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001

第—篇法律翻譯觀

第—章翻譯觀概論  003

第二章認識“翻譯”  005

第三章認識“法律翻譯”  009

第—節法律翻譯的對像 009

一、從表達工具的角度看法律翻譯的對像 ：法律語言 009

二、從內容的角度看法律翻譯的對像 ：法律信息和法律作品 023

三、從涵體的角度看法律翻譯的對像 ：法律文化 024

四、法律翻譯對像的類別 026

第二節法律翻譯的定義 041

第四章法律翻譯觀  045

第—節法律翻譯觀的層次認知 045

一、語言之間的關繫 046

二、作品之間的關繫 047

三、文化之間的關繫 049

四、人之間的關繫 050

五、法律之間的關繫 052

第二節法律翻譯觀的第二層次認知 054

一、法律翻譯的語言觀 055

二、法律翻譯的文化觀 059

三、法律翻譯的歷史觀 073

四、法律翻譯的忠實觀 081

五、法律翻譯的譯者觀 090

六、法律翻譯的倫理觀 097

七、法律翻譯的讀者觀 112

八、法律翻譯的可譯觀 115

九、法律翻譯的標準觀 133

第二篇法律翻譯方法論

第—章簡議方法論——從方法走向方法論  143

第—節何謂方法論？ 145

第二節法律翻譯方法論 148

第三節本書對於法律翻譯方法論的研究思路 152

第二章中國翻譯方法理論與實踐的簡要歷史考察  154

第—節微觀視角——“譯名”理論與實踐 154

一、通用譯名理論 155

二、法律譯名考察 160

第二節宏觀視角——“譯文”理論與實踐 189

一、中國通用譯文方法的簡要歷史考察 190

二、中國法律譯文理論與實踐的歷史考察 214

第三章西方通用翻譯方法論的簡要考察  282

第四章西方法律翻譯方法論的簡要考察  291

第五章中國法律翻譯方法論的建構原則和思路  301

第六章法律譯名方法論  304

第—節原詞保留法 307

第二節音譯法 311

一、符合國際標準的原則 312

二、符合國家標準的原則 313

三、符合行業標準的原則 314

四、符合“名從主人、譯音循本”的原則 314

五、符合音同意合的原則 316

六、符合“約定俗成、定名不咎”的原則 318

七、符合同名同譯的原則 319

第三節義譯法 322

第四節法律譯名方法的綜合應用 329

第五節法律譯名規則 330

一、法律譯名應嚴謹準確，避免歧義 330

二、確定譯名時，應將法律術語置於具體語境和特定的詞語組合之中 331

三、法律譯名應保持專業性、專有性和含義的性 332

四、譯名應嚴格遵循法律術語在源法域中的制度內涵 333

五、法律譯名應符合譯入法域法律制度和法律規範的要求 334

六、法律譯名必須適應不同法繫之間的差異 335

七、法律譯名要防止在“譯名回轉”中發生錯誤 336

八、譯名應尊重和遵循自定義體繫 337

九、法律譯名應符合譯語的語言規範要求 337

十、法律譯名應符合譯語的文化習慣和審美標準 338

十一、譯名應體現法域特征、語域特征，並符合國別要求 339

十二、法律譯名應符合歷史特點和時代背景 340

十三、法律譯名應避免望文生義、望文生譯 341

十四、法律譯名應善用歸化譯法，克服文化障礙 342

十五、法律譯名應尊重傳統和語言使用習慣 344

十六、法律譯名應秉持客觀中立的翻譯立場，合理應對意識形態的影響 344

十七、法律譯名應審慎運用修辭 345

十八、法律譯名應充分發揮語用補償功能，彌補詞義缺失 345

十九、法律譯名中應注重發揮譯者的修正功能 347

二十、注重法律譯名的統一 347

二十一、法律譯名應注重參考專業工具書，但不應迷信既有譯名 348

二十二、辯證、靈活、均衡、協調地把握譯名規則 349

第七章法律譯文方法論  351

第—節概述 351

第二節法律譯文方法論的構建原則與思路 353

第三節法律譯文方法論體繫 354

一、規範性法律語言翻譯法（又稱“立法翻譯法”） 354

二、深度譯法 389

三、達旨譯法 400

四、歸化譯法與異化譯法 403

五、語用充實譯法 429

六、注釋譯法 439

