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第一章明末清初的歷史語境

第一節晚明對傳統的重新審視

一、 君權倫理的顛覆

二、 人生觀念的轉變

第二節漢族士人群體的精神處境

一、 清初的“遺民”與“貳臣”

二、 士人群體的精神處境

第三節晚明的詩學背景

一、 詩學的批判性基調

二、 批判性的內在邏輯

第二章葉燮“正變”思想的原創性

第一節“正變”觀念的產生與演變

一、 “正變”的萌芽

二、 “正變”的詩學轉向

三、 “正變”觀念的演變

第二節“正變”的邊界與維度

一、 葉燮“正變”觀念的邊界

二、 葉燮“正變”的兩個維度

第三節“正變繫乎時”

一、 “正變繫乎時”的現代闡釋

二、 消解“風雅正變”的意義

第四節“正變繫乎詩”

一、 “體”的邊界

二、 “正變繫乎詩”的現代闡釋

三、 重塑“正體代變”的意義

第三章葉燮“詩法”思想的現代闡釋

第一節“詩法”的邊界

一、 “詩法”的歷史演進

二、 葉燮重視“詩法”

三、 葉燮“詩法”的邊界

第二節葉燮的“定法”思想

一、 “死法”與“活法”的對舉

二、 “死法”的提出及其內涵

三、 葉燮對“死法”的態度

第三節葉燮“活法”的原創性

一、 從“抽像之法”到“具體之法”

二、 從詩法的“確定性”到“不確定性”

三、 從“定法”到“神而明之”的“虛名”

第四章葉燮“陳熟生新”的思想內涵

第一節“陳熟生新”的歷史演變

一、 “陳熟生新”的精神源頭

二、 “陳熟生新”的詩學轉向

三、 “陳熟生新”的衝突流變

第二節共時性中的“陳熟生新”

一、 “對待”的不確定性

二、 消解“陳熟”“生新”的優劣

三、 “陳熟”“生新”須“相濟”

第三節歷時性中的“陳熟生新”

一、 非連續性與連續性

二、 “相續相禪”中的“陳熟”

三、 “踵事增華”中的“生新”

第五章葉燮的詩歌批評理論與實踐

第一節《原詩》的詩歌批評理論

一、 文學批評觀念的基石

二、 大變與小變的批評標準

三、 文學批評主體的“識”

第二節《原詩》的詩歌批評實踐

一、 歷代詩論家的批評

二、 杜甫詩歌的批評

三、 韓愈與蘇軾的批評

結語

參考文獻

附錄

一、 傳、序、跋

二、 《已畦文集·序》

三、 《已畦文集·書》

後記

第一章明末清初的歷史語境

葉燮生於明熹宗天啟七年（1627），卒於清康熙四十一年（1703）。順治進北京建立清朝的1644年，他正好十七歲。葉燮生活在中國專制社會後期政治、經濟、文化大裂變的時代。這一時代不僅是政權更替，改姓易號，而且還顛覆了傳統的華夷關繫。但是，這一時期發生過的事實已經無法還原，今天所存的各種歷史文獻都是不同歷史時期書寫者闡釋的結果。對此，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霍利特·卡爾（Edward Hallet Carr）曾用“歷史事實”和“關於過去的歷史”，馮友蘭先生用“主觀的歷史”與“客觀的歷史”來加以區別；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霍利特·卡爾（Edward Hallet Carr，1892—1982）在《歷史是什麼?》一書中反對德國史學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要求歷史學家始終保持一種超然物外的公正的“客觀態度”，“按歷史的本來面目寫歷史”時，提出了“歷史事實”和“關於過去的事實”的區別。事實（Fact）一詞來自拉丁文“Factum”。它具有多義性，既可以表示已經發生過的事，也可以表示經過驗證和確認的文獻資料。卡爾認為，“關於過去的事實”是歷史上發生過，而“關於過去的歷史”是經過歷史學家“解釋”過的，兩者不同。（見卡爾：《歷史是什麼？》，吳柱存譯，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5頁）馮友蘭先生在他的《中國哲學史》中也提到過“歷史的二義”，“一是反映事情之自身；如說：中國有四千年之歷史，說者此時心中，非指任何歷史書，如《通鋻》等。不過謂中國在過去時代，已積四千年之事情而已；此所謂歷史，當然是指事情之本身。歷史之又有一義，乃是指事情之記述，如說《通鋻》《史記》是歷史，即依此義。總之，所謂歷史者，或即其主人翁之活動之全體；或即是歷史家對於此活動的記述。若欲以二名表此義，則事情之自身可名的歷史，或客觀之歷史；事情之記述可名為‘寫的歷史’，或主觀的歷史”。（原載《中國哲學史》上卷緒論第八節，上海神州國光社1931年版。引自馮友蘭：《三松堂全集》第二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4頁）“關於過去的歷史”或“客觀歷史”是本體論意義上的歷史事實，而“歷史事實”或“主客歷史”則是認識論意義上的歷史事實。這兩個概念的所指是有區別的。況且，作為思想載體的語言是否能使這兩種“歷史”相吻合也頗值得懷疑。因此，明末清初那段所謂客觀的歷史真相已無法重現。新歷史主義提出的“文本的歷史化”與“歷史的文本化”表明，今天所構建的“歷史”都是當代與過去歷史事件對話的產物，正如英國歷史學家卡爾所說的，“歷史是歷史學家跟他的事實之間互相作用的連續不斷的過程，是現在跟過去之間的永無止境的問答交談”[英]愛德華·霍利特·卡爾：《歷史是什麼？》，吳柱存譯，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28頁。。這就是說，歷史學家既不是“關於過去的歷史”的卑賤奴隸，也不是它暴虐專制的暴君；既不能離開歷史學家的解釋，也不能否認歷史所固有的客觀性。接下來的問題是，面對如此多的“歷史事實”或“主觀的歷史”，我們應當作何選擇？選擇的標準又是什麼？選擇出來的事件能否在某種程度上有效地還原出葉燮所生活時代的歷史語境？展示“關於過去的歷史”或“客觀的歷史”。與其說如德國史學家利奧波德·馮·蘭克強調“客觀態度”[德]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十九世紀德國最重要的歷史學家，客觀主義史學創始人，被譽為“近代史學之父”。他主張研究歷史必須基於客觀地搜集研讀檔案資料之後，如實地呈現歷史的原貌。這種史學主張被史學界稱為“蘭克史學”。而不知所措，毋寧如卡爾那樣重視歷史研究中的“解釋”和“選擇”，認識到主觀的“涉入”，認同馮友蘭先生的“主觀歷史”。然而，即便是這樣，要展示當時的歷史語境，描述時代的主要特征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為此，我們盡量避免宏觀敘事，從個別事件入手，通過對它們的回憶與思考，以小見大，勾勒出時代思想的基本輪廓，以此作為思考葉燮詩學思想的背景。

