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陳平原

導讀：當代散文的域外書寫與歐文文脈|張麗華

輯一 歐洲 

訪英書簡|陳 原

克蘭尼希堡——人和書（旅行紀事）之一|陳 原

莫斯科——人和書（旅行紀事）之一|陳 原

在巴黎公社牆前|柳鳴九

海德貝格記事（節選）|馮 至

巴黎札記|吳冠中

展畫倫敦斷想|吳冠中

但丁和聖三一橋|黃永玉

司都第奧巷仔|黃永玉

也談意大利人|黃永玉

威尼斯日記|阿 城

誰是勝者|張承志

輕傷的人，重傷的城市|翟永明

一場公投，兩個英國|愷 蒂

輯二 美國 

美國佬彼爾|韓少功

域外雜談·衣|王小波

域外雜談·食|王小波

域外雜談·農場|王小波

美術館|陳丹青

我的畫室|陳丹青

曼哈頓隨筆|劉索拉

搬家記|北 島

在國外“喫請”記|資中筠

“憤青”的下場|劉 瑜

輯三 亞非 

不可接觸者|金克木

鳥巢禪師|金克木

地下工作者|金克木

歲末恆河|韓少功

干旱臺地藍調|愷 蒂

“我們的路燈比你們的亮堂”|愷 蒂

東京停電|孫 歌

在神戶感受“鄉愁”|賀桂梅

緣廊的妙趣|李長聲

活喫龍蝦|李長聲

粹|李長聲

買紙記|蘇枕書

美味延年|蘇枕書

編輯凡例

導讀：當代散文的域外書寫與歐文文脈

張麗華

1909年，兩位留日的清國學生，用古奧的文言文在東京出版了兩冊《域外小說集》。這是他們擬向國人持續譯介外國小說的部分成果。此書扉頁所署的纂譯者“會稽周氏兄弟”，在當時尚不為人所知，但很快他們就在“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中嶄露頭角——這兩位不凡的留日學生，即堪稱現代中國文學與文化之父的魯迅和周作人。向國人譯介外國小說，在今天看來，不過是中外文化交流中極其普通的一件事。然而，在民族國家意識初興，“雲何為國、雲何為人”尚需界定的晚清，周氏兄弟的這項工程，卻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魯迅在序言中稱，“異域文術新宗，自此始入華土”，這是一句極樸素也極驕傲的宣言。“小說”或者說“文學”，在此被視為承載“邦國”之“聲”的媒介，而用古奧的文言來譯述域外“文術新宗”，則堪稱一項“蘇古掇新”、澡雪國人精神的文化革新事業。這裡，既有周氏兄弟對“文學”極為莊重的理解，也包含了他們以及他們所代表的一代知識分子對“域外”極為豐茂的想像。

《域外小說集》東京版封面的書名是陳師曾的小篆題字，“域”寫作“或”。“或”是“域”和“國（國）”的本字。《說文》雲：“或，邦也。從口，從戈，以守一。一，地也。”這意味著，人口（口）、兵器（戈）與土地（一），是構成古代“邦國”概念的重要因素。不過，《域外小說集》的內文——“文學”的加入，卻為封面這一古老的“國（國）”字，增添了新的維度。自此，“域外”，不僅意味著地理上、政治上的他國，還意味著文化上的他者。晚清中國，隨著“天下”觀的坍塌和現代民族國家意識的興起，士人對“中國”的認知，正經歷著從“天下”到“國家”的激烈嬗變，在這一過程中，對“世界”或者說對“域外”的發現與承認，構成了這一代知識分子頭腦風暴中不可或缺的成分。對“域外”的認知，與對“自我”的認同，因此成為一體的兩面，不可分割。直到今天，在中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通向“現代”的進程中，從“域外”汲取新思潮、采掇新文化，仍被大多數知識人視為題中應有之義。