七、修正譯法 445

八、維持原狀譯法 451

九、還原譯法 453

十、摘譯法 460

第四節各種翻譯方法的性質及相互之間的關繫 467

第五節影響翻譯方法運用的主要因素 468

一、翻譯的基本單位 469

二、翻譯對像 469

三、譯文的讀者 470

四、翻譯目的和譯文用途 472

五、法律文化 473

六、語境與翻譯生態環境 474

第八章法律翻譯方法論在翻譯實踐中的具體應用——實例分析476

第—節例文 477

第二節對參考譯文的分析和評價 487

一、決定翻譯方法的因素 487

二、法律術語的譯名 488

三、立法翻譯 496

四、譯語規則 500

五、修訂譯文 502

結語  517

後記  518

這本書斷斷續續寫了幾年，終於付梓，算是了卻了我的一樁心事、一個夙願。

我對法律翻譯的關注和研究較早，若從當初發表篇相關論文算起，前後已有二十多年。這次將多年來積累的思考、心得和體會結集成書，大致有三個目的和期冀。

，探索一門學科體繫的建設。我曾經讀到老翻譯家陳殿興20世紀90年代寫的一篇文章，抒發其四十年翻譯生涯的感悟。當中談到，國內的翻譯理論一直沒有形成公認的嚴密完整的科學體繫，理論和實踐結合得也不好。搞實踐的人寫的東西多偏重於經驗，搞理論的人寫的東西則往往脫離實際，把簡單的問題弄得很玄——很多搞了一輩子翻譯、成就卓著的翻譯家都說看不懂這些理論。這些話雖然並非針對法律翻譯而言，但對於中國法律翻譯的現狀仍可謂一語中的，一針見血，觸發了我很大的共鳴。當前國內法律翻譯的現狀正是如此：沒有自己成熟繫統的理論體繫，即使有一些研究者，也大多是從理論到理論，借用一堆西方的語言學和翻譯理論術語，既缺乏漢語環境的適用基礎和應用價值，也缺乏廣泛繫統的實踐經驗總結。至於那些雜亂無章的翻譯實踐，則大多數處於缺乏理論自覺的隨感式、經驗式、直覺性的原始自發狀態。寫作本書就是希望針對這種現狀，為法律翻譯建構一個實用的理論框架，使法律翻譯成為一個具有理論準備、學科價值、專業地位、方法論基礎和實踐理性的獨立學科，借以倡導和呼吁法律翻譯走向體繫化、專業化、標準化和規範化。很多學養深厚的文學翻譯家都是帶著一套在實踐中形成的自覺意識開展翻譯創作的，希望這樣的理論自覺也能盡快在法律翻譯實踐中形成。

第二，這些年來，我遇到很多人出於學習、工作、研究和寫作的目的涉足法律翻譯，卻不知應如何入手，總不得其法，翻譯效果難盡人意。這並不奇怪，因為法律翻譯本來就是基於經驗的實踐科學，是一個需要長期慢慢磨煉的精細行當，斷非任何人淺嘗初試就能勝任的。我常拿體育運動與法律翻譯作類比。跑、跳、遊泳等運動看似人人皆會，但大多隻是身體的自發活動，談不上運動技巧，而競技體育是需要專業訓練的——一名專業的運動員每一個身體動作都要講究科學方法，需要長期繫統的專業訓練，並且遵循科學理論的指導。翻譯又何嘗不是如此？而且作為交叉學科，法律翻譯需要綜合各方面的專業技能，要求每個實踐者都能同時具備跨法域的法律專業知識、精當的語言能力和扎實的翻譯功底。這顯然並非易事。正因如此，從事法律翻譯的人更需要理念上

和方法上的指導。我希望這本書能給那些尚不得法的翻譯者提供一些思路和助益。

第三，這些年來身處法律翻譯實踐之中，我目睹了大量不規範的、生澀別扭甚至拙劣的翻譯作品，有些誤譯或死硬之譯荒誕、離譜到令人錯愕，卻仍堂而皇之地充斥業界，實在深感憂慮。更令人憂恐的是，很多錯誤翻譯居然直接被國內的學者、司法者，甚至立法者不加（或難以）辨別地援用，已成以訛傳訛之勢，殃及法學研究和法律實踐。長此以往，這些誤譯還會演變成中國法律語言中的新一代頑疾，難以清除。形成於法譯歷史早期的諸如“大律師”、“普通法”、“陪審團”等不恰切的譯名，現在雖廣受非議卻已根深蒂固得難以改變就是顯證。如果說早期的翻譯錯誤源於當時的譯者對外界法律體繫認知有限，漢語庫存可以提供給譯者的法律表達有限，不同法律制度體繫之間的時空隔閡造成譯入法域的語境空白等時代局限，對其苛求精準恰當顯得不近人情，那麼今天若仍有人制造失範、失當的譯名和譯文，禍患當代、遺患未來，他們就難辭其咎了。這種錯誤往往不是個例，不是一詞一句的歧誤，而是具有繫統性和普遍性的，亟須從根源上尋找解決方案。每念及此，我總覺得，與其坐而憂之，不如起而言之，發一家之言，盡一己之力。本書談翻譯觀、講方法論就是希望尋求治本之策。

