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規制的目標無他:其一,警惕本來應當是中立的智能應用,被用來掩飾未取得“多數人同意”的少數人集權;其二,建立利益相關者對話和商談的場域,避免法律淪為“技術寡頭”的幫兇。本書從凱倫•楊“跳出‘數據道德’或‘AI道德’窠臼”以尋求“數據驅動機器時代正義、民主和自由”的主張開始,以李•拜格雷夫“將數據保護法的價值觀貫徹進信息繫統架構之中”的倡導結束,中間穿插著馬丁•洛奇等學者對“風險導向監管路徑”的反思與改進;這背後是“自然人正義觀”與“算法正義觀”從排斥到融合、“個人數據保護”與“技術公共利益”從對立到統一的艱苦歷程。本書英文版雖出版於新冠疫情爆發之前,但作者們從不同角度對“算法規制”的路徑探尋,無不包含著從“個人健康”促進“社會健康”的現實隱喻,以及人本主義“責有攸歸”的道德哲學,對我國“國家治理體繫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以及疫情常態化下慎終如始“科學防治、精準施策”的穩步推進有著深刻的啟發和借鋻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