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存世的清代日記雖然比較多，但大多數是晚清的，而清中前期的則較少。而且，存世的四庫館臣的著作雖然也很多，但是其中絕少日記。因此，四庫館總裁王際華撰寫的《王際華日記》（又稱《王文莊日記》）就顯得格外珍貴。該日記雖然篇幅不大，且多有殘缺，但現存之內容對四庫學等研究有著重要的史料價值。該日記為稿本，原分藏兩處，雖然近年被影印出版，但其流通並不廣，學界還很少有人對其加以利用。而且，其原文為行草書寫，不便認讀；所記內容龐雜，涉及諸多典故、人物字號等，也不便讀者理解，因而有整理流通之必要。茲先就王際華及其日記、日記的史料價值與整理說明作簡單介紹，以便讀者對該日記有初步的了解。
一、 王際華及其日記
王際華（1717—1776），字秋瑞，一字秋水，號白齋、夢舫居士，室名二十四福堂，浙江錢塘（今杭州）人。乾隆十年（1745）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十三年，大考翰詹，擢侍讀學士、上書房行走。十五年，任廣東肇高學政，旋以憂歸。服除，起原官。三遷至侍郎，歷工、刑、兵、戶、吏諸部。三十四年，遷禮部尚書。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以禮部尚書、武英殿總裁出任《四庫全書》總裁。隨後，加太子少傅，改任戶部尚書，仍兼武英殿總裁、《四庫》總裁（自五月起專管《荟要》事）。卒於乾隆四十一年，年六十，贈太子太保，謚文莊趙爾巽等《清史稿》，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10780—10781頁。。其子王朝梧，授內閣中書，曾任四庫館分校官，後官至山東兗沂曹道。王際華之弟錫壽，曾任四庫館謄錄《王際華日記》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十七日載：“弟錫壽以今日到四庫全書處充當謄錄。”。王際華一生著述不多，除了這部日記外，還有《白齋詩存》《寒潭記事》徐達源《(嘉慶)黎裡志》卷首“撰文姓氏考”提到王際華有《寒潭記事》。參黎裡古鎮保護開發管理委員會、吳江市檔案局編《黎裡志（兩種）》上冊，廣陵書社2011年版，第26頁。，但兩書可能都已失傳。
《寒潭記事》中的“寒潭”，或為“韓潭”之訛，因為王際華的居所就在北京的韓家潭。韓家潭位於前門外大柵欄地區，東起陝西巷，西至五道街，即後來的韓家胡同，為著名的“八大胡同”之一。除該居所外，乾隆三十八年，乾隆又賞賜王際華一套內城宅所，在護國寺街北，房屋多達一百七十五間。王際華去世後，該宅所由其子王朝梧居住。後來，王氏子孫回了南方，該宅所交由其親戚朱氏經管奕賡《寄楮備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續修四庫全書》本）載：“王際華，錢塘人，乾隆乙丑探花，官至尚書。乙未之鼕，將屢年蒙恩賜之福字二十四幅，重加裝潢，顏其賜第曰二十四福堂。次年即故，賜謚文莊。按二十四福堂，即今護國寺街北之宅也。前數年為朱士彥寓第，今又換主矣。”。道光年間朱氏將該宅所租與李氏居住。到了光緒年間，因房產契稅的問題，該宅所還曾引發出一起官司《申報》光緒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京報全錄，“奕謨片附片”；《申報》光緒十年五月二十七日京報全錄，“托倫布片”。。
存世的《王際華日記》隻是殘本乾隆三十七年二月十二日的日記載：“年例賞朝鮮物件，已載於上年日記。”說明王際華的日記應該不止現有的這部分。，且還分藏兩處：
其一，上海圖書館藏《王際華日記》（清乾隆三十七年），四冊。
清王際華撰，朱絲欄稿本，現影印收入《上海圖書館藏稿鈔本日記叢刊》第3冊。原書曾為周越然的藏書。書前鈐有“言言齋善本圖書”朱文長方印，正文首頁右下方鈐“曾留吳興周氏言言齋”印。卷前鈐有“王際華”陰陽文方印、“白齋際華”朱文印。書中另有“澹如居士”朱文方印。此外，周越然曾將此書送交浙江展覽會展示周越然《風俗隨談·“烏都督……”（到杭州去）》，北方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302頁。，故書中鈐“曾經民國二十五年浙江省文獻展覽會陳列”朱文大方印。