與一眾顯學相比，本書的主題似顯冷門，我隻期望得遇同道中人時能激發出一份共鳴，讓他們手撫書頁嘆一句：“言我欲言之事，道我未道之理。”有此足矣。

一、中國通用譯文方法的簡要歷史考察

應該說，翻譯方法及其論爭是翻譯理論與實踐與生俱來的根本性問題，是翻譯方法論的核心問題，不僅遍及各個語種，而且普遍存在於一切翻譯領域，中國傳統譯論亦不例外。正如有人指出的，“我國翻譯界的理論論爭，基本上都是圍繞兩個問題進行的，一是關於翻譯的標準，一是關於翻譯的方法。前者多圍繞嚴復提出的‘信、達、雅’而展開，後者主要是關於直譯和意譯的爭論”。近年來，在翻譯策略和理念問題上又增加了歸化與異化的爭論。當然，這隻是一個極其粗略的概括，中國翻譯理論界在百年歷史上的論爭議題遠不止於此，還包括由“信達雅”演化而來的“準確、通順、易懂”三準則的是與非、“和信順”之爭、文化背景問題、風格的翻譯問題，等等。

進入21世紀，隨著國際翻譯理論的發展和輸入，中國譯界更是出現了大量新的理論思潮和討論，遠不再限於對這幾個傳統議題的論爭。但從歷史考察的角度，我們還是圍繞這幾個有代表性的問題展開，其中關於翻譯標準的問題，我們已經在翻譯觀一章中深入討論過，這裡隻重點談談翻譯方法上的直譯與意譯之爭，以及翻譯策略和理念上的歸化與異化之論。

（一）直譯和意譯

翻譯究竟應該采取直譯還是意譯的方法，是中國翻譯界自近代以來針對翻譯方法常討論甚或爭論的一個話題，招惹過無數口水戰。按照通說，我國歷史上（五四運動以前）曾出現過三次翻譯高潮，即東漢至唐宋的佛經翻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譯和鴉片戰爭以後的西學翻譯，而“每次翻譯高潮中都伴隨著翻譯方法之爭，說到底就是直譯、意譯之爭”，而且“近代翻譯史上，這場論戰持續久”。事實上，翻譯中的直、意之爭直到今天仍然不絕於耳。

那麼，究竟何謂“直譯”，何謂“意譯”？二者區別在哪，所爭為何？陳福康先生在其2006年出版的《中國譯學理論史稿》及2011年修訂出版的《中國譯學史》中，對此進行了翔實的歷史考證。據稱，我國的翻譯事業始於佛經翻譯，但當時並無直譯與意譯的說法，而是“質”（也稱“樸”，即緊扣原文，不增不減，盡量保留原文語言的特點，甚至包括不符合漢語表達方式和寫作特點的成分）與“文”（也稱“飾”、“巧”，指“辭采”，即修飾譯文，使之通達，盡量使譯文接近漢語的語言習慣）兩派之爭。梁啟超認為這就是現代所說的直譯與意譯之分，但也有人認為，質、文不僅可指翻譯方法，更多是指翻譯風格、文體等，而今天所說的直譯、意譯則單指翻譯方法，因此反對將質、文與直譯、意譯相等同。

