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鄉

覓我遊蹤五十年

昆明的雨

滇遊新記

湘行二記

天山行色

泰山片石

初識楠溪江

初訪福建

香港的高樓和北京的大樹

香港的鳥

四方食事

宋朝人的喫喝

五味

故鄉的食物

故鄉的野菜

昆明食菌

鱖魚

蘿卜

口蘑

手把羊肉

韭菜花

食豆飲水齋閑筆

附錄：

家常酒菜

喫食和文學

代序

丁帆

誰也不曾想到，作為廿世紀三十年代盛行於中國文壇的“京派”小說傳人，竟能蟄伏四十多年，重擎“京派”小說創作之大纛，寫出這平淡如水，卻又詩意盎然的優美文字來。

汪曾祺，何許人也？他乃中國文壇顯赫一時的“京派”小說大師瀋從文之得意門生；他乃“文革”時期風靡一時的革命樣板戲《沙家浜》的編劇；他乃八十年代大陸文壇“文化小說”的創始者。此人作為典型的中國文人，集詩書畫於一身；作為優秀的作家，他又操著小說、詩歌、散文、戲劇（包括戲曲）等多種技藝的創作。他的文學數量雖不算驚人，卻猶似篇篇珠璣，玩味無窮。

汪氏—九二○年二月五日（農歷正月十五&ldq宵節”）出生於江蘇高郵縣城的一個書香門第，其祖父是清末的撥貢，父親擅長金石書畫。汪氏從小就隨父輩練字習文，“家學”功底甚厚。他在家鄉高郵念完私中後，便考入江蘇江陰縣的南菁中學。一九三九年夏，汪氏從上海取道香港、越南，抵達昆明後考入西南聯大中文繫，投奔瀋從文、朱自清、聞一多等著名學者和作家。也就是在這一時期，汪氏與瀋從文先生結下了不解之緣，成為瀋從文的高足，受到瀋氏的一再褒揚，他的創作生涯也從此開始。一九四八年他出版了自己的小說結集《邂逅集》。廿世紀四十年代末，他曾輾轉昆明、上海，做過教師，當過歷史博物館的職員。一九四九年後一度當過編輯。一九五八年“反右”鬥爭時，被下放到張家口的一個農業科學研究所勞動。一九六一年回北京。“文革”前期被迫勞動改造，後奉召被江青指令為現代京劇《沙家浜》的編劇。一九八○年正當大陸文壇陷入“傷痕”文學的悲痛之中時，汪曾祺在《北京文學》十月號上首推出了格調迥異的散文詩化的“文化小說”《受戒》，連續又發表了《大淖記事》《異秉》《歲寒三友》《故裡三陳》等小說，引起了大陸文壇的矚目。此後，汪曾祺又發表了諸多的散文。作為一種藝術風格，汪曾祺的小說、散文之所以受到許多人的青睞，當然是和大陸多年來的政治文化極有關繫——在飽經了緊張的階級鬥爭之苦後，那種平淡衝和、詩情畫意的審美所帶來的新鮮感，足以撫慰平復多年來造成的審美創痛。當人們用驚異的目光閱讀這一篇篇閃爍著晶瑩剔透的生活露珠的文字時，便意會到他給大陸文壇所帶來的清新之風是何等令人賞心悅目。

作為“京派”小說的傳人，汪曾祺在廿世紀八十年代於復出寫《受戒》時，就在題記中寫下了“寫四十三年前的一個夢”的字樣，這並不完全是取材上的所指，更重要的是指汪氏對於“京派”藝術風格的繼承。像瀋從文一樣，雖然汪氏也經歷過人生的坎坷，遭際過悲慘的生活，但他卻始終不渝地用一種對人生的愉悅之情來撫平人類精神的創傷。正如汪氏所言：“我的作品內在的情緒是歡樂的。我們有多種創傷，但是我們今天應該歡樂。一個作家，有責任給予人們一份歡樂。”正是在這樣的宗旨下，汪氏的小說、散文為中國大陸文壇平添了幾分清新和溫馨，這些小說、散文對大陸文壇擺脫政治的陰影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當然，這些作品亦如瀋從文的作品一樣，它們用故鄉、回憶、夢幻、風俗、人情勾織起了一張中國傳統審美情致的網，以此來對現代都市的“現代文明”和“現代文化”進行悖反式的美學觀照，多多少少是在優美之上附著了一些值得深思、值得回味的哲學意蘊。對這些作家個人審美情致的抒發，隻能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不過，當人類走向現代文明都市這一血盆巨口時，汪氏返歸大自然的本性，不也是體現了人類的本能需求嗎？或許，它們可從某種角度為人類敲響生存的警鐘。

