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概》是清末揚州學者劉熙載撰寫的一部文藝理論批評名著。

劉熙載（一八一三—一八八一）字伯簡，又字熙哉，號融齋，晚年自號寤崖子，江蘇興化（今江蘇興化）人。

據其玄孫劉年慶介紹，“（劉氏）先祖世居蘇州，張士誠兵敗後，蘇州閶門一帶的百姓被迫舉家北遷”，初至阜寧（今江蘇阜寧），後來大概又因避水患，而遷居興化。他的父親劉松齡是個監生，鄉人稱爲“鶴與先生”，可惜，在他十歲那年時即去世。嗣後，母親又去世。但孤貧中，劉熙載仍勤學不輟，並終於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年），二十七歲時，中舉。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年），三十二歲時，又中進士。從此後，他幾乎就沒有離開過教育崗位。先後任翰林院庶吉士、編修、國子監司業、左春坊左中允等。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劉熙載擔任時人所豔羨的號稱“美官厚祿”的廣東學政，又因過於狷介，拒不接受各種賄賂，而爲宵小不滿，進而造謡中傷，刊布於上海的外國報紙上，憤而辭職。好在劉熙載“貞介絶俗”的聲名早已廣爲傳播，爲他贏得了當時士人的普遍尊重。因此辭官後不久，就被署理上海道臺應寶時聘請到龍門書院擔任山長，成爲龍門書院任職時間長、教育成就爲卓著、爲學生信服的山長。光緒六年一八八○年），劉熙載因病自感不起，辭任回興化，並於翌年，病逝於家中。劉熙載曾説他的一生是“爲諸王師，爲太學師，與夫在鄉塾爲童子師，客遊爲遠方士子師”（見《寤崖子傳》），可謂實録。

劉氏《藝概》一書問世後，即以其文字之簡約、內容之全面、論述之精當，備受學人推崇：

清譚獻《復堂日記》卷四：“閲劉融齋《藝概》七卷，樸至深遠，得未曾有。”又光緒二十七年正月：“兩日溫《藝概》，劉先生言一字一珠，不獨四方導師，亦千載導師也。”

劉咸炘《學略八·序略》：“文詞書技，近世劉融齋《藝概》一書，已近其理，其書章節短簡，語淺而識深，亦以啓導初學，名之曰概。”

王伯祥《庋榢偶識續編·藝概》：“曩侍先師孫君伯南於草橋精舍，獲示融齋《藝概》原刻本。謂不佞曰：此書雖晚出，其談藝卓見，一時無出其右者，是不可以不研治之。未幾，師移席可園存古學堂，即慫恿當事者畀諸鉛印。不佞分得一帙，晨夕披讀，不減侍立師門也。”

因而不脛而走，風靡一時。

據不完全統計，僅在建國前，《藝概》就出現過：清同治年間《古桐書屋六種》，同治十二年《古桐書屋六種》、清光緒興化劉氏刻本《古桐書屋六種》，我們姑且稱之爲合刊本；清同治二年刻本、清同治十二年刻本、清光緒三年領南重刊本、清光緒十五年清秘閣重刊本、清光緒二十年清江徐氏刻本、清光緒二十九年成都官書局排印本、清光緒三十一年鉛印本、清光緒三十四年排印本、清宣統三年山西兩級師範學堂排印本，民國十二年上海開明書店鉛印本、日本大正二年談書會校印本、民國十六年北京內富晉書社鉛印本、江蘇存古學堂叢刊本等《藝概》，我們姑且稱之爲單行本；甚至還出現了將《藝概》各卷析出印行的情況：如民國七年上海有正書局的《文概》本，民國二十三年《詞概》鉛印本，民國二十四年雙流黃氏濟忠堂《文概》刊本，民國二十九年中華書局《詞概》鉛印本，民國二十九年上海中華書局《曲概》本等等，我們不妨稱之爲析印本。其受讀者歡迎程度，可見一斑。

建國後，《藝概》其他各卷析印本不再出現，但是有關《書概》的各類注譯本卻仍盛行不衰，數量之多，呈現出一枝獨秀的局面。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竊謂主要恐怕還是由於以下幾個因素：

