洞”這四個字，不過，這個隱喻用在我們這一行恰如其分。然而，還有一種破洞，就是讓家庭分裂的傷口。這種傷口，有在出生之際產生的，也有日後纔出現的。我們都在彌補裂傷，這是畢生的任務，而許多的未竟，則留給下一代。
生於非洲，離鄉背井來到美國生活，最後又重返非洲，我是“地理即命運”的實證。命運將我帶回到出生的地點，不偏不倚，就在我出生的那一間手術房。我戴上手套的雙手在三號開刀房的手術臺上方活動，母親與父親的雙手，也曾在這同一個空間。
有些夜晚，蟋蟀唧唧地叫，成千上萬隻的叫聲壓過了山腰上土狼的咳聲和哼鳴。但霎時，天地萬籟俱寂，猶似點名時間結束，時候到了，蟋蟀在闃黑中找到配偶，撤退離開。接踵而來的寂靜真空中，我聽見星星尖銳的嗡鳴，欣喜若狂，為自己在銀河中低渺的地位感到欣慰。就是這樣的時刻，我覺得自己承受了濕婆的恩惠。
身為孿生兄弟，我們同睡一張床直到十幾歲，頭顱相倚，兩腿軀干往不同方向偏轉。長大後，我們不再那樣親密，然而我依然渴望，渴望親近他的頭。當我醒來，收到又一個日出作為禮物，頭一個念頭是想喚醒他，告訴他：多虧有你，我纔得以見到晨光。
而我虧欠濕婆最深的，是把故事說出來。這是我母親瑪莉·普雷斯修女未曾揭露的故事，是我膽大的父親托馬斯·斯通所逃避的故事，是我必須一片一片拼湊而得的故事。唯有講述，纔能愈合弟弟與我之間的裂痕。的確，對於外科手藝，我有無窮的信心，但沒有哪個外科醫生能修復兩兄弟的分歧。精彩的故事於此出現，就從故事起頭的地方開始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