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來不相信生活是對藝術的模仿，這是句很時興的俏皮話，因為很容易理解，現實總是超過想像，因此，某些歷史事實是不可能寫出來的，文字是對真實發生過的事情蒼白的追憶而已。不過，我們姑且不談那些理論了，我很願意對你講述歷史，而且如果你願意，可以由你把它寫出來，因為你比我有優勢：你不知道是誰經歷了歷史。說實話，他隻對我講述了往事，而結論我是從他一位寡言少語的朋友那裡得到的；我們之間隻局限於談論音樂或棋藝，也可能談論到諸如‘如果荷馬認識奧德修斯，是否會認為他是個平庸的人’之類的話題。我認為我總算明白了一件事情：歷史總是比我們偉大，恰恰讓我們遇上了，並且我們無意之中成了歷史的主角，不過，我們經歷的歷史的真正主角並不是我們，而是我們經歷過的歷史本身。誰知道他為什麼到這裡來死，在這個無法使他想起任何東西的城市，也許這是一座巴別塔，而也許他懷疑自己的故事像征生活中的巴別塔，而他不能死在自己的國家，因為它太小了。他幾乎快九十歲了，天天下午他從窗口望著紐約的摩天大樓，一位波多黎各的姑娘每天上午來整理他的套間，給他帶來一盤東尼咖啡，他可以在微波爐裡加熱，聽完非聽不可的貝拉·巴托克貝拉·巴托克(1881—1945)，匈牙利作曲家。的老唱片(那些唱片他都能背出來)之後，就索性散個步，一直走到中央公園的柵欄門。他在衣櫃裡的一隻塑料袋裡珍藏了一套將軍制服，當他散步回來後，就打開衣櫥門，像對待老朋友那樣在制服的雙肩上拍打兩下，然後就去睡覺。他對我說過他不做夢，而一做夢，就隻看到匈牙利一馬平川的上空，他想那是一位美國大夫給他弄到的安眠藥的作用。我簡單地給你講了故事，就像經歷過這故事的人對我說的那樣，餘下的就都是推測，不過，這就是你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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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開始時，主角是匈牙利軍隊的一位年輕軍官，而根據格裡高利歷指羅馬教皇格裡高利十三世(1502—1585)制定的年歷，即現在通用的陽歷。那是一九五六年。按純粹的習俗就叫他拉茨羅，這種名字在匈牙利等於是無名氏，盡管他是那個拉茨羅，不是別的拉茨羅。完全從推測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想像他是三十五歲左右，瘦高個子，一頭幾近發紅的金發，透著天藍色的灰眼睛。另外他是一個地主家庭的後裔，擁有與羅馬尼亞接壤的一片地產，而按照奧匈帝國的傳統，他家裡人多半說的是德語，而不是匈牙利語，土地被沒收後，家族就移居至布達佩斯的一個大套房裡，那是政府分的。可以猜測他高中攻讀的是文學，他古希臘語成績優秀，會整段整段地背誦荷馬史詩，而且私下裡會寫品達品前518&mdas前438)，古希臘詩人。風格的詩篇。他敢於讓其看他所寫詩作的那位的教授，曾預言他將來會成為一位偉大的詩人，一位新的裴多菲裴多菲(1823—1849)，匈牙利詩人。，開初他不敢相信，隻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一小節詩，純粹是一種推測。事實上，他父親一心想讓他當軍人，因為他自己年輕時曾經在奧匈帝國的軍隊裡當過軍官，現在軍隊完全屬於共產主義制度，但在他看來那是次要的，因為首先重要的是匈牙利，而為了這塊土地他們拿起了武器，而不是為了那些政府，那是瞬息即逝的實體。我們的拉茨羅毫不抗爭地接受了父親的意志：他心裡明白根本不會有一位新的裴多菲，他也不甘心當任何人的第二，他要在某方面出類撥萃，不管在哪個方面，他並不缺乏意志力，他生來就是為了犧牲的。他很快成了布達佩斯軍事學院秀的士官生，然後又是位學員軍官，完成課業後，後被選撥為軍官，分配到邊境地區一個艱苦的地方當指揮官。