收在這個集子裡的散文並非汪曾祺散文的精品，鋻於篇幅和體例，編者隻遴選出汪曾祺散文中的兩類作品，一類是“遊記”；一類是“美食”。即便如此，它們也不是汪氏散文中這兩類作品的全部。然而，從中我們亦足可窺見汪氏美學風格之一斑；足可讀出其中文化之氛圍，足可體味到文筆語言的極妙之處。

我總以為，汪氏的散文在大俗大雅中顯示出高於一般作者的睿智與通脫，寫散文並不像寫小說那樣（當然，像汪氏那樣的散文化小說則又當別論），缺少了機智，缺少了靈氣，散文總是無味的。而汪氏的散文卻是在平淡如水的敘述描寫之中，使你讀出無窮的意蘊。它們的靈氣就在於作者把自己一生的文化、知識、經驗變形於娓娓的談天說地式的平靜描述中，避開那種雕琢的人工匠氣，走進真正的生活之中，將中國的傳統文化“化入”一種純真無邪、清澈明朗的意境之中。

此書“遊記”類散文中，我之所以首推《我的家鄉》一文，一則是讓諸位讀者了解一下作者所生長的那個“桃源”般的文化“仙境”；一則就是突出汪氏“夢囈”中的那種純淨的、平淡如水的優美文字，這也就將汪氏的散文風格基本上給勾勒出來了。在這類散文中，一組是西南邊陲（雲南、新疆）的遊記；一組是華東魯、閩、浙遊記；再一組就是出訪遊記。在組散文中，《昆明的雨》《覓我遊蹤五十年》均為回憶性散文，作者那份真摯的“懷舊”情緒勾連著纏綿悱惻的景物描寫，仿佛將我們帶入了那個戰亂年代裡的一方“世外桃源”：“聖代即今多雨露，故鄉無此好湖山”。作者對那“第二故鄉”的流連之情躍然紙上。在《昆明的雨》中，作者不可忘懷的並非是“雨”，而是通過仙人掌、牛肝菌、楊梅、緬桂花等雨季的植物穿綴起無限的鄉思鄉愁，“雨”似乎成為情緒，一種思念，把我們置於那種特定的氛圍之中：“帶著雨珠的緬桂花使我心軟軟的，不是懷人，不是思鄉。”人，沉靜在一片明淨的霏雨之中，沒有任何遐想和困擾，這是一個什麼樣的詩的境界呢？！而《滇遊新記》則是由三篇即時性的記敘文字組成，文字平實而別有情趣。從遊玩到抽煙、喝茶、喫酒席，再寫到滇南的草木，雖為輕描淡寫，然而其中所包蘊的文化卻令人賞心悅目。

在另一組遊記中，作者充分地表現出深厚的國學文化功底和功力不凡的素描纔能。《泰山片石》可謂氣勢不凡，寫盡作者對泰山文化的獨到見地。文中既有對傳統文化的充滿哲理式的闡釋（這在汪氏散文中極少顯現的），也有對普通勞動者（“擔山人”），和泰山一草一木之關情，野趣、風俗之中透出那份回歸自然的童心。《初識楠溪江》雖不是遊名山大川，但作者對那種充滿野趣，那種不入名流的自然原始狀態的、不加斧鑿的美景情有獨鐘，因為作者對充滿想像和創造性的遊歷更加神往，從中可以看出汪氏的激動之情，難怪在這篇文字中例外地用了一段抒情的道白感嘆：“來吧，到楠溪江上來漂一漂，把你的全身，全心都交給這溫柔美麗的江。來吧，來解脫一次，溶化一次，當一回神仙。來吧！來！”這種句式在《初訪福建》和《天山行色》中就很難看見，雖然也充滿了激情，但總是在一種平靜的敘述中進行著，偶爾透露出幾分俏皮和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