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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小傳—
一艱難困苦，終於進入高等學府深造
1929年生於上海郊區南彙縣西周家宅的一個中小地主家庭。中、小學階段，由國民黨統治到淪陷於日本侵略者，抗戰勝利後又恢復到國民黨統治，兵荒馬亂，生活極不穩定，學習極不正常。小學讀了五年，換了四個學校，中間還從一位秀纔讀了半年私塾。高小五年級未讀，跳級進入上海靜園小學,突擊記下英語二十六個字母，隨後慢慢補課直到畢業。父親周廷槐先生，畢業於光華大學中文繫，曾在全校作文比賽中奪魁，得到校長張壽鏞的賞識，留在本校當職員，兼任附中教師，但在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後即告失業。我也在讀了一年初中後失學回家。閑居一兩年後，又跳級就讀附近鎮上的周浦中學，畢業之時正值日寇投降，父親找到了工作，我又有了機會進入上海滬新中學讀書。父親深感文科學生求職困難，於是讓我就讀理科。該校隻上半天課，化學、物理負擔很重，但從未做過一次實驗，紙上談兵，學的都是空頭理論。況且初中時未讀小代數，高中二年級上大代數，一直處在似懂非懂的狀態，僅能勉強應付。後來我纔懂得，我的學習歷程違反了循序漸進的原則，既學不好，還感到喫力。
高中三年級時，我突然大口吐血，始知患了嚴重的肺病，不得不回家修養。當時醫藥界采用靜臥療法，三年床褥，瀕死者再，隻是依仗父母的慈愛、兄妹的護侍，纔能苟延一息。第二年時病情惡化，幸虧鏈霉素進入上海，纔免於一死。但家庭經濟日益陷於困境，隻能不斷變賣家產度日。
全國解放，家庭發生巨大變化，我遂勉力以同等學力考入南京大學中文繫。以前學的數理化全已遺忘，不得不考文科。隻是入學不到半年，發現肺病仍未痊愈，不知高考體檢時因疏忽而讓我漏網了呢，還是其時適值有所好轉，這時又告復發？萬般無奈，隻能轉入療養宿舍，直到三年級結束時纔恢復健康，轉入正常的學習生活。
國家新建，需要大量補充新干部，於是我們1950年入學的一屆讀了三年之後提前畢業，分配工作。這時我剛結束長達七年的肺病生涯，怕不能驟然投入繁劇的工作，而且覺得因病耽誤了學習，也想補讀一些書，於是我向繫主任方光燾先生表白了這一想法。方先生向來愛護學生，他沉思了一番，說：“下一學期胡小石先生要開文學史課，他已是六七十歲的人了，以後不可能再開這課。機會難得，你也不要再聽其他什麼課了，這一年你還是集中聽胡先生的課，跟他學吧。”胡先生聽到我要跟他再學一年，也很高興。但開學天，慕名而來聽課者甚多，主管人事的一位干部就來阻攔我入內，說是以前已學過不能再聽。我據理力爭，仍未如願，不得已，隻能轉向方先生求助。方先生赫然震怒，由於他的干預，我纔有機會再次跟胡先生學習。事後方先生還說，應該把我留下當助教，隻是礙於他正當政，不便提出。總的說來，大學四年，隻有這一年纔利用這次難得的機會用功讀了些書，奠定了我日後研究工作的基礎。
大學畢業，胡小石、羅根澤兩位老師向校領導推薦，希望把我留下任教，但終因出身不好、表現不合領導要求而不能留校。對此我並不怪怨任何人，根據當時的標準，我自然不能進入本校教師行列。
這時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新建，需要人，國內已無當屆大學生供應，因此纔有機會進入該會的漢字整理部。前後兩年半工夫，主要做編制發布《漢字簡化方案》的具體工作。1956年時，知識分子政策出臺，胡小石先生開始招收副博士研究生，他希望我回去繼續跟他學習，於是在年底又考了回去。
自此之後，我再也沒有離開過南京大學。1959年改為助教，1961年升為講師，1980年升為副教授，1984年國家*特批為教授，1986年被批準為博士生導師。直到1984年，我從未出任過任何行政職務，連*都沒有當過，自此時起，纔先後出任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所長、南京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隨後又在國家文教機關和省內的一些機構內擔任了職務。
在政治標準的時代，我自然甘居人後，而在計劃經濟的形勢下，自然服從組織安排工作。我的經歷也就決定了我的身份，即政治條件很差，不能承擔重要職務，但做事也還認真，因而可以干一些具體工作。政治條件寬松時，我總能作出一些成績。1956年時，就因制訂發布《漢字簡化方案》工作成績突出而當選為國務院直屬機關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其後極左思潮開始抬頭，處境也就日益艱險而永無受表揚的機會了。平時隻能不斷地做些具體工作。建國初的十七年，運動不停，突擊不斷，諸如大編教材，修訂《辭海》，搞法家著作，等等，都得參加。教過的課中，中國文學批評史先後講過兩遍和兩個學期的上半段，這已算是我教學時間長的一門課了。任務不斷改變，學習上缺少長期打算，不可能繫統地積累某一方面的資料。因此我對學習情況的自我鋻定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隨波逐浪，力疲心勞。
可以說，直到80年代前期，我一直處在打雜的位置上，始終不知道自己有什麼專業。由於我對家庭的那份感情、對師長的親密關繫，因而“地主階級孝子賢孫”、“封建學者俘虜”等帽子一直懸在頭上，“文化大革命”中終於公開蒙此惡名，為此發送農場勞動時也得加倍延長時間。隻是天網恢恢，密而有漏，外恃若干領導的善意對待，內恃妻子的理解和支持，終於挨過政治上的重重高壓，步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
