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大戰風車”團隊裡的兄弟/ 劉再復 ……1

上篇 

人文社14 年（1982 _1996） ……17 

一 進入理論組 ……19

二 《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出版 ……32

三 參與管理，關注文壇 ……37

四 四位暢銷書作家 ……42

五 多種類型的圖書策劃 ……56

六 兩場版權官司 ……74

中篇 

香港三聯8 年（1996 _2004） ……87

一 “三年能熟悉就算及格” ……89

二 “三聯要旗幟鮮明” ……96

三 “螞蟻戰術”和本地化追求 ……102

四 開發新板塊 ……116

五 原創畫冊和圖文書 ……127

六 有關圖片使用權的故事 ……137

七 在深井中遊泳的感悟 ……150

下篇 

北京三聯9 年（2005 _2014） ……163

一 “地震”之後 ……165

二 “對表”的困難 ……176

三 不可或缺的兩種“關懷” ……183

四 令人糾結的大家作品繫列 ……191

五 一點一滴的資源積累 ……201

六 幾本暢銷書的背後 ……210

七 產品線的拓展和體制的調整 ……230

八 生活書店的重生 ……237

後記……247

附錄 

傅高義先生會見記 ……255

  “大戰風車” 團隊裡的兄弟

— 李昕《做書的日子》序

劉再復

3 月間，李昕兄告訴我，他正在寫作一部“回憶錄”，追憶的是自己的編輯歷程，還說寫成之後希望我為他的新書作一序文。他的“希望”不帶任何“世故”之思，即沒想到由我這個海外遊子作序會不會帶來什麼不利影響。我答應作序也不帶任何“世故”之念，即完全沒想到李昕可是中國一流人文出版社“三聯”的“總編”等等。隻是想到，我的寫作生涯與李昕兄的編輯生涯太密切，太息息相關了，我可以講講自己的感受。歷史的經驗固然值得注意，但自己的經驗和感受卻可靠。我的經驗和感受告訴我：李昕可真是好編輯呀！

李昕編輯生涯的三個主要段落（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擔任編輯時期，在香港擔任三聯副總編和總編時期，在北京擔任三聯副總編和總編時期）都和我關繫密切，具體地說，他都支持過我，幫助過我，甚至是“激活”了我。

使用“激活”這個詞，絕非故作驚人之語。我可以告訴朋友們 ：如果不是2002 年春的那一天，李昕和舒非（詩人，三聯編輯）一起到香港城市大學教師宿舍找我並鄭重地向我約稿，我可能不會寫出“紅樓四書”，也不可能寫出《雙典批判》等，我“返回古典”並燃燒起書寫古典的熱情，完全是那一天他們給點燃的。那一天，李昕以香港三聯負責人的身份看望我，知道我在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鄭培凱主持）正在講解《紅樓夢》和《三國演義》《水滸傳》，就立即做出約稿的決斷。他用斬釘截鐵的語氣對我說：“您的《紅樓夢》講稿，我們可以出版。您什麼時候交稿，我們就什麼時候進入編輯過程。”他講得一點也不含糊，一點也不猶豫。其熾熱的口吻，其堅定的態度，讓我立即感受到信賴與真誠，也感受到鼓舞。不管怎麼說，香港三聯是有內地官方背景的出版社，我作為一個海外遊子，已經多年沒有在這種出版機構出過書了。那個瞬間，我完全沒想到他如此大膽，如此坦率，如此“毫無畏懼”。在李昕與舒非的“感召”之下，我當時就做出一個重要決定：好，抓緊整理，整理好了就交給你們。大約努力了一年，我終於把《紅樓夢悟》整理出來了，舒非作為責任編輯很快就推出《紅樓夢悟》。沒想到，2004 年，李昕兄調到北京三聯擔任副總編。離開香港前夕，他又告訴我：“《紅樓夢悟》，不僅要在香港出，我到北京後，也要在北京出簡體版。”這又給我一個意外的驚喜，也使我信心百倍。於是，我又著手寫了《共悟紅樓》《紅樓人30 種解讀》《紅樓哲學筆記》。李昕兄指定曾誠、劉蓉林、徐國強等為責任編輯，於是“紅樓四書”就這樣在香港與北京先後問世了。見到“四書”的樣本，我和許多朋友說：“你知道這套書的原動力是誰嗎？是李昕！”

