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光哲
對於一個行者來說，“詩和遠方”是好的自我安慰。而對於段立生先生來說，行走就具有了精神煉獄般的意義，也就是餘秋雨先生所說的“文化苦旅”。但段先生又不像餘先生，因為從一部《行走的境界》裡，我讀不出一個“苦”字來。相反，段先生帶給我的是一種喜悅，這種喜悅就像朱熹說的“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的感覺。
說到“境界”，我們都會想起王國維的“三境界”說。行走有沒有三重境界或者多重境界？肯定是有的。但行者無心，言者有意，無論哪種說法，恐怕都難以服眾。說到段立生先生的行走境界，我隻能說，那是一種我們曾經在法顯、玄奘、徐霞客身上看到過的境界。
對於一個行者,有意義的不是走過什麼地方,而是給沒有去過這個地方的人以無限的遐想。從更廣闊的意義來說，行者是在這個世界上特立獨行的人，他們在這個世界上行走的腳步，會給後來者以前行的力量。
段立生先生的行走是從美國開始的。至於《行走的境界》一書為什麼以《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藥師經變〉壁畫》開篇，我想大概是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那幅《藥師經變》給他的印像太深刻了吧，誠如他在文中所說：“我次看到這幅壁畫的時候，心靈受到震撼。如此氣勢恢宏、構圖精美、色彩艷麗、保存完好的中國古代壁畫，我還是首次看見。”我也去過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印像中竟然沒有這幅《藥師經變》，這就是行者境界的不同了。讀段先生的這篇文章，算是稍為彌補了我的這一遺憾。尤其是他如數家珍般講述的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史，讓我完全信服了他所說的“讀畫如讀史”的道理。同樣是在美國的行走，《巡遊阿拉斯加》《尋覓阿拉斯加的華人蹤跡》《聖塔莫尼卡的街邊藝人》《美國佛教聖地萬佛城》《得州的牛仔與“牛”的華人》《亨廷頓圖書館的中國情結》等篇，則向我們展示了一個中國學者眼化的美國。特別是他的“美國的圖書館之多，堪稱世界之”的感嘆，我深有同感。
《行走的境界》的“行走”路線是沿著人類文明的歷程倒著走的。所以，段立生先生從美國出發，首先來到了土耳其——一個連接歐亞大陸的紐帶（《土耳其——連接歐亞大陸的紐帶》）。我也曾有幸去過這個偉大的國度，也曾在伊斯坦布爾強烈地感受到歐亞文明的激烈踫撞和深度交融。特別是面對著名的埃及尖頂方石碑，一種悲愴之情油然而生，如同面對頤和園的殘垣斷壁。但段先生不像我們這樣走馬觀花，他深入到了土耳其充滿光榮和悲傷的歷史的深處。
段立生先生帶著我們繼續往回走，於是來到了希臘。從《希臘的宗教與文明》的描述中，我們知道，古希臘人信奉的宗教，與現今世界上廣為流傳的佛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不同，它沒有宗教的創始人，沒有現代宗教的一切外在形式，隻有浩如煙海的神話故事和傳說。而在希臘的神話世界中，宙斯是至高無上的神，是眾神之王。從某種意義上講，希臘諸神隻有首先變成人，纔能終變成神。人性和神性的有機結合，使得希臘的神祇具有很大親和力。我也曾經造訪過文中描寫的雅典娜女神廟，但很遺憾地與宙斯神廟、特洛伊遺址、雅典大學等擦肩而過，特別是未能去雅典大學拜訪柏拉圖和他的學生亞裡士多德的坐像以及旁邊兩根高聳的石柱上的雅典娜女神和太陽神阿波羅的塑像，更是後悔不已。當讀到段先生“我想，神在天上，人在地上，倒也合乎邏輯”一語時，我就更加神往了。而《三看特洛伊》一文則讓我再次想起那部偉大的電影《特洛伊》中恢弘的場面。
段立生先生的行走路線沒有繞開兩個同樣偉大的國家——
俄羅斯和意大利。
從《聖彼得堡：造型藝術之城》《俄羅斯的教堂》《米蘭大教堂》中，我們可以讀到同樣精彩的文字。
埃及是人類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也是段立生先生行走的重要一站。《永恆的金字塔》提出一個深刻的問題：世界上的學問，莫過於關於死亡的學問。生是短暫的，死是永恆的。所以，古埃及人把金字塔作為死的歸宿，金字塔就是永恆的了。作者寫道：“當我站在尼羅河的西岸，站在開羅城與沙漠交彙的吉薩區，抬頭仰視高聳入天的胡夫金字塔時，不禁發出這樣的感嘆：天哪，這究竟是如何建成的？這麼雄偉，這麼神奇，這麼壯觀，這麼撲朔迷離，這麼不可思議！金字塔是永遠解不開的謎。”這樣的感受我是沒有的，因為我還沒有去過埃及。相對於《埃及的神廟和對太陽神的崇拜》的專業性，《地底下的埃及》則直抵人心，因為古埃及的墓葬壁畫展示了一個虛擬的地底下的世界。埃及墓葬的內容豐富多彩，其核心是展示人由生到死，再由死到復活的輪回。“從某種意義上說，地底下的埃及，比地面上的埃及更精彩。”這種觀察，就更不是一般的旅行者所能擁有的了。
