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關注他們的吶喊”

“社論式廣告”的來源形形色色，形式五花八門。朝鮮領導人金日成，每年都會在《紐約時報》買下兩個版面，歌頌自己的“不斷革命理念”。人們萬萬沒有想到，1960年3月29日刊出的這則名為“關注他們的吶喊”的廣告，會在種族議題之外，掀起一輪更大的爭議，不僅成為對新聞自由的巨大考驗，並進而演變為美國言論自由史上的一座裡程碑。

第二章蒙哥馬利的反擊

霍爾在《廣告報》上，發表了一篇氣勢洶洶的社論：“世上有兩類說謊者，一類主動撒謊，一類被動為之，這兩類說謊者在3月29日《紐約時報》的整版廣告中，粗魯地誹謗了蒙哥馬利市。”他叫囂道：“謊言，謊言，謊言，這就是些一心想募款的三流小說家捏造出來的故事，好欺騙那些偏聽偏信、自以為是，實際上卻屁也不知道的北方佬。”

第三章南方的憂傷

“那些從未感受過種族隔離之苦的人，很容易輕言‘等待’”，馬丁·路德·金寫道，“但是，當你目睹暴徒對你的父母濫用私刑……當你試圖向六歲的女兒解釋，為什麼她不能像電視廣告裡那樣在公園嬉戲玩耍，卻愴然詞窮……當你駕車遠行，卻發現沒有一家旅店願意讓你留宿，而你不得不蜷在車上夜復一夜……當你日復一日被“白人”和“有色人種”這樣的標簽字眼所羞辱……你就會了解，‘等待’為什麼對我們那麼艱難。”

第四章初審失利

沙利文的律師讀到“黑人”一詞時，故意讀成“黑鬼”，還說自己這輩子都這麼念這個詞。法庭上，白人律師都被冠以“先生”頭銜，如“納奇曼先生”、“恩布裡先生”。黑人們卻被稱作“格雷律師”、“克勞福德律師”、“西伊律師”。僅僅因為膚色不同，他們居然連“先生”這樣的敬語都享受不到。更令人心寒的是，法官對這些統統置若罔聞。

第五章媒體噤聲

內部人士透露：“《紐約時報》當時正被內部罷工和業務虧損折騰得焦頭爛額，要是輸了這些官司，報紙肯定會完蛋。”對於《紐約時報》根據憲法修正案提起的上訴，阿拉巴馬州法院用一句話直接駁回：“美國憲法修正案不保護誹謗言論。”隻要每家法院都認同上述論點，《紐約時報》將永遠無法勝訴。

第六章自由的含義

1797年，喬治·華盛頓即將卸去總統之位，告老還鄉，費城《曙光報》發文稱：“此人是我國一切不幸的源頭，今天，他終於可以滾回老家，再不能專斷擅權，為害美國了。如果有一個時刻值得舉國歡慶，顯然就是此刻。政治邪惡與合法腐敗，將伴隨華盛頓的黯然離去而退出歷史舞臺。”政治漫畫家對華盛頓也毫不手軟，有人甚至把他的頭像安在一頭驢身上。

第七章言者有罪

共和黨人批評聯邦黨人偏好中央集權和英國政體，骨子裡渴望著皇權專制。聯邦黨人則認為，共和黨人就是一群雅各賓派，一旦得勢，必會推行法國式的恐怖政治。1798年，夫人阿比蓋爾·亞當斯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親法集團，也就是共和黨人，正孜孜不倦地在全國“播下邪惡、無神論、腐敗和造謠惑眾的種子”。

第八章“人生就是一場實驗”

1919年，年輕的漢德法官再次致信霍姆斯，認為隻有“直接煽動”不法行為的言論方可追懲。他說，“既然案件發生時，正趕上民意沸騰，這種情況下，讓陪審團來判定某種言論的‘傾向’，恐怕效果不佳……據我所知，1918年的社會氣氛就是如此”。對此觀點，聲望正如日中天的霍姆斯大法官頗不以為然。然後，五十年後，法院在“布蘭登伯格訴俄亥俄州案”中，卻正式采納了漢德的觀點。

第九章偉大的異議者

霍姆斯大法官風流倜儻，對美酒佳人一向來者不拒。內戰期間，他明知戰事殘酷，卻投筆從戎，三度負傷。他認為社會改革運動難成大器，卻支持改革者們放手一試。布蘭代斯大法官向來不近煙酒，一生致力於推動社會改革。霍姆斯習慣撰寫簡短有力，卻含義模糊的判決意見。布蘭代斯則喜歡長篇大論，分析各種社會問題。兩位性格迥異的大法官，在那個特殊時代，成為言論自由堅決的捍衛者，和法院偉大的異議者。