至於直譯和意譯這兩個相對相應、相反相成的概念早是由誰提出來的，我們並沒有看到準確的考證。按照馮世則先生的說法，大約是在嚴復的後一個譯本於1914年問世之後，可見由此展開的理論爭鳴應該始於20世紀初，尤其是20年代前後中國進入新文化運動以後，迄今已逾百年。按照周建人的說法 ：“差不多在白話文與文言文發生爭論的同時，譯文裡還有直譯與意譯的爭論。”當時，為了譯介西方（主要是歐洲，也包括間接取自日本）的思想文化作品，一批翻譯實踐家就此展開過激烈爭鳴和理論探討，早集中在廣義的文學翻譯領域，後來則被各種專業翻譯領域借用和沿用，並延續至今。按陳福康的觀點，目前學界大多認為“直譯”這個觀點或稱“理論綱領”（一開始並未使用這種稱謂）是由魯迅和周作人兄弟在20世紀10年代早明確提出的，並在20世紀初的白話文運動中堅持應用在他們的翻譯實踐中。不過，很多人認為，雖然名為“直譯”，但魯迅曾經以“中國文本來的缺點”為由在其翻譯實踐中堅持采取一種“硬譯”法，也就是為了保持原文所謂“精悍的語氣”，而“不惜將漢語撕成碎片，強行按入外語的‘水槽’，使漢語變得磕磕絆絆，有時難以卒讀”，或者按照周作人的說法 ：“當竭力保存原作的風氣習慣，語言條理。好是逐字譯，不得已也應逐句譯，寧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頭換面。”這種方法當時就遭到很多質疑，並被批評者指責為“死譯”。魯迅當然不接受這種指責，對此做過大量激烈而尖銳的辯駁，強調硬譯與死譯有區別，並不是故意的“曲譯”。他堅持硬譯“‘不僅為了不失原來的精悍的語氣’，同時也可以‘逐漸添加了新句法，經過一段時間，可能同化而成為己有’”。可見，魯迅倡導和堅持以“直譯”為名的硬譯，也是在特定的歷史和語言環境下采取的應急和應激方法，是從中國近現代語言變革的角度，為了給當時的漢語白話文帶來新的生命力和新的表達式。類似的主張，瞿秋白等人也都曾經提出過。不過，今天再來討論翻譯時，由於現代漢語早已不存在當時的那種歷史局限性，我們也就再不能鼓勵和應用這種致使譯文“晦澀難懂”和“匪夷所思”，甚至要求“讀者硬著頭皮看下去”的“硬譯”方法了。

我們注意到，是茅盾首先明確界定了直譯概念並極力贊成這種方法的。他繫統地闡明了其“直譯觀”：“直譯的意義若就淺處說，隻是‘不要妄改原文的字句’；就深處說，還求‘能保留原文的情調與風格’。……除消極的‘不妄改’而外，尚含有一個積極的條件——必須顧到全局的處理。”這種觀點倒是揭示了直譯與硬譯的本質區別：“硬譯”抑或“死譯”，是指生硬地照搬原作的語序和表達方式，為保存原作的字詞、用語、標點符號和語言組織結構甚至不惜違背譯語的語法規則、表述規範和語言習慣。這種僵化的譯法絲毫不顧及源語與譯語之間的語法差異和各自特有的語言邏輯，幾乎就是將原文中使用的字詞孤立地一對一轉換成目標語言後進行生硬堆砌和機械組裝，也就是魯迅所說的“竭力想保存原書的口吻，大抵連語句的前後次序也不甚顛倒”，而“直譯”則是譯者

把忠實於原作的內容和形式與遵循譯語的習慣和規則有機結合，在盡量保持原作的語言風格、表述方式和語句結構的同時，保證譯文在譯語項下的語法是規範的、文理是通順的、文意是清晰和可以理解的。雖然直譯的翻譯方法將忠實於原文的形式放在優先考慮的位置，強調不輕易改變原作的字句結構和表達方式，不輕易增減原作的內容，但又絕不是那種機械的字對字翻譯、刻板的字句對應以致連通順的譯文形式也不顧的死譯和硬譯。總之，盡管譯界早期曾多有爭論，但現在都已否定了死譯和硬譯的方法。

至於“意譯”，很難查清這個概念早是誰提出的，但譯界通常認為嚴復是近代意譯方法的代表人物，並以其早期翻譯的《天演論》等譯著為意譯的代表作品。若如此，那麼這個“意譯”的概念將非常廣泛。根據《中國譯學史》提供的史料，鄒韜奮早在1920年就論述過直譯和意譯的問題，並認為“直譯和意譯各有長短”。20世紀30年代，茅盾等人也指出，意譯主要在源語與譯語存在巨大文化差異的情況下得以應用，用以應對具有相對獨立性的譯語文化體繫和源語文化體繫之間的語言交際和跨文化交流需要。