上圖本《王際華日記》所收隻有乾隆三十七年一年之日記，所記起於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一，終於該年十二月三十日，依次收錄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臘月（十二月）之日記。乾隆三十七年，王際華時任禮部尚書，故日記所載之事亦多與此官職有關。
原書正文為行草書寫，寫於每半葉十行的紅格紙上，個別地方有殘缺。其書法娟秀嫵媚，錯落有致，頗有蘇軾書風，在清代書法界有一席之地李放《皇清書史》（遼海出版社2009年影印《遼海叢書》本）卷十六載：“王際華，字秋瑞，號白齋，別號夢舫居士，錢塘人，乾隆十年進士，官戶部尚書，謚文恭（應為文莊）。施學濂曰：‘錢文敏、王文恭，皆學蘇字。’”。
其二，國家圖書館藏《王際華日記》，二冊。
國圖題作《王文莊日記》，清王際華撰，清乾隆朱絲欄稿本。乾隆三十九年四月廿八日的日記上鈐有王際華“臣”“華”之印。原書前後鈐有鄭振鐸之藏書印“長樂鄭振鐸西諦藏書”，可知其曾為鄭振鐸舊藏。現先後被影印收入《歷代日記叢鈔》第30冊、《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第40冊。
國圖本《王際華日記》所收包括乾隆三十五年和乾隆三十九年兩年的日記。其中乾隆三十五年日記，所記起於該年正月初一，終於該年臘月（十二月）三十日，依次收錄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閏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臘月（十二月）之日記國圖官網上該書目錄信息顯示，該年日記起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一月迄同年九月。不對。。乾隆三十九年日記，所記起於該年正月初一，終於該年臘月（十二月）三十日，依次收錄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臘月（十二月）之日記。乾隆三十五年，王際華時任禮部尚書，故日記所載之事亦多與此官職有關。乾隆三十九年，王際華時任戶部尚書，並兼任四庫館總裁，故日記所載多涉《四庫》編修之事。
原書正文為行草書寫，寫於每半葉十行的紅格紙上，字跡、用紙均與上述的上圖本同。
通過現存的日記可以看出，王際華寫作日記的態度是相當認真的，幾乎每日不漏都有記載。即便當時沒有記載，也會設法補上，如乾隆三十五年十月初八日的日記即為補記。乾隆三十五年八月初七、八、九三天未有日記，但日期已標出，且留有餘紙，估計是要補寫的，後來不知為何未能補上。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二十日的日記，也是如此。
二、 《王際華日記》的史料價值
王際華身為清廷重臣，且兼任四庫館總裁，其日記對當時清廷政治經濟活動、北京上層社會生活、四庫館工作等均有詳細、可靠的記錄，對相關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1. 四庫學研究
由於總裁劉統勛去世較早，於敏中與王際華遂成為四庫館早期重要的兩位總裁。《王際華日記》（以下簡稱“日記”）對其總裁工作有較多反映總裁的工作實不止以下所列各項，這裡隻是就《日記》所載而論。。
（1） 辦理《荟要》
《四庫全書荟要》是《四庫》修書的衍生物。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四庫館開始編纂《四庫全書荟要》，由於敏中與王際華負責“諭內閣編《四庫全書荟要》著於敏中王際華專司其事”（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初一日），載張書纔主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頁。。荟要處即設在武英殿。據日記所載，其時王際華較為頻繁地入直武英殿，應與其負責《荟要》的編修有關。例如，日記乾隆三十九年三月十八日載：“直武英（辦《春秋通說》）。”十一月五日載：“未刻至武英看書，銷簽。迫暮乃返。”