第十章“三天過去了，共和國安然無恙！”

在法院，明尼蘇達州助理司法總長詹姆斯·馬卡姆援引霍姆斯大法官1907年在“帕特森訴科羅拉多州案”的判決意見，認為修正案隻禁止“對出版的事前限制”。他話音未落，九十高齡的霍姆斯大法官突然插話：“寫那些話時，我還很年輕，馬卡姆先生。現在，我已經不這麼想了。”

第十一章向法院進軍

多年之後，韋克斯勒回憶道：“接下這個案子前，我對誹謗法沒什麼了解。做案件背景分析期間，當我意識到必須由被告來承擔舉證責任時，我受到極大震撼。那種感覺我至今記憶猶新，實在令人措手不及、驚懼不已。或許因為陪審團在這個問題上一直比較溫和，過去，我一直以為誹謗法隻是紙上談兵，根本沒有在這個國家適用過。”

批評的限度就是民主的尺度
“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
——《國語·周語上》
“對公共事務的討論應當不受抑制、充滿活力並廣泛公開。”
——“《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
一
作為當今世界有影響力的媒體之一，《紐約時報》雖正經受電子傳媒的挑戰，發行量也有所下降，卻從未感受到生存威脅。但是，1960年，一個名叫L.B.沙利文的警察局長提起的一場誹謗訴訟，卻幾乎將《紐約時報》逼至絕境，如果不是聯邦法院九位大法官力挽狂瀾，這家百年老店或許早已關門大吉。
由威廉·布倫南大法官撰寫的本案判決，不僅適時挽救了《紐約時報》，還推動美國新聞界真正擔負起監督政府、評判官員的職能，躍升為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權”。近半個世紀之後，這起名為“《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NewYork Timesv.Sullivan）的案件，仍影響著當代美國社會，與每一位普通美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新近發生的一起案件，就是好的證明。
2011年3月2日，聯邦法院宣布了“斯奈德訴費爾普斯案”（Snyderv.Phelps）的判決結果，九位大法官以8票對1票，判定反同性戀組織“韋斯特伯勒浸禮會教會”勝訴。消息傳出，有保守派團體擊掌相慶，也有自由派組織表示歡迎，報刊電視亦紛紛叫好。到底是一起什麼樣的案件，能令左右兩派、傳媒大佬們皆大歡喜呢？“斯奈德案”觸及的，是美國憲法中的一項永恆議題：畝論自由。原審被告弗瑞德·費爾普斯來自堪薩斯州，是“韋斯特伯勒浸禮會教會”創始人。這個教會規模不大，成員多是費爾普斯的親友。二十年來，但凡有軍人下葬，費爾普斯都會率教眾奔赴現場，並在附近亮出標語。標語內容相當令人反感，多是“感謝上帝，弄死士兵”、“為9·11感謝上帝”、“上帝仇恨同性戀”、“你們會下地獄”、“美國應遭天譴”，等等。這些人仇視同性戀，在他們心目中，美國社會，尤其是美國軍方，因為對同性戀行為態度過於寬容，正承受上帝的責罰，那些戰死異鄉的軍人便是明證。
2006年，馬裡蘭州居民阿爾伯特·斯奈德主持了愛子馬修的葬禮。馬修在海軍陸戰隊服役，陣亡於伊拉克戰場，遺體被運回家鄉下葬。葬禮現場莊嚴肅穆，觀者無不動容。當晚，沉浸在悲痛中的斯奈德打開電視，突然看到一幅令他心碎的畫面。原來，葬禮舉行時，距離墓地不遠的一片空地上，費爾普斯等人正舉牌抗議。白發人送黑發人，本就是人生至慟。可以想像，“感謝上帝，弄死士兵”這樣的標語，會對一位喪子老父造成多大刺激。
斯奈德以誹謗、侵犯隱私、故意造成精神傷害為由，將費爾普斯等人告上法庭。費爾普斯則援引美國憲法修正案，為抗議行為申辯。他提出，既然修正案規定“不得立法……侵犯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那麼，舉牌抗議便是自己的基本權利，罵天罵地罵總統，都受憲法言論自由條款保護。
不過，一審法院和陪審團可不這麼看。陪審團經過商議，判定費爾普斯的行為構成侵權，要求他賠償斯奈德109。其中，2是補償性賠償金，8是懲罰性賠償金。後來，還是法官網開一面，減免了2懲罰性賠款。費爾普斯既不甘心，也無能力支付這麼多賠償。他很快提起上訴，並在聯邦第四巡回上訴法院勝訴，官司隨即打到聯邦法院。
美國主流媒體多偏向自由派，盡管他們不贊同費爾普斯的反同性戀立場，甚至厭惡他的平素作為，但是，本案的爭議焦點，是言論自由的邊界如何確定，而非同性戀是否合法。所以，包括《紐約時報》、美聯社在內的各大媒體，一邊倒地支持教會一方，陸續向法院提交了“法庭之友”意見書，以表達他們維護言論自由的立場o[’]。而斯奈德這邊，也得到四十八個州和哥倫比亞特區的司法總長、四十位參議員及各退伍軍人團體的支持。
……

