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振鐸先明戲曲、宋人詞集的重視中，抓住歷來書目編寫上的忽視，批評許多編書目的人以劇本等為小道，以為不足錄。

“敘錄”是傳統的古籍整理方式，在古籍保存和利用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向來為學者所重視。隨著晚清以來人們對戲劇、小說文體的推重，對戲曲敘錄的寫作也日益引起人們的關注。早在1908年，王國維在為《曲品新傳奇品》作跋時，就曾感嘆著錄戲曲的書太少：

        此書誤字累累，文又拙劣，然無名氏《傳奇彙考》，江都黃文旸《曲目》，多取材於此。蓋著錄戲曲之鐘丑齋《錄鬼簿》、明寧獻王《太和正音譜》外，以此為古矣。

1928年，大東書局出版《曲海總目提要》，胡適在為該書所作的《序》中說：

        在這個時代，大家漸漸感覺劇本目錄的需要。不但如王先生的《曲錄》之僅僅列舉劇名而已，必須有一種記載劇本作者與情節內容的詳目，方纔可以供收藏家的參考與文學史家的研究。

而鄭振鐸先生作為戲曲等文體敘錄寫作的早期倡導者，在“敘錄”的寫作方面投入了很多的精力。1923年後的數年間，他一再為戲曲、小說等寫作提要，以此來完成對以往的輕視的糾正，實踐自己整理國故的主張。1925年，他在《時事新報 鋻賞周刊》刊出《中國小說提要》，1927年出版的《中國文學研究》收錄了他的《佛曲敘錄》。戲曲方面，他不但致力於戲曲劇本的收集，而且花了很大的力量在“提要”的寫作上。除了曲敘錄》，1940年他在《跋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中說：

        又本書各劇“提要”，我也已隨筆記錄得頗詳。

此外，1941年寫作的《晚清戲曲錄敘》中還談到他勸如晦（阿英）先生作《敘錄》事：

        如晦先生收藏晚清文史資料富，餘前輯《晚清文選》，深資其助。嘗勸其將歷年搜訪所得，刊為目錄，公之於世。如晦先生深感餘言，乃先將所藏晚清戲曲，編為一目印行，每書均加說明，嘉惠後學，有功於我等研究近代文史者不淺。

鄭振鐸先曲敘錄》，通過“敘錄”這一細致的、具有傳統色彩的文獻工作，為戲曲地位的提升，做出具體扎實的貢獻，同時，也體現著鄭振鐸先生提倡的研究精神與整理國故的方法：

我們須有切實的研究，無謂的空疏的言論，可以不說。我們須以誠摯求真的態度，去發見沒有人開發過的地。

好是先有局部的研究，然後再進而為全體的研究，纔能精密而詳確。

鄭振鐸先曲敘錄》是體現著他的戲曲觀念的。在1922年發表的《文學的統一觀》中，鄭振鐸先生曾討論了文學的普世價值：

        我卻以為世界的文學就是世界人類的精神與情緒的反映；雖因地域的差

別，其派別，其色彩，略有濃淡與疏密之不同。然其不同之程度，固遠不如其相同之程度。因為人類雖相隔至遠，雖面色不同，而其精神與情緒究竟是幾乎完全無異的。無論人類的文化程度的高低如何，終是人類，終是同樣的人類；雖文化至高之人類，其喜怒與食飲與居住的本能——原始的本能——終是不能有一點消減的。

在同年發表的《整理中國文學的提議》一文中，鄭先生曾強調要明確到底什麼是文學，並把中國的文學分為九類，即：詩歌；雜劇傳奇；長篇小說；短篇小說；筆記小說；史書傳記；論文；文學批評；雜著。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更指出：

中國文學所以不能充分發達，便是喫了傳襲的文學觀念的虧。大部分的人，都中了儒學的毒，以“文”為載道之具，薄詞賦之類為“雕蟲小技”而不為。其他一部分的人，則自甘於做艷詞美句，以文學為一種憂時散悶、閑時消遣的東西。一直到了現在，這兩種觀念還未完全消滅。便是古代許多很好的純文學，也被儒家解釋得死板的無一毫生氣。