講到這裡，就有必要離開正題，這也不再屬於什麼推測，隻是屬於講述從別人那裡聽到故事的人的一種想像，而那人也是聽別人講述的。拉茨羅在他度過少年時期的家鄉，就是在他父親以往擁有過土地的地方，是否留下過他的初戀，是否執著地忠實於他的初戀呢？這樣想是合乎情理的。弄清楚我們的拉茨羅的感情生活很有必要，否則他好像就是個穿軍裝的木偶，交付給了支配人的體力和意志力，卻排斥其心肌神秘能力的一種歷史。拉茨羅有一顆多愁善感的心，而把其感情獻給我們之中的某個人，把心歸屬於某個人，並不是一種毫無根據的推測。那麼拉茨羅的心也曾為一種偉大的愛情跳動過，他眷戀的偉大的愛是一位美麗的農村姑娘，一天下午在一片麥田裡，年輕小伙子曾對她發誓會永遠愛她，而姑娘在那間她父親留下的綠樹成蔭的大房子裡，曾向他保證給他生下一個後代。可是拉茨羅當時在到處是高樓大廈的布達佩斯，在那裡，他所在參謀部的將軍對他頗有好感，將軍在每個月後幾個星期天都組織聚會，應邀的嘉賓都穿著高級將領的制服，晚飯後就跳舞，一位穿著燕尾服的鋼琴師在演奏維也納華爾茲，參謀長的女兒跳舞時，目不轉睛地注視著他，誰知道在拉茨羅的眼睛裡她看到的真是拉茨羅，還是她父親描述的軍事學院出色的軍官。不過，這完全是次要問題，事實上他們簡單地訂了婚之後，就結了婚。不能否認的是，拉茨羅認為想像遠比現實要強大。他愛他妻子，她漂亮又熱情，但是在她身上他難以再找到一種他認為已經背棄的愛，即一個金黃頭發的鄉村姑娘業已模糊的形像。因此，他就到布達佩斯的妓院裡去尋找那個幻影，起先由幾個軍人陪著，後來就淒然獨自前往。

話說我們到了一九五六年，那年蘇聯軍隊入侵了匈牙利。大家都知道，入侵的原因是思想意識方面的，不過，不可能確定拉茨羅的反應是否一樣，或者他有不同的想法：比如，在家裡接受的教育，因為那是匈牙利的土地，而就像他父親教育過他那樣，匈牙利的土地比任何政府執政都重要；或者說，從純技術的原因考慮，這麼說吧，因為一個軍人首先得聽從參謀長的意志，命令是無可商量的。不過，的確也是，由於拉茨羅生長在一個大家庭中，家裡有一個大圖書館，這就可以有其他更多似是而非的推測了，比如他十分了解達爾文，而且，他認為一切政治制度，就像生理組織一樣，有一種進化，而這種制度相當粗糙，不過是建立在良好的意願之上，如果有一個像納吉納吉(1896—1958)，匈牙利政治家。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五年任總理，因反斯大林被驅逐出共產黨。一九五六年反蘇武裝起義後重返政壇，後受到審判和處決。這樣的人領導，就可以實現一種較好的制度。或者如果他讀過安德烈·紀德安德烈·紀德(1869—1951)，法國超現實主義和存在主義作家。一九四七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蘇聯之行》，再說那本書整個歐洲都讀，在匈牙利也私下流傳過。在這些次要的推測當中，我們可以引入另一種推測：能得到一些歐洲國家共產黨的支持，他也許感到幾分欣慰，特別是有個國家的一位年輕的共產黨官員的言論，他覺得頗為重要，一位講一口流利法語的瀟灑男子，他知道有關古拉格蘇聯關押政治犯和不同政見者的勞改營。索爾仁尼琴有名著《古拉格群島》。的一切，他在一次酒會上聲稱自己是一個改良派的共產主義者，這個名詞的定義很含糊，但他認為跟他自己的想法雷同。

蘇聯裝甲車越過匈牙利邊境的那個夜晚，拉茨羅想起“改良派”，那位年輕官員給他留過電話號碼，他在蘇聯人切斷電話線之前，立刻給他打了電話：他深知，要對抗蘇聯的坦克車，對於軍隊裝備極差的小小匈牙利來說，有一個民主國家的像征性支持很重要。電話鈴響了很久，然後是一個懶洋洋的聲音：“很遺憾，先生在外邊進晚餐，如果您願意的話，可以留言。”拉茨羅說道，隻須轉告他說是拉茨羅來的電話。但他沒有接到回電。拉茨羅想僕人是信不過的，但是，事情令他相當不安，而且當時他有別的事情要考慮，然而，兩天以後，當他在無線電裡聽到那位外國同志以其黨的名義，把匈牙利愛國者定義為反革命分子時，他明白自己沒有搞錯。現在，從窗口望著紐約的摩天大樓，拉茨羅在想，事情是多麼蹊蹺，因為他剛剛讀完一首葉芝的詩，人隨著年華的流逝而進步，他自問事情是不是並非如此，時代是不是真的不能使人進步，而如果時代能使人進步，並不意味著能讓他們變成另一種人，因為時代讓人跟隨著自己，似乎會使他們覺得，在別的時代裡真實出現過的事情仿佛海市蜃樓。這時他在聽著貝拉·巴托克的音樂，太陽正在紐約上空徐徐落下，為了健身他得一直散步到中央花園，他想的是那個他曾讓時代進步的他的時代。

——摘自《將軍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