本書所選編的，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四十年間，文人學者書寫“域外”的思想隨筆與見聞雜記。與《域外小說集》通過文學想像異域不同，這裡所選的作品，乃是作者經過實地旅行、勘察乃至長期生活之後，對“域外”的觀感與沉思。這一類文字，其實自晚清開放海禁以來，即絡繹不絕。從外交官郭嵩燾、薛福成、張德彝的出使日記，到流亡文人、政治家的海外遊錄，如王韜《漫遊隨錄》、康有為《歐洲十一國遊記》、梁啟超《汗漫錄》，再到近代學人、留學生的遊學心影，如呂碧城《信芳集》、吳宓《歐遊雜詩》，及至現代文學作家如徐志摩、朱自清、鄭振鐸等人的歐洲遊記，林林總總，蔚然成風。其文體則囊括日記、詩、詞、遊記、雜錄等各種樣式，新、舊夾雜，文、白並存。雖然大多數作者並非有意為文，這些作品卻具有相當的可讀性，其體量與形式甚至足以構成一種獨立“門類”（genre），在文學史上占據一席之地。限於叢書體例，這裡所選的是與當代中國聯繫更為緊密的近四十年內的散文作品。所選文章的作者，有一小部分如馮至、季羨林、金克木、陳原、黃永玉、吳冠中諸位，是跨越民國的學人、畫家，大部分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走上歷史舞臺的文人學者，甚至還有“文革”後出生的新一代。

盡管時代有別，但就文類實質而言，它們與上述林林總總的域外紀行之作，仍然遙相接應。要之，是以自認最為合適的文字媒介去表達和記錄自己面對“域外”風景、人物以及文化所帶來的衝擊與思考。隻不過，與呂碧城以詞、吳宓以詩、梁啟超以文這樣多姿的樣態不同，當代作家能夠自如表達的媒介，基本被規約成了“（白話）散文”。從文學史上看，這既是文學樣式難以挽回的規約與簡化，但對“散文”這一文體而言，卻又未嘗不是一種擴充其文學容量與文體彈性的機遇和挑戰。

本書所收文章，最早的一篇是陳原寫於1979年的《訪英書簡》。作者懷著珍重的心情，向國內友人介紹了他在大英博物館和倫敦書店的日常閱讀、購書場景。在圖書館中安靜地閱讀、在書店裡自由地看書，對於今天和民國的知識人而言，隻道是尋常事；然而，在剛剛從“文革”中蘇醒過來的學人這裡，卻成了彌足珍貴的異域體驗。此文與周氏兄弟《域外小說集》的出版相隔了七十年，但在（重新）開放國門之後，對“異域”的驚異，以及希望通過域外文化、制度來革新中國現狀的心情，卻是若合符節。從這一細節我們亦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並深切地理解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與“五四”的隔空呼應。

循著陳原的文章往下讀，我們會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移，作者們對於域外的感受和記錄，逐漸從驚異歸於平淡。尤其是在近十年的文章中，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劇，旅居國外成為越來越多國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對於“域外”的記錄，也就和書寫自己的日常生活別無二致。無論是愷蒂對英國公投的議論（《一場公投，兩個英國》），還是劉瑜對美國“憤青”的描摹（《“憤青”的下場》），或是蘇枕書對日本紙與喫食的品評（《買紙記》《美味延年》），皆如同平淡地議論國內時政或是鄰裡家常；更不用說孫歌由“3·11”之後的“東京停電”引發的對於全球能源危機以及現代“文明”生活方式的反思（《東京停電》），超越國境與民族的視野，既是其學術思考的支點，也是生活的常態。這種以世界為“家”的意識，或許是晚清以降域外書寫的變調，但也正是中國與世界關繫改變的表征。因此，如果將本集所選的文章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它們不僅僅呈現了域外風光、全球圖景，更是中國近四十年來巨大歷史變遷的見證。從八十年代初將異域作為照見自我的鏡子，到最近十年直把他鄉當故鄉的“世界人”意識，背後是“中國”融入“世界”的全球化的急遽進程。

八十年代國門重開，中國作家有機會出境旅行、采風。當時出國機會珍貴，回國後總免不了要塗塗抹抹，寫下域外見聞。若是組團出國采風、美其名曰文化考察的，則更是有義務在回國後呈上一沓關於域外民風異俗的“文化隨筆”。因此，隨便翻開一位當代作家的文集，幾乎總有一批域外記遊之作。然而，閱讀這一類文章，得到的卻大多隻是一些浮光掠影的印像，更糟糕的是，有的作者還要加上“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抒情，文章便被堆砌得如同甜膩膩的過了期的奶油，這比干枯的文筆還要讓人難受。陳平原在討論明清散文時，曾區分“文人之文”與“學者之文”：相對於獨抒性靈、輕巧靚麗的晚明文人如陳繼儒、袁宏道的小品，他更欣賞清代學者黃宗羲、顧炎武、全祖望的論學文章，這些“學者之文”，雖無意為文，卻往往樸實大氣、通達入情。這意味著“不必文人始有至文”。受此啟發，我開始關注並搜尋“能文而不為文人”的學者隨筆。金克木、陳原、資中筠、柳鳴九、陳平原、孫歌、賀桂梅……這些術業有專攻的學者，最後成了這一選本的中堅作者。學者們因學術交流而身臨境外，他們對域外歷史文化的理解，往往比采風文人更為深入，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域外書寫並非規定動作，故而來得更為自由和瀟灑，文章也因此頗具可讀性。