文學貴獨創。前人之所以嘉惠後人者，惟無形中的風格的影響，與潛在心底的思想的同情而已。摹襲之作，決無佳構。

所論涉及對“文以載道”、以文學為消遣的反對，對“純文學”的認可，以及對文學風格與傳達共同情感的體認。在《新文學之建設與國故之新研究》一文中，鄭振鐸先生提出“我們應采用已公認的文學原理與關於文學批評的有力言論，來研究中國文學的源流與發展”。鄭振鐸曲敘錄》的篇是關漢卿的小傳，第二篇是“關漢卿作品全目”。關漢曲敘錄》中有小傳和作品全目的劇作家，顯示出鄭振鐸代諸多雜劇作家中對關漢卿的重視，同時更在對關漢卿的論述中表達了自己的戲曲批評標準。

    漢卿作品，於小令套曲十餘首外，其全力完全注重於雜劇，所作有六十

五本之多，即除去疑似者外，至少亦當有六十本以上。今古纔人，似他著作

力的如此健富者殊不多見（惟李玄玉作傳奇三十三本，朱素臣作傳奇三十本

差可比擬耳）。《太和正音譜》評漢卿之詞，以為“如瓊筵醉客”，又以為

“觀其詞語，乃可上可下之纔”。然漢卿所作，通俗者為多，如《謝天香》、

《金線池》、《望江亭》、《玉鏡臺》之類，誠未必高出於馬致遠、鄭德輝

諸作者，然如《救風塵》之結構完整，《竇娥冤》之充滿悲劇氣氛，《單刀

會》之慷慨激昂，《拜月亭》之風光旖旎，則皆為時人所不及，其筆力之無

施不可，比之馬、鄭、白、王（實甫），實有餘裕。

他贊賞關漢卿纔力之健富，肯定其劇作的通俗，其筆力的無施不可，認為馬致遠、鄭光祖、白樸、王實甫均不及關漢卿，給予關漢卿“時人所不及”的劇壇地位。所言接受了王國維先生對關漢卿劇作從悲劇、結構、語言角度的評價：

        其有悲劇之性質者，則如關漢卿之《竇娥冤》，紀君祥之《趙氏孤兒》。劇中雖有惡人交構其間，而其蹈湯赴火者，仍出於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於世界大悲劇中，亦無愧色也。

        然如武漢臣之《老生兒》，關漢卿之《救風塵》，其布置結構，亦極意匠慘淡之致，寧較後世之傳奇，有優無劣也。

關漢卿一空倚傍，自鑄偉詞，而其言曲盡人情，字字本色，人。

承繼了吳梅先生《中國戲曲概論》（1926年）卷上&ldq人雜劇”對關漢卿“雄肆”的肯定：

而關漢卿以雄肆易其赤幟，所作《救風塵》、《玉鏡臺》、《謝天香》

諸劇，類皆雄奇排奡，無搔頭弄姿之態。

》(1929)對關漢卿魄力的贊揚：

但更在關漢卿諸劇作中，撚出《救風塵》、《竇娥冤》、《單刀會》、《拜月亭》四劇，分別從結構、悲劇氣氛、風格的慷慨激昂與風光旖旎等方面贊揚了四部劇作的成就，稱贊其“比之馬、鄭、白、王（實甫），實有餘裕”，顯示出鄭振鐸人雜劇價值的重新審視，以及鄭振鐸先生在劇本、劇作家評價中，對悲劇、結構、語言表現、人物描摹、題材豐富性諸因素的重視。討論所及均圍繞著劇本的文學因素。這樣的視角，與其對什麼是文學的關切、對文學與非文學的區別的探討，以及對“公認的文學原理”的重視，可謂一脈相承。而這樣的戲曲觀念在他1932年刊行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得到貫徹和進一步的論說。在《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鄭振鐸先曲敘錄》的評價之外，更加豐富、發揮了自己的論點。他說：&ldq人之善於寫多方面的題材，與多方面的人物與情緒者，自當以漢卿為。”贊揚關漢卿對女性人物的表現：