雖然近代以來，中國譯界對翻譯方法的直、意之爭從未中斷，有時幾成公案，但在筆者看來，所謂的“直、意之爭”在開始時就是一個偽命題，因為在不同的時代、在不同的專業領域、在不同的翻譯者和理論家眼中，以及針對不同的翻譯對像而言，究竟什麼是“直譯”，什麼是“意譯”，二者的本質區別是什麼，這些問題從未有過統一的答案，也從未有過明確的界定。大家各說各話，觀點交織、重疊、衝突、矛盾，也沒見過什麼共識。林語堂和朱光潛等人都曾明確反對過所謂直譯與意譯的劃分。前者認為直譯與意譯都是不中肯的名稱，不但不能表示譯法的程序，還容易引人誤會；後者則認為直譯與意譯的分別根本不應存在。現代以來，林漢達在1953年發表的《翻譯的原則》一文中也認為：“正確的翻譯是直譯，也就是意譯。……正確的翻譯是分不出直譯或意譯的。”周建人在1959年寫的《關於“直譯”》一文中則提出：“直譯……要求真正的意譯，要求不失原文的語氣與文情，確切地翻譯過來的譯法。換一句話說，當時所謂直譯是指真正的意譯。”如此等等，足見中國譯界在該問題上的分歧之甚。

一直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翻譯界纔逐漸對此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識。首先，譯界對於直譯與意譯進行了概念上的界定。其中，翻譯家許淵衝曾通過總結文學翻譯領域的大量實踐經驗，提出了一個具有代表性的觀點 ：既忠實於原文內容又忠實於原文形式的譯文是“直譯”，隻忠實於原文內容而不忠實於原文形式的譯文是“意譯”，隻忠實於原文形式而不忠實於原文內容的譯文卻是“硬譯”。其次，大家都認識到，直譯和意譯原本就沒有什麼本質的衝突，“無論直譯還是意譯，都要把忠實於原文的內容放在位，把通順的譯文形式放第二位，把忠實於原文的形式放第三位”。再次，直譯和意譯都是翻譯方法，在翻譯實踐中不是彼此對立、非此即彼，而是辯證統一的關繫，應該靈活運用，共同服務於翻譯目的。王佐良於1979年在《詞義·文體·翻譯》一文中，就這方面提出了較有代表性的觀點：“要根據原作語言的不同情況，來決定其中該直譯的就直譯。該意譯的就意譯。一個出色的譯者總是能全局在胸而又緊扣局部，既忠實於原作的靈魂，又便利於讀者的理解與接受的。一部好的譯作總是既有直譯又有意譯的：凡能直譯處堅持直譯，必須意譯處則放手意譯。”許淵衝也有相近的觀點：譯文和原文相同的形式能表達和原文相同的內容時，可以直譯，不能表達時就意譯 ；原文的表達形式比譯文精確、有力時，可以直譯，譯文和原文相同的形式不能表達和原文相同的內容，或者雖能表達，但是形式生硬牽強，那時就要意譯。總之，需要區分的是正確的翻譯和錯誤的翻譯，而不是直譯和意譯。

這些觀點顯示，中國當代翻譯家和翻譯理論家對於翻譯方法已經采取了靈活辯證、兼容並蓄的態度，也說明他們比20世紀二三十年代乃至四五十年代的譯者在理論上更加成熟。不過，這些論點仍然隻圍繞內容與形式兩方面展開，離不開傳統譯論的思維模式。有現代研究者借鋻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的結構語言學理論指出，語言是一個符號繫統，每個符號都要看作由一個“能指”和一個“所指”構成。翻譯實際上是一個將源語能指信息背後的所指信息，通過譯語的能指信息，終轉換成譯語所指信息的過程。在翻譯過程中，若譯語的能指信息與源語的能指信息近似對等，而保持譯語的所指信息與源語的所指信息仍對等即為直譯；而若譯語的能指信息與源語的能指信息不對等，從而導致譯語的所指信息與源語的所指信息不完全對等就是意譯。

這些的理論探索使得人們對於直、意之別的認知更加清晰和成熟，也體現出中國的翻譯理論發展趨於理性和健康。不過，回歸到法律翻譯方法論的建構中，我們並不主張采用這種簡單的二分法，因為這種簡單的分類更多局限在語言層面的討論上，更多關注的是原文與譯文在內容和形式上的對應關繫，這遠不能適應我們旨在構建的復合多維、辯證有機的翻譯方法論體繫，也無法滿足跨語種、跨法域翻譯法律信息的要求，不能適應法律翻譯的特殊性。更何況，“直、意之爭早已被西方譯界視為已死之論”，那種“將直譯意譯視為一連續體的兩端，各自在向中庸點靠攏的過程”也純屬一種意像性的設計，在翻譯實踐中缺乏具體的操作標準。筆者注意到，近年來，中國通用翻譯理論研究者也已經將目光從直、意之爭這種孤立議題轉向建立繫統的翻譯方法論研究，比如黑龍江大學的黃忠廉教授組織撰寫的《翻譯方法論》即對此作出有益探索，也與筆者的思路不謀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