就葉燮所生活的時代，各種各樣的事件離我們已經越來越遠，也顯得越來越模糊，但大致還是可以從明末清初的政治文化背景、清初士人群體的失落以及晚明清初詩學之爭等方面予以呈現，即以對“君權”挑戰見出政治觀的變化，以“貳臣”“遺民”為焦點呈現士人群體身份認同的困境與內心的焦慮，以公安派的“主變”追求顯示其批判性的詩學背景。通過以上三個方面的展示，我們基本上可以把握葉燮所處時代的整體風貌：那就是在中國專制社會後期，社會內部已滋生出反素，再遇改姓易號，使得晚明表現出反傳統特征，在士人群體中表現出對獨立人格與自由精神的追求；但改姓易號，清軍入主中原，漢族士人遭到清政權的壓制，明代中後期滋生出來的思想解放遭受到清朝廷的打壓。那麼，面對如此的現實語境，如何做到既不被統治者認為抵抗新政，重罪加身，又在某種程度上表現出批判精神與獨立人格，就成為當時許多士人群體共同面臨和需要解決的問題。

梁啟超稱清代學術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梁啟超說：“此二百餘年間總可命為中國之‘文藝復興時代’；特其興也，漸而非頓耳。然固儼然若一有機體之發達，至今日而蔥蔥郁郁，有方春之氣焉。吾於我思想界之前途，抱無窮希望也。”（原載《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刊於《新民叢報》第八章清代學術，章末結論雲。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江蘇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第3頁）在梁啟超看來，清初學術在中國學術史上占據著重要的地位，是中國文藝復興的開始。對此，學者謝國楨（1901—1982）承接了梁先生的說法，認為“明末清初的學者，有先秦諸子百家爭鳴的風格，有東漢黨錮堅貞的氣節，擺在歷史的進程上有他們並駕齊驅的局勢，起著承前啟後、推陳出新的作用。從明清以來封建社會黑暗的統治中，在人民群眾的思想與輿論上又發出光彩，可以說是在吾國歷史上的文藝復興時期，開了燦爛的花朵”謝國楨：《明末清初的學風》，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頁。。葉燮的詩學思想正產生於這樣一個開滿燦爛花朵的“文藝復興時代”。要準確地把握葉燮的詩學思想，就要認真地分析這枝“燦爛的花朵”所生長的土壤、空氣和陽光，了解它的全貌，正如十九世紀法國文學批評家丹納（1828—1893）所說的，“要了解一件藝術品，一個藝術家，一群藝術家，必須正確地設想他們所屬的時代的精神和風俗概況”[法]丹納：《藝術哲學》，傅雷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版，第15頁。。因此，我們要分析葉燮的詩學思想，就從呈現他所生活“時代的精神和風俗”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