其時王氏辦書甚為勤奮，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閱看書籍，如日記乾隆三十九年四月十一日載：“杜門。……看荟要處書致疾，夜子方寢，氣即上逆，徹夜立以待旦，苦矣。”十月二十九日載：“卯初起，以風冷異常。上詣壽皇殿，於永恩殿用早膳，姑不入直。坐至辰正（閱《荟要》書），始赴午門前……”乾隆對王氏的工作給予了肯定，據“諭內閣四庫全書處進呈各書疵謬迭出總裁蔡新等著交部察議”（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八日）載：“四庫全書處進呈鈔錄書本，朕連日偶加翻閱，檢出舛漏處，不一而足。……至各總裁內，王際華於校勘《荟要》諸書，加簽標識者甚多。前此呈覽時，朕詳加批閱，並未見有字畫錯誤之處，辦理尚屬盡心。此次著免其議處。”張書纔主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第274—275頁。這在日記中也有記載：“（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日）入直……昨上以《荟要》進書無訛免予處分，今日奏謝。”
日記中關於進呈《荟要》及乾隆審閱《荟要》的記載，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及分析辦書之流程。其時，王氏將繕寫好的《荟要》分批進呈御覽，據日記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一載：“以《荟要》百一冊上呈。”乾隆則審閱進呈之書後即發下交回荟要處。據日記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六日載：“入直……坐看書。午初，上回宮，看《荟要》，隨看隨下，至晡乃畢，予始歸。”乾隆審閱是非常快的，此批書共101冊，午初開始看，至晡時已全部閱看完畢。關於乾隆審閱的速度，還可參看：日記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載：“入直。以《荟要》一百一冊上呈。未正歸。”十一月二十五日載：“卯初一刻進西華門，憩造辦處。……《荟要》一百一冊都下。”五天時間，101冊又已審閱完。又據日記乾隆三十九年二月三日載：“入直，以《荟要》書八十五冊呈覽。次日晚下，蒙恩許可。”可見，隻過了一天，就審閱完85冊。
從上可看出，乾隆確實是一一審閱過進呈本的，而且，審閱速度特別快。當然，由於時間關繫，乾隆不可能很細致地閱讀這些書。
（2） 辦理聚珍本
作為武英殿總裁及四庫館總裁，王際華還要兼管聚珍版事務。據日記乾隆三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日載：“奏請國子貢生十人，祥慶管擺字，又供事六人。”五月十一日載：“奏武英殿通行書，並進聚珍版書，俱蒙溫旨。晚奏宋版《杜詩》，大愜聖意。”可見，王際華應該是主管聚珍本的總裁。
從日記看，王際華辦理聚珍本的工作還包括：督催辦書。據《清高宗實錄》卷九七二載：“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十二月，庚辰朔，諭曰：蔣賜棨著加恩令其在武英殿行走，隨同王際華查催書籍。”《清高宗實錄》第12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268頁。另據日記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六日載：“午初直武英，蔣戟門始至此辦事（前月三十日奉旨復輕車都尉，次日奉旨命隨同予催查書籍）。”蔣戟門，即蔣賜棨。蔣氏此前曾因罪被撤職。稽查功課。據日記乾隆三十九年六月十日載：“直武英，（張、李二公同飯。嵇大司馬亦至，同喫飯，頗精潔，嵇公齋，亦甘之）。定稽核一歲功課諭單。”六月十五日載：“直武英，清查一年以來功課。事畢，乃食。”謄錄姚岐謀曠課數月，分校鄭燨不查報，即是在此時被主管的總裁王際華查出的，而王際華也因沒有及時查出而受處分參“戶部尚書王際華奏謄錄姚岐謨曠課數月分校鄭爔等不查報請交部議處折”（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十四日），載張書纔主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第224—225頁。。