一、《藝概》體例嚴謹，各卷嚴格按照文章體裁加以限斷。如卷一《文概》論古文，卷二《詩概》論詩歌，卷三《賦概》論賦作，卷四《詞曲概》論詞曲，卷五《書概》論書法，卷六《經義概》論經義（八股），因此被出版者認爲適合分立析出印行。

二、如果我們要對《藝概》各卷論藝情況的優劣高下加以品評，《書概》和《文概》、《詩概》三卷，無疑屬於其中上乘的部分，三卷不僅條目多，而且精語、發明之處不少，值得單獨提取出來加以研究。

三、劉熙載本人書學、字學兼優。字學著作有《説文雙聲》、《説文疊韻》，今見《古桐書屋六種》。學識之淹博，更爲從來書論家所未有。《書概》一卷論述中國書法發展演變情況，上起當時所能見到的早書跡——西周時期之石鼓文，下迄北宋草書名家遊酢，提綱挈領，碑帖兼賅，其涉及範圍之廣泛、體例之嚴謹、去取之精當、識見之高卓，皆爲此前各類書法著作所不及，完全可以當作一部中國書法簡史看，直到現在，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書概》前此陸續出現的注本，數量雖衆，但限於研究條件（比如具有集成性質的歷代書論研究資料彙編之類的書，迄今仍未問世）以及對《藝概》一書體例缺乏正確的認識，所注仍遠遠沒有達到讀者的預期，給後人留下了大量的增補空間。

從現存材料分析，《書概》當是其晚年主講龍門書院時，博觀約取，反復修定，精心結撰之作。融齋龍門書院時的弟子袁昶有首《觀融齋老人所作草隸》詩，後有自注：“先生（按指劉熙載）晚年著《論書訣》一卷，謂北宗鄭道昭與南宗《鶴銘》、《蕭憺》、《井闌》諸石，同一氣格。極有微解。”

按：袁昶所引《論書訣》，與《書概》090“《瘞鶴銘》用筆隱通篆意，與後魏鄭道昭書若合一契，此可與究心南北書者共參之”一節，語意近似而又有不同。可見：《書概》沒有定名前，嘗又稱論書訣，而非是有二書；今《藝概》各卷內容在寫定刊行前，就已經在弟子間得到流傳；今《書概》因是其反復修改，終纔寫定的，故今之定本與其早年弟子之回憶，頗有不同。姚永樸《舊聞隨筆》卷三《劉融齋先生》亦雲“興化劉融齋先生熙載學極淵博，而接人語言木訥、誠意盎然。或有所詢，儻未記，則直答曰：‘不知。’徐入內，檢平時鈔撮諸冊出示雲：‘頃所問乃如此。’”可見其平時博極群書，勤於積累抄録之狀。蕭穆稱其“於古人詞章文學，既有深造獨得之境，嘗有述作，不自收拾，隨時散佚”（見《敬孚類稿》卷一二《劉融齋中允別傳》），是非常可信的。所謂不自收拾，不過是因爲劉熙載本人謹於著述，刊印時，去取十分嚴格而已。劉熙載的許多個人研究心得，就此散佚不存，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書概》一共二百四十六條，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一字。評述對像卻涉及西周至北宋的四十六位名家、八十九種書跡。那麽，劉熙載是如何做到在如此有限的篇幅內，對以上衆多的內容一一進行深入、精到的批評呢？這就不能不説是得益於其匠心獨運的著述體例。讀者若不明此體例，則終顯隔膜。

《藝概》體例獨特之處，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語言。《藝概》各條看似淺顯，其實論述多係在碎取、徵引前人相關語句基礎上，略以己意聯綴而成。它使整個文句形成了文句表層所傳遞的和通過獨特的引用方式所暗示出的雙重意藴，極大地增加了全書論藝的厚度和深度。它亦是作者能在《書概》一卷的篇幅中，就完成對西周至北宋，不同歷史時期的重要書家及書跡進行批評的一個重要保證。吾無以名，曾強名之爲“錦繡文”（可參拙作《鑲金嵌玉  碎錦成文——淺談〈藝概〉一書的寫作特點》，原刊《古典文學知識》二○一一年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