值得一提的是，畫家吳冠中、黃永玉、陳丹青的文章，在本書中占了不少篇幅。吳冠中的巴黎札記（《巴黎札記》），黃永玉的“翡冷翠”寫生（《但丁和聖三一橋》《司都第奧巷仔》），以及陳丹青的紐約素描（《美術館》），都是頗能深入城市肌理，捕捉到城市氣息的佳作。這一方面源自幾位畫家都有在這些城市長期居住的生活經驗，更為重要的是，畫家可以越過語言的障礙，直接以眼以心以畫筆與城市相遇，這是多數文人、學者難以企及的便利。另外，這些畫家偶爾操筆為文，也容易脫落窠臼，不為常俗所囿。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可以將之歸入廣義的“學者之文”。相比之下，所謂的“文人之文”，在本書中就隻剩了精挑細選的阿城、張承志、翟永明、王安憶、韓少功、王小波、北島、劉索拉等幾位作家的作品。其中，阿城的文章選自他的名著《威尼斯日記》；張承志的《誰是勝者》則是其《鮮花的廢墟：安達盧斯紀行》一書的後記；翟永明寫柏林的文章與她的詩有關；韓少功和王小波的文章則以記人為主，以便凸顯其小說家的纔華；而北島的《搬家記》與劉索拉的《曼哈頓隨筆》，則直接源自他們的域外生活經驗。要之，在竭力避免專門的域外采風腔。

將這些囊括了書信、日記乃至序跋等不同樣式的文章編為一集，原擬借用集中王小波的文章《域外雜談》作為書名，以示文體的汗漫無所歸依。不過，在編完重讀之後，居然發現，這些文章雜在一起的風味，竟與華盛頓·歐文（Washington Irving）的《見聞雜記》（The Sketch Book）略有幾分相似。

《見聞雜記》是歐文的名著，包含了三十四篇形態各異的遊記散文和短篇故事。此書初版於1819—1820年，在19世紀後半葉被廣泛選入美國以及世界其他地區（包括日本和中國）的英語教材。1907年，《拊掌錄》中林紓譯出了其中的十篇作品，已有研究者考證出，其底本為美國圖書公司1892年出版的一個《見聞雜記》的選本，它很可能就是林紓的合譯者魏易就讀的聖約翰大學的英文教科書。《拊掌錄》是林紓譯作中最成功的作品，其中的一篇《記惠斯敏司德大寺》竟然被視為自著之文，闌入《清文觀止》。借助林紓譯本和大中學校英文教科書這雙重渠道，《見聞雜記》及其所代表的essay樣式，早已在清末民初的讀者中“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不待“五四”新文化人專門以“美文”的名號去引入了。

除去幾篇傳奇故事，《見聞雜記》中大部分文章是作者（在書中托名Geoffrey Crayon）遊歷歐洲大陸的所見所思。歐文在《自敘》中稱，盡管風物之佳，無過於他的家鄉美洲大陸，但作為文明古國的歐洲，其古跡人文卻非美洲這一“新造之國”所能望其項背。因此，其歐洲之旅，不僅是遠行，更是懷古——“至歐羅巴洲，則萬古菁華所聚，斷瓦頹垣，其中咸有史跡，即殘碑一片，其中亦足憑弔英雄”（林紓譯文）。在《自敘》中，歐文將他的歐洲旅行，視為一次欣賞櫥窗中精美畫卷的閑庭散步，他的旅行隨筆則被喻作旅行者的鉛筆畫稿，這正是書名“The Sketch Book”的由來。《自敘》的最後一段，歐文總結了這一“畫稿”的特色（我們仍引林紓的譯文）：

殆歸而檢閱，則凡大而足紀者咸缺，存者直零星不足齒數之事。蓋餘性質怪特，往往於蟻封中取材，狗竇中伺間，無大筆墨也。故餘之遊記，多記村莊風物及幽僻無人規仿之殘碑。若聖彼得之禮拜寺及羅馬之大戲場、與奈百而司海灣風物，皆屏弗錄。遍餘紀中，亦無一語涉及火山冰河也。

這種“於蟻封中取材，狗竇中伺間”的擱置大筆墨的文章寫法，恰與林紓最為心儀的歸有光的古文，意趣相投，難怪他在