（3） 其他
《王際華日記》還記錄有其他有關四庫學的史料。例如：
薦人。據日記乾隆三十九年正月初九載：“是日，予奏請以查瑩充纂修，蒙允行。”九月初五日載：“張羲年過謁，送收《王文成集》《全浙遺書目》。”十月十九日，於敏中、王際華等奏請令張羲年在四庫館纂修上行走參“多羅質郡王永瑢等奏請令張羲年在四庫全書處纂修上行走折”（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九日），載張書纔主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第276—277頁。。可見，張氏與王氏關繫不錯，故得以被薦入館。
選取謄錄。據於敏中致陸錫熊函雲，“謄錄一項，現在勿庸再添，其詳已具王大宗伯啟中，想必致閱也”（乾隆三十八年五月至六月），“候補謄錄即傳令抄書，未補之前所寫之書如何核計，似當定以章程，方為周妥。昨已有札致王大農矣”（乾隆三十八年八月初五）以上分別見於敏中《於文襄手札》，國立北平圖書館1933年影印本，第3、24函。。而日記乾隆三十九年二月十三日載：“本日奏捐納各謄錄留館優敘（得旨允行）。”六月初十日載：“明亭相公復欲收錄鈔胥，說以止之。”十一月初三日載：“至翰苑，面試應考篆隸謄錄十八人、繪圖三人。試畢，封送金壇。”可見，王際華也負責謄錄的選取，而且，於敏中還與其往復討論此事，似乎很重視王氏的意見。
助校。四庫館臣常請助校幫助辦書。日記乾隆三十九年三月二十日載：“延朱大庭到家，辦對《荟要》事。”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載：“邵廷仕來（予延之對《四庫全書》也，下榻海棠院）。”朱大庭、邵廷仕，應該均是總裁王際華請的助校者。
《永樂大典》餘紙的頒賜。《四庫》開館之初，乾隆曾將《永樂大典》餘紙賞賜給四庫館館臣。但是，館臣獲賜餘紙的數量是多少，我們並不清楚。日記乾隆三十九年二月六日載：“本日恩賜《永樂大典》紙一百張。”可知王際華獲賞一百張《大典》餘紙。據此我們可以推測，當時四庫館總裁可能每人均獲賜一百張餘紙。
與於敏中手札相印證。《於文襄手札》收錄了四庫館總裁官於敏中陪侍乾隆在承德避暑山莊期間寫給四庫館總纂官陸錫熊的書信，共56函。這批書信均與《四庫全書》編修有關。手札原稿未標明寫作年份，雖有陳垣、胡適、徐慶豐等作過相關考證，但仍有諸多可補充印正的地方，而王際華日記正可以發揮這樣的作用。例如，日記載，乾隆三十九年六月，“十九，晴。卯詣內閣，遞請安折。入直，以《遵生八箋》封寄行在，金壇札知上宣取也。至傳心殿，會英公言事。札答於中堂，即歸”。《於文襄手札》第三十二函載：“……六月廿三日。《遵生八箋》日前覓到一部，版缺誤不堪，未知外間有初印本否？”可知此函應作於乾隆三十九年六月廿三日。
總之，相對於敏中等軍機大臣來說，王際華更專職於《四庫》修書之工作。從日記可看出，王際華的空餘時間也盡量用於辦書。也正因如此，王際華被乾隆和很多人視為早期四庫館工作有貢獻者之一，故“諭內閣王際華遽爾溘逝著晉贈太子太保”（乾隆四十一年三月二十日）載：“戶部尚書王際華，纔品端謹，學問優長，久直內廷，簡任部務，懋著勤勞。邇年承辦《四庫全書》及《荟要》事，尤為殫心經理。”張書纔主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第501頁。
2. 清廷大臣之日常生活研究
《王際華日記》除了記述其工作外，還有不少篇幅涉及其公事之餘的私生活，反映了當時京中官員私下的交接來往、人情世故。至於四庫館中的私人關繫網，我們亦可於此窺見一斑。
日記中有大量的關於和受禮的記載（其中當然主要是受禮），可以說是人情來往無虛日。王際華收受的禮品非常多，種類也是多種多樣。為了記賬核對，也為了禮尚往來，日記中對每筆人情來往都盡可能地加以記載。其中，有時是隨收隨記，例如，乾隆三十七年三月初五日日記載:“保全，收蘑菇。同年範崇棨來，未接，送茶、火腿、南棗、菊。”有時是一總而記，例如，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十八日記載的數十條記錄，應該是一段時間所收禮物（包括金錢）的總彙。