李昕在北京主持三聯編輯業務的9 年（2005 –2014）裡，我也開始了一段“回歸故國”的心事浩茫的歷程。從“返回古典”到“返回北京”，這純屬偶然。在這偶然裡，有一重要因素，便是一個名為“李昕”的人。因為他，我在三聯一鼓作氣出了將近20 部書，除了“紅樓四書”外，還有《賈寶玉論》（李昕退休後在生活書店出版），《李澤厚美學概論》《雙典批判》（責任編輯：朱競梅），《隨心集》（責任編輯：朱競梅），還有由鄭勇兄擔任責任編輯（後提升為副總編）、由白燁編選的《劉再復散文精編》十卷（《師友紀事》 《人性諸相》 《世界遊思》《檻外評說》 《漂泊心緒》 《八方序跋》《兩地書寫》《天涯寄語》《散文詩華》《審美筆記》等），在三聯的“敢為天下先”精神的影響下，也由於周青豐兄的推動，福建人民出版社、中信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也紛紛推出我的舊作與新作共60 種左右。幾年間，我的名字又重新走上祖國的大地和祖國的心靈，真的“復活”了。所以說李昕兄不僅幫助了我，而且“激活”了我，並非虛言。

其實，在去香港之前李昕在北京的14 年（1982–1996），我的文學生涯與李昕的編輯生涯就奇妙地聯結上了。他於1982 年從武漢大學中文繫畢業後便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到了1985 年，他也隻能算是工作之初。而我剛就任文學研究所所長，也是初弄潮流，很需要國家的金牌出版社支持。那時，我借助手中權力，想做一番打破“蘇式教條”的改革事業。一方面，我自己提出兩大理論：一是提出“性格組合論”，想以人性論打破階級論；二是提出《論文學主體性》，想以“主體論”哲學基點取代“反映論”哲學基點。當時我把“蘇式教條”當作“大風車”，把自己當作堂吉訶德，真的是想衝撞搏鬥一番。沒想到，就在那個時刻，我和李昕相逢了。他支持我，要出版我的《論文學主體性》，但篇幅不夠，於是，我又選了一些相關的文章，編成一部《文學的反思》。李昕說，此書是“重頭戲”，書前要放一張照片。我說，能否放一張我和愛人陳菲亞的合影，她為我抄寫稿子很辛苦。李昕滿口答應：“沒問題！”這張照片讓菲亞高興了好久，說了幾遍“小李真不同凡響”。沒想到，此書出版後，我的一位師長竟然給出版社提了意見，說“把妻子的照片也放上去，太過分了”。因為這本書，我纔知道李昕這位剛出茅廬的年輕編輯非同一般，做事不拘一格。我喜歡這種敢擔當、有作為的人纔。李昕還有一件事讓我感動，就是我在“大戰風車”時，主編一套“文藝新學科建設”叢書，也得到他的全力支持。為了“戰勝風車”，我借用各種“武器”，其中包括借用自然科學的新三論（繫統論、控制論、信息論）。進而我又在文學所開設一個新的研究室，命名為“新學科研究室”，請我的好友董乃斌和程廣林（程麻）當正副主任。新學科室的建立引起了非議。當時副院長汝信提醒我：文藝新學科名字太張揚，有人不贊成。為了證明新學科的合理性與可能性，我策劃這套叢書，自己擔任主編。在這一“緊要關頭”，我請三位出版界朋友幫忙，一是文聯出版社的鄭榮來兄，二是中國社科出版社的白燁兄，三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李昕兄。沒想到，李昕兄又是滿口答應。他的支持真的鼓舞了我。於是，書一本一本問世。李昕對這套叢書的支持，讓我從內心深處把他當作“自己人”。盡管我從未有過“山頭”意識和“圈子”意識，但在無意中卻真把他當作80 年代“大戰風車”的同伴，“堂吉訶德傻子王國”裡的兄弟了。因此，十幾年後在香港重逢，也算是“他鄉遇故知”。

在北京和李昕相識時，我隻想到他是“青年纔俊”，可以助我這個“弄潮兒”一臂之力，並沒有想到他以後會是國家出版事業的真脊梁等等，直到他退休，我纔恍然悟到，這麼年輕，怎麼就退休了。那一瞬間我先是意識到自己老了，之後，便意識到，這個李昕真能干。不僅有“識”，而且有“膽”，可謂學膽識兼備，他不僅善於“策劃”，而且有“策略”，做事比我穩當多了。不像我那麼“堂吉訶德”，那樣“老戰風車”，也是在那個瞬間，我纔意識到，自己已無“話語權力”了。隻是今天讀了他的《做書的日子》，更明白自己對他的一切感受都沒錯。他真的默默地做了許多好事，包括出版《胡風評論集》這樣的特大好事，為國家為他人默默地做了許多“嫁衣裳”。而我此刻在美國落基山下閱讀他的回憶錄，除了回應“默默的敬意”之外，什麼也沒有。

於美國科羅拉多

2017 年4 月23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