二見縫插針，不斷推出研究成果
我也有一些優點，做事還算認真，讀書還算勤奮，而且自知條件不如別人，不能指望上級給你什麼優惠條件，因此承擔某一任務時，如有心得，總想及時記錄下來，以免轉向後遺忘。我早期所寫的幾本書，都是在任務改變前夕突擊出來的。
大學階段，跟胡小石師學《楚辭》，收獲。研究生時，小石師本想讓我作《山海經》的研究，後因急於接替重病在身的羅根澤師上中國文學批評史課，這纔趕忙把學習《楚辭》時考慮過的一些問題寫下，因為時間限制，隻能就其中《九歌》方面的問題略抒己見，也就寫成了後來正式出版時取名為《九歌新考》的本書。
改助教後，為五年級上中國文學批評史課。我在研究生階段隻上了一年多的甲骨、金文和《說文解字》部首，這時轉向立即上高年級的新課，從孔夫子到王國維，全由我一人承擔，喫力得很。但我集中精力備課，第三年時就發表了《梁代文論三派述要》一文。“文革”前夕，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約我寫作“中國古典文學基本知識叢書”中的《中國文學批評簡史》一書。書稿完成後無法交出，直到80年代初期，經改寫後纔以《中國文學批評小史》一名問世。
“文革”十年，荒廢年華，但由於我的特殊身份，即沒有任何價值，卻還有那麼一點使用價值，故而後期被起用。先是參加江蘇五所高校集體編寫《馬恩列斯文藝論著選讀》的注釋工作，同時參加《辭海》的修訂，後又參加我校和南京化學工業公司師傅組成的法家著作《韓非子》注釋組，還利用空隙時間寫成了《韓非子札記》一書。“文革”結束，我又受命將注釋稿改寫成一本學術著作，增加校勘等方面的內容，以《韓非子校注》一名正式出版。
此前我曾奉命將家中“黑書”悉數上交，因而除了“雄文四卷”之外已無書可讀，後因出現了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一書，工宣隊開禁，允許教師讀讀唐詩。精力無處發洩，潛心閱讀，隨後寫成《高適年譜》一書。“文革”結束，有事上北京查書。一個偶然的機會，得知故宮博物院圖書館中藏有胡震亨《唐音統簽》和季振宜《全唐詩》二書，經請求蒙允準，花了半個多月精心閱讀，隨後寫成《敘〈全唐詩〉成書經過》一文，由此進入了唐詩研究的行列。1990年時，我主持了一次唐代文學國際會議，為了總結唐詩研究各方面的成就，我主編了一本《唐詩大辭典》，並寫了《唐詩文獻綜述》一文作為附錄。其後又為李白的一些奇特現像所吸引，試圖作出新的解釋，從而寫下了《詩仙李白之謎》一書。也就在同一時期，我奉校方之命，協助匡亞明前校長主編《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匡校長要求每位副主編都寫上一本，於是我於本世紀初完成了《李白評傳》一書。
1980年前後，我應中華書局友人之約，整理筆記小說《唐語林》。其成果即《唐語林校證》上、下兩冊。隨後我就整理過程中發現的一些問題繼續探討，寫成《唐人筆記小說考索》一書。與此同時，我主編了一本《唐人軼事彙編》，由我所內人員嚴傑、武秀成、姚松負責具體編纂。出版之後，頗獲時譽，於是我在90年代後期又籌劃重編《宋人軼事彙編》一書，具體工作由校外專家葛渭君、周子來、王華寶三人負責。此書已於2014年完成出版。
80年代，我花在唐代文學方面的精力較多，因此比較關注陳寅恪、岑仲勉等人的研究成果。其後接受程千帆先生的建議，為碩士生開設近代學者治學方法研究一課。到了90年代，我將這一方面的論文和講義編成《當代學術研究思辨》一書，公開出版。
除了寫書之外，我還先後寫過一百幾十篇論文，先是編了《文史探微》、《文史知新》、《魏晉南北朝文學論叢》三本論文集。所收文章，上起先秦，下至當代。文章內容，以文學為主，但又不囿於純文學的範圍，而與傳統意義上的文史之學聯繫密切。這與我的師承有關，也與我個人的特殊境地有關。
除此之外，我還先後編了兩本論文集——《無為集》與《餘波集》，把那些零散的文字又彙集起來，前者編入了《周勛初文集》，後者則於八十壽辰時編就出版。
全國高校古委會成立，我出任本校古籍所所長，於是又把很多精力投入古籍整理項目。其中規模較大者，一是與一些友人主持《全唐五代詩》的編纂，出任主編，希望總結唐詩文獻整理方面的新成果，編成一本質量上超過清代康熙御定《全唐詩》的嶄新總集。一是組織我古籍所與中文繫古代文學教研組內同人，整理出一部龜》的校訂本。這本書猶如一座未被開發的寶庫。我們將宋本與明本互校，並與史書互核，後且附以人名索引。這就為文史學界的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不少便利，出版後得到很高評價。
90年代，我還做了一件頗為愜意的事，將我國流散在外的珍貴古籍唐鈔《文選集注》迎歸故土，編輯加工出版。此書以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影印舊鈔本叢書》內的二十三卷殘帙為基礎，加入臺灣“中央圖書館”所藏的一卷，天津藝術博物館藏的一卷殘帙，北京圖書館所藏的兩片殘頁，按一百二十卷本原來的順序編排，命名為《唐鈔文選集注彙存》。本世紀初，我又籌劃出了一種增補本。各界朋友共襄盛舉，我能為此稍盡綿薄，實屬三生有幸。
三獨立思考，力求在學術上有所創闢
我是干一行，學一行，隨之寫下一些東西，留作人生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