給王際華之人，有同僚，有同年，有一般的朋友，也有大量的門生以及不認識的人。例如，地方官晉京，多會給京城一些高官，這一風俗在明代即已形成，所物號稱書帕。清代也保留這一風俗，這在日記中多有反映。此外，有的地方官雖不親至京城，亦會通過寄贈的方式與王際華加強聯繫，例如，乾隆三十九年四月廿八日日記載:“川藩錢鋆寄川連二、藜椒二、通海袍褂二、嘉定貢綢四，差對包、小包、二兩、扇。”可以肯定地說，對於王際華這樣的高官而言，受禮是其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
當然，王際華也會給朋友、同僚等，甚至他也常給下屬及低級的地方官。他給下屬，有獎勵之意。他給低級的地方官，則可能有托其辦事之由。不管如何，可以看出，王際華並不是直接以權勢使人，而是以禮物相周旋。可見，禮物確實是當時人際交往的潤滑劑。需要注意的是，王際華花心思、開銷的禮物，是給皇帝的貢品。逢重要的節慶，王際華都會進貢禮物。他對此非常重視，往往提前多天準備，而且禮品也是極盡奢華、珍貴。例如，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廿一日日記載:“賞收如意、拱璧插屏、三閣記方、《臚芳延慶荟景敷韻》一對、漢玉鷹雄合景尊、脂玉海棠觚、舊玉菊花壺、琺瑯八蠻進寶燈一對、琺瑯大吉掛瓶一對、琺瑯麒麟一對、琺瑯餘慶爐、龍泉洗、紅花瓿、翡翠大瓶、瓷水盂二、樹根筆筒、《梅雪棲禽》（呂紀）、瀋士充《移梅圖》，十八件。”乾隆一般會在大臣進貢的禮物中選擇性地收取，日記所載隻是乾隆實際收取的部分。
王際華平時賓朋交接眾多，聚會飲宴不斷。其中，有時是師生之聚會，如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二載：“延顧葵、董熙、陸學遜、常循、朱詵、王金鍵、趙萬裡、王青雲、王藻、楊昌霖、朱大庭飲，共四席。楊世綸、張仲芳、葛桂芳不至，皆戊子江南門人也。”這些人均為王際華的門人，其中常循、王金鍵、楊昌霖、楊世綸四人都曾入為四庫館臣，而楊世綸與王際華因《四庫》之事來往還相當頻繁。我們有理由推測，當時通過王際華推薦入館的門生應該是比較多的。有時是同年聚會，如乾隆三十九年二月三十日載：“遂至浙紹會館會乙丑同年，到者蔣時庵、李恆齋、毛鏡浦、吳△△、丁△△、勵自牧、莊方耕，又請年姪徐天柱、劉錫嘏、閔思誠、周△△、周△△……”有時是同鄉聚會，乾隆三十九年三月初一載：“同鄉到者為倪倉場（承寬）、錢閣學（載）、趙通參（佑）、朱司）。”有時是同事之聚會，包括四庫館中的同事和官場的同事其時官場上多有輪流宴請之習慣，如入直之大臣即多如此。，如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載：“杜門，延協揆程（景伊）、大宗伯蔡（新）、大司馬嵇（璜）、大司寇崔（應階）、總憲張（若溎）、少司馬周（煌）、少司空李（友棠）燕飲。”九月初一載：“祥、金二人來白事。延紀昀、陸錫熊、彭紹觀、宋詵、陸費墀飲，楊昌霖陪（王仲愚、百齡不至）。晚始散。”
從王際華的交往看，他與於敏中、陸錫熊、姚鼐的來往頻繁，應該關繫不錯，而與紀昀、朱筠的來往卻極少，顯然關繫比較疏淡。這有助於我們分析四庫館中的關繫網，以及館臣各種表現的背後原因。例如，王際華於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十四日參奏分校邱庭漋一事，當時分校很多，而且像邱庭漋這樣違規的分校應該也不少，為何參奏他呢？從日記看，王際華與邱氏確實沒有什麼交情，這有可能是原因之一。
日記中所載的一些生活瑣事、人生感悟，讓人讀來也饒有趣味，如乾隆三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載：“直武英。張總憲、李少空皆在，同膳而出（不過喫飯而已，可笑）。”三月廿九日載：“祝四都統八十壽，（豬一、羊一、酒二、燭二百枝）俱收去。見面不謝，如不知者，似此亦可毋庸與應酬矣。事不自行檢點而托他人，以為信得，殊信不得也。以後吾視人竟無可托者矣。”四月初九日載：“遣送鄭鈞酒席，不收，與狗食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