後，段立生先生的行走回到了我們亞洲。段先生告訴我們：“首爾是韓國的首都，舊稱漢城，古代作為李氏王朝京城600餘年，留下豐厚的歷史文化積澱。”特別是景福宮，我們可以從中看到中華文化對韓國文化的影響，但也可以明顯感受到韓國傳統民族文化璀璨的光芒。（《首爾看王宮》）吳哥的繁榮終究逃脫不了後的毀滅。其毀滅的原因中外學者曾作過多方探討，諸如泰人的入侵、戰爭的破壞等，似乎都沒有說到問題的癥結。唯有近流行的吳哥毀於生態失調的說法，點到了要害：“吳哥的滅亡是由生態原因造成的，包括過度砍伐和干擾城市水道。”（《解讀吳哥》）人類的歷史長河，從遠古的蠻荒時期，到出現宗教文明，渡過了漫長而黑暗的中世紀，步入近現代的工業社會，其間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這些不同歷史階段景像，一般說來隻能到歷史教科書中去找尋。然而，在尼泊爾我們卻親眼看到歷史發展的各個不同階段都彙集在同一國家、同一社會中，當今的尼泊爾人生活在歷史的長河中。特別是佛祖的誕生地藍毗尼園，不僅屬於尼泊爾，它應該屬於全世界。（《生活在歷史長河中的尼泊爾人》）
在行走亞洲的各篇文章中，除了瀏覽《老撾掠影》《走馬“滿剌加”——鄭和仍在馬六甲》《塔城蒲甘》《印尼巴釐島的宗教情結》《巴釐舞蹈的風情》外，我重點閱讀了《越南的銅鼓》一文。我對銅鼓文化也是情有獨鐘的。目前世界出土的銅鼓以雲南萬家壩型銅鼓的年代為久遠，相當於春秋中期至戰國前期。所以雲南是銅鼓的發源地，這已經成為學術界的共識。接下來就要數越南的東山銅鼓負盛名，而東山銅鼓是越南東山文化的代表。《後漢書馬援傳》有“（馬援）於交趾得駱越銅鼓”的記載。段先生告訴我們：關於銅鼓的稱謂，中國人視其外觀像鼓，又是用青銅制成，故稱之為銅鼓；越南和其他許多國家，是用銅鼓敲擊時發出的響聲來命名，稱為Drum。所有類型的銅鼓在鼓面中央都毫無例外有一個圓形的太陽，向四周發射出光芒。中國學者稱之為太陽紋，而越南學者則稱之為星光紋，並根據光芒的數目，分為8條星光紋、10條星光紋、12條星光紋等。太陽代表白天，星星代表黑夜；白天是陽，黑夜是陰。太陽紋和星光紋或許反映出古人觀察天像歷法的不同視角，即以觀察太陽周期運動而形成的太陽歷和以觀察月亮周期變化而形成的太陰歷。作者寫道：“在越南考察銅鼓，每有所得，喜不自勝。”這讓我想起了五柳先生“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的神態。
段立生先生的行走後在泰國落幕，我想這是他的精心安排。段先生作為我國著名的泰國史專家，幾乎無人能及。相對於他眾多的泰國史研究著作，《洛坤大金塔記》《巴真武裡的菩提樹》雖然短小，但也讓我們從中看到了一個不一樣的行者形像。正如他在文中寫到的，當今泰國社會佛教之盛行，超過中國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根據泰國宗教廳的統計，截至1992年底，全泰國共有寺29322座，且每年還呈遞增之勢。因為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是在一株菩提樹下悟道成佛的，所以菩提樹成為佛教的標志，正像耶穌受難的十字架是基督教的像征一樣。拜菩提樹即拜佛。至於段先生為何以《剃度》一文作為結束，我想這是一個充滿人類悲憫情懷的歷史學家的本性流露吧。
跟隨段立生先生“行走”了大半個世界，我們不難看到，《行走的境界》所達到的境界不是一般的旅行筆記或者旅遊文學所能企及的，就像《大唐西域記》和《徐霞客遊記》，不僅可以當作歷史教科書來讀，而且可以作為人在這個世界上行走的精神標識。
我和段立生先生相識，緣於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絲綢之路上的東南亞文明：泰國》。這是一本由著名出版家、著名歷史學家和著名攝影家共同完成的極優秀的出版物，“三劍合一”。“三劍”的主角分別是君、撰文者段立生、攝影者連旭。在討論《絲綢之路上的東南亞文明：泰國》的選題時，我就對段先生的情況有了初步了解。當我認真閱讀完整部書稿後，我深深為段先生淵博的知識和優美的文筆所折服。在廣西民族大學舉辦《絲綢之路上的東南亞文明：泰國》讀書分享會時，看到段先生和師生充滿睿智的交流，深感他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學者。後來有機會去昆明拜訪他，曾多方討教，其情其景，今天想起來仍令人感動。
中國進入了新時代，中國出版也進入了新時代。新出版的根本標志是出版更多無愧於我們這個偉大民族和偉大時代的優秀作品。《行走的境界》是可以稱之為這樣的優秀作品的。
承蒙段立生先生的盛情，雖然自覺纔疏學淺，仍然欣然從命,謹以此序,為一讀書心得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