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敘…………………………………………………………………………………………001

建安二十六年
——劉備、諸葛亮、龐統、法正，蜀漢建國時間與事件……………………………………001
秋風五丈原
——諸葛亮北伐敘事討論………………………………………………………………………036
代漢·祀漢·去漢
——魏蜀吳的國家構想及敘事話語……………………………………………………………068

空城計札記………………………………………………………………………………………102
伏甲設饌，擲杯為號……………………………………………………………………………122
“丈八蛇矛”及其他……………………………………………………………………………147
語詞三國…………………………………………………………………………………………170
三國戲蜀漢敘事種種
——以雜劇、傳奇為對像………………………………………………………………………189

亂世·衣冠·風流
——兼說《世說新語》的人物觀………………………………………………………………208
木猶如此，人何以堪
——桓溫其人及《晉書· 桓溫傳》之敘事學………………………………………………231

附  錄
時間、地理及三國史架構
——《三國志》閱讀筆記………………………………………………………………………251

基本文獻…………………………………………………………………………………………288

我不是歷史學者，因為研究《三國演義》這類“講史小說”，不能不考索其中的歷史情景。從文學敘事進入歷史敘事，不是尋索所謂史實或真相，而是據以敘事角度比較歷史文本與文學文本，對二者異同之處加以辨析和領會，進而理解各自表述的旨趣。
    三國是一個短促的歷史過程，但環視其前後，所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周期率廓然而現。從漢末諸鎮紛爭亂局演化為三國鼎峙，再到三國歸晉，旋而八王之亂，然後是晉與十六國的長期割據。兵戎相見不僅為爭奪土地與人口，亦是政治倫理的衝突。分合之際，天翻地覆，總是以血流漂杵方式宣示帷幄中的意志與謀略。這一切故事構成了一種巨大的文化存在，而歷史的漶漫之處或是更容易打開想像的空間；傾聆史官和文人的興廢之嘆，不同的聲音裡傳遞著不同的思維或理念。
    將歷史文本與文學文本參稽互證，不是什麼新方法，從前就有考據本事的家數。從虛構文本中尋繹真人真事，即所謂“知人論世”。八卦鉤沉，摻入幾分揣想，又成索隱一派。尤其做《儒林外史》《紅樓夢》研究，很多是這種套路。有人將考證本事視如西方文論所謂“原型批評”，其實不然，“原型”一般涉及神話隱喻，乃借以論證某些文學母題的本義及衍變，而不是將大觀園內鬥說成明珠、索額圖的故事。不消說，這種尋繹本事的人肉手法也常用到《三國演義》研究，過去做曹操翻案文章，就是拿史著材料顛覆文學敘事，總以史家敘事為義。可在我看來，每一種文本自有其話語支撐，不妨研究各自表達的意義。
    既然作為“講史”，小說有它自己的講法，哪怕是擰著講，自有它擰著講的道理。其實，歷史在國人心靈之中從來就是帶有情感的敘事與想像，而史家記述未必沒有想像或情感因素。但可以設想，如果沒有小說戲說話的三國，那個前後不過一百年的歷史過程，不見得讓人們產生那麼大的興趣。

    三國研究對我個人來說，幾乎是一個懷舊的話題。四十年前，做大學畢業論文時，選擇的題目就是討論《三國演義》的曹操形像。當時那篇論文有幸被《文學評論》（1982年第4期）以頭條刊發，對於一個剛從本科畢業的年輕人自是很大的激勵，之後又作了一篇闡釋《水滸傳》主題思維的文章，也發表在那家刊物。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學術風氣以回歸本體為要旨，我自然迷於成長性的文學創造，很快被當時風起雲湧的新時期文學所吸引，並沒有將三國、水滸作為自己的功課繼續專研。直到本世紀之初，纔又回頭探究《三國演義》和幾部古典小說，這時思路已向歷史文化和政治倫理幾方面拓開。近年出版的《老讀三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版）、《三國如何演義：三國的歷史敘事與文學敘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版）、《水滸十講》（文彙出版社2020年版）三部拙著，就是這一階段的研究成果。可是，寫完三國那兩本書，尚有若干討論未盡的話題一直縈繞於心，亦逐漸形成一些新的思路，這便是收入本書的十一篇文章的寫作緣起。
    這些篇什都是近兩三年所作。與前面兩書不同，這裡主要探討三國建政的政治倫理和歷史機緣，尤其從蜀漢的角度去解析那種歷史活動的合法性敘事。同樣是梳理史家與小說家各自的敘事策略，更有意識地去解讀這些故事作為一種文化存在的歷史含義。

    我一直思考的一個問題是，作為“講史小說”的《三國演義》為什麼會是一種反歷史敘事——三國之中羸弱也早出局的蜀漢，何以成為敘事主體，又怎樣被注入擔當正義的精神內涵？其實，從小說敘述的各個節點來看，故事並沒有背離《三國志》給定的歷史框架，人謂“七實三虛”，可謂不虛；可是陳壽的敘史法則明明以曹魏為正統，到了小說、戲曲裡偏生變成蜀漢的光榮敘事，這不能不讓人掩卷深思。此中的反轉不僅在於文學手段，亦可體會到，沉澱於民俗風習之中的歷史感受更是重要因素。一種文化存在固然有其事實依據，但潛藏的情感和倫理意圖不啻引導敘事方向的舵盤。
    文學存在的理由不在於是否合乎歷史真相，隻是歷史以史著記載而存在，而文學的要旨在於如何演義。史家敘事跟小說家敘事自然各有其旨，對照各自的敘事話語方式，找尋各自表述中所傳遞的歷史消息，可以體會由敘述建構的某種想像和情感。就三國而言，從敘事角度比較歷史文本與文學文本，是一樁有趣的事情。如果不是專門做歷史研究，這裡不需要你考證什麼歷史真相。其實，真相是一種講述歷史的話語方式。三國乃或魏晉的故事告訴你，文學的敘史方式實是國人的一種心靈史。
……
    有幸的是，本書各篇寫作時得到眾多朋友的鼓勵和支持，尤其是《讀書》雜志衛純先生，《書城》雜志顧紅梅、齊曉鴿女士，《中華讀書報》趙晉華女士，還有未曾謀面的貴州朋友李晁先生，在此一並致謝。陳平原兄撥冗為拙著題簽，自有蓬荜生輝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