                               何帆
2011年6月18日
於人民法院

第十章“三天過去了， 共和國安然無恙！”
1919年以來，法院內部一直為如何界定修正案保護的“言論自由”爭論不休，但是，卻沒有人提到過與之並列的“出版自由”話題。“吉特洛案”中，多數方大法官贊同將出版自由與言論自由一並納入基本自由範疇，使之不得受聯邦及各州侵犯。然而，時至1930年，法院仍未審理過一起因報紙、雜志或書籍出版受限引起的案件。隻有這類案件，纔是檢驗出版自由的試金石。
不過，1931年，法院終於迎來起重要的出版自由案件：“尼爾訴明尼蘇達州案”。十年後，大法官們又就“布裡奇斯訴加利福尼亞州案”作出裁判，這也是一起關繫到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重要判決。兩起案件的結果，均以5票對4票達成，而且都是維護表達自由一方獲勝。盡管多數方是靠“勉強多數”取勝，但是，兩起案件在憲法史上，都起到裡程碑式的作用。對於正被警察局長沙利文提起的誹謗訴訟所困擾，並打算尋求憲法修正案保護的《紐約時報》來說，這些案件包含的表達自由價值，顯得尤為重要。
“尼爾訴明尼蘇達州案”的主人公傑伊·尼爾是名個性復雜的新聞人，熱衷揭露各類社會丑聞，俗稱“扒糞記者”。弗雷德·弗蘭德利在講述此案的《明尼蘇達小報》一書中，將尼爾描述成一個“反天主教，反猶太人，反黑人，反工會”的人士。1927年，尼爾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創辦周報《周六新聞》。這是份激進的反猶太報紙，指責腐敗的警察局長與“猶太匪幫”沆瀣一氣，“暗地操縱著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一切”。表面上看，尼爾是個不討人喜歡的角色，但弗蘭德利也發現，此人疾惡如仇，常利用媒體的社會批判功能，挑戰大小權貴。弗蘭德利曾在福特基金會組織的一次餐會上，與朋友提到尼爾其人。鄰座的杜邦公司總裁歐文·夏皮羅湊巧聽到他們的談話，主動搭話說：“你們討論的是‘尼爾案’麼？我認識尼爾先生。”夏皮羅的父親薩姆·夏皮羅，曾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經營一家干洗店。當地幫會頭目巴內特要求他停止營業，將干洗業務轉交他人處理。老夏皮羅拒不從命，巴內特隨即派四個地痞闖進店裡，在客戶衣物上肆意潑灑硫酸。歐文·夏皮羅當時纔十一歲，躲在木制隔板後目睹了黑幫暴行。當地報紙報道了這起襲擊事件，卻絕口不提巴內特和他的無理要求。傑伊·尼爾從薩姆·夏皮羅那裡得知此事後，在《周六新聞》上詳細披露了此事經過。他不僅如實描述了巴內特的所作所為，還痛斥其他報紙畏首畏尾，不敢點出黑幫頭目姓名。不久，巴內特因這次襲擊事件被政府起訴，經歐文·夏皮羅出庭指認，終被送入大牢。
尼爾選擇批判對像時，並非總是如此機敏。他喜歡批評的官員之一，是明尼阿波利斯市海樂平郡檢察官弗洛依德·奧爾森。奧爾森其實是位自由派改革者，後來曾三度出任明尼蘇達州州長。但是，當尼爾用污穢、下流的文字，接連向他“潑髒水”時，奧爾森選擇了令自己日後追悔莫及的回應方式：提起誹謗訴訟。他根據一部名為《防治公共滋擾法》的法律，將《周六新聞》告上法庭。“滋擾”其實是個法律術語，主要指騷擾鄰人的行為，如亂丟垃圾、制造噪音等。但是，這部法律格外與眾不同，居然將一些特定行為納入滋擾範疇，即任何經營“惡意誹謗、毀人清譽的報紙者”，均構成“滋擾罪”。法官審理此案後，根據《防治公共滋擾法》相關條款，判令《周六新聞》停止發行，永遠歇業。其實，州議會1925年制定《防治公共滋擾法》，就是為懲治一份名叫《德盧斯鋸報》的“扒糞類報紙”。不過，這部法律當時並未遭到其他報紙反對，因為大家普遍瞧不起那些借揭露丑聞之名，行敲詐勒索之實的小報。1927年11月，弗洛依德·奧爾森向法官提出申請，要求勒令《周六新聞》停止營業，法官立即批準。纔發行了九期的《周六新聞》，就此關門大吉。