可見其如何喜歡且如何的善於描寫女性的人物。在漢卿所創造的女主角中，什麼樣的人物都有。

總之，無一樣的人物，他是不曾寫到的，且寫得無不雋妙。寫女主角而好的，除了《西廂》、《還魂》等之外，就要算是漢卿的諸劇了。而漢卿能寫諸般不同的人物，卻又是他們所不能的。盡管題材是很通俗的，很陳腐的，不能動人的；如像公案雜劇一類的東西，實在是難寫得好的，而漢卿卻都會使他們生出活氣來。如今讀之，仍覺得是活潑潑的。當時在劇場上，當然是更為觸目驚心的了。

感慨他對英雄的書寫：

        但漢卿不僅長於寫婦人及其心理，也還長於寫雄猛的英雄；不僅長於寫風光綺膩的戀愛小喜劇，也還長於寫電掣山崩，氣勢浩莽的英雄遭際。

贊嘆他的描寫藝術：

        論到描寫的藝術，他實可以當得起說是等。我們很覺得劇作者，大都各有所長。……漢卿一人，兼眾長而有之，而恰在於眾人的首先，仿佛是戲劇史上有意的要產生出那末偉大的一位劇作者，來領導著後來作者似的。

在具體的寫作上，鄭振鐸先曲敘錄》亦展示出新的面曲敘錄》對雜劇劇本的著錄體例非常明確，即：在每本雜劇的名下著錄作者，說明版本，並按折逐一概括每折的情節、記錄每折的登場人物、每折所唱曲子的名稱，後是劇作的題目正名。這和《傳奇彙考》、《曲海總目提要》的記錄作者、概括情節、說明本事或相關材料、有的稍作評論，表現出不曲敘錄》逐折的載錄方式、對曲牌和登場人物的記述，更清楚地傳達出劇本的面貌，體現出雜劇劇本的特點，突出了劇本的舞臺性。

中的《單刀會》《西蜀夢》《拜月亭》《詐妮子調風月》等，像新發現的《緋衣

夢》（“近來涵芬樓購得明顧曲齋所刊的十六種曲，《緋衣夢》竟亦在其中。”

）、《西遊記》雜劇（“六本的《西遊記雜劇》的出現，成為一件重要的大事。

“去年日本鹽古溫博士在宮內省藏書裡發現了刻本吳昌齡《西遊記》”），也

都被寫曲敘錄》，彌補已有戲曲敘錄的不足，使研究者對新發現的雜劇

劇本有基本的了解。

此曲敘錄》對關漢卿生平的勾勒亦有值得關注之處。&ldq代曲家，名位既微，傳記更闕”。此前論者談及關漢卿生平，除利用《錄鬼簿》的記載，說明“號已齋叟，大都人，太醫院尹”外，還會由楊宮詞》“大金優諫關卿在，《伊尹扶湯》進劇編”之句，論及關漢卿猶逮事金；會敘及《輟耕錄》所載關漢卿與王和卿交往事；會談到《太和正音譜》對關漢卿“瓊筵醉客”、“初為雜劇之始”的評價。鄭振鐸先生則進一步追尋關漢卿的行跡，借助其套曲《杭州景》指出關漢卿曾經到過杭州。認為關漢卿的創作可以分為前後二期：前期活動於大都，後期活動於杭州。這一番關於關漢卿生平的論述在他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同樣被沿用。

    對“敘錄”的提倡與寫作是整理國故運動中鄭振鐸先生的重要貢獻之一，他

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影響、推廣了戲曲、小說“敘錄”的寫作，推動了戲曲、小說

研究的發展，後來阿英在《晚清戲曲小說目》的《敘記》中，談到自己從1934

年到1941年“編寫了不少書錄，現存和還記得起的”有十數種，即可視為鄭振

鐸先生推動小說、戲曲“敘錄”寫作發展的一個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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