尼爾上訴至明尼蘇達州法院。他的律師提出，《防治公共滋擾法》違反了憲法第十四修正案，以及州憲法中的出版自由條款，但是，州法院簡單、粗暴地駁回了尼爾的上訴。大法官們一致認為：“我們的憲法從未打算保護惡意誹謗、蓄意中傷他人的不實之詞，或者動機不良、別有用心的出版物。憲法隻對誠信、審慎、盡責的報業提供保護。憲法規定出版自由，不是為放縱那些居心險惡者肆意妄為，正如它賦予人民集會權利，卻不容許非法集會或騷亂暴動。”這番說辭，難免讓人聯想起聯邦黨人當年為《防治煽動法》的辯護。與那部法律一樣，即使被告證明自己陳述、報道完全屬實，《防治公共滋擾法》一樣要求他們必須具有“善良動機、正當目的”。正如霍姆斯在“施維默案”中的異議意見所言，州政府在這裡隻支持“我們所贊同的思想”的自由。
表面上看，“尼爾案”已塵埃落定，再無回旋餘地。傑伊·尼爾已耗盡家財，沒有資力上訴至聯邦法院。然而，兩家立場有著天壤之別的機構，卻同時向他伸出援手，一家是大名鼎鼎的左翼組織“美國公民自由聯盟”，一家是極右翼報紙《芝加哥論壇報》。該報發行人羅伯特·盧瑟福·麥考密克並不認同“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所作所為，卻狂熱信奉新聞自由理念。麥考密克認為，《防治公共滋擾法》已嚴重威脅到出版自由。他極力遊說，終促成那些起初對尼爾的遭遇漠不關心的報業同行們團結一致，通過了一項譴責《防治公共滋擾法》的決議，將這部法律稱作“對人民自由嚴重的侵擾”。
1931年1月，法院開庭審理“尼爾案”。尼爾的代理律師韋姆斯·柯克蘭向大法官們表示，即使報紙刊登針對公眾人物的誹謗性文字，也不能成為政府打壓報界的正當理由。“隻要有人為非作歹，報業自然會有所謂誹謗言論。”柯克蘭還舉例說，19世紀，《紐約時報》揭露臭名昭著的政客鮑斯·特維德的腐敗惡行時，後者“就援引類似法律對付過媒體”。代表明尼蘇達州政府出庭的，是該州助理司法總長詹姆斯·馬卡姆。
布蘭代斯大法官向他提問時，特地將話題轉向腐敗議題。布蘭代斯詳細研讀過此案卷宗，連碩果僅存的九期《周六新聞》也曾一一過目。他問馬卡姆：“在這些文章裡，編輯努力證明警匪勾結，操縱賭場撈錢的事實。他們甚至點出了警察局長與不法官員的姓名……我們的確不知道這些指控是真是假，但我們很清楚，如果這種警匪一體的情況確實存在，將是許多城市的恥辱。這些報人孜孜以求的，無非是揭露更多被官方遮蔽的黑幕，這樣的言論都不能免責，還有什麼樣的言論可以免責？如果我們不允許人民討論這類事務，公共安全如何得以保障？是的，在很多情況下，誹謗確實存在。但是，你總不能一面揭發罪惡，一面掩蓋作惡者姓名吧。很難想像，一家沒有任何言論免責特權的媒體，能夠擔當起維護民主社會安危的重任。如果不給他們免責特權，那麼，還有什麼工作配享這種特權？”
馬卡姆采取的訴訟策略，是繼續堅持布萊克斯通的古舊觀點，即出版自由隻保護出版物不受事前限制，而《防治公共滋擾法》並未施加任何事前限制。他的意思是，明尼蘇達州的立法沒有要求任何人在出版發行前，必須取得官方許可，那纔構成彌爾頓當年譴責的英國出版許可制。《防治公共滋擾法》隻是規定，報紙發行後，如果確實刊載了誹謗言論，可由一名法官決定對其是否追懲或查封。而且，在出版許可制中，承擔舉證責任的並非報紙發行人，而是政府。馬卡姆指出，根據布萊克斯通對出版自由的闡釋，修正案中的“出版自由”，隻能解釋為禁止事前限制。他還援引霍姆斯大法官1907年在“帕特森訴科羅拉多州案”的判決意見，霍姆斯在這起案件中聲稱，修正案隻禁止“對出版的事前限制”。馬卡姆話音未落，已經九十高齡的霍姆斯大法官突然插話：“寫那些話時，我還很年輕，馬卡姆先生，現在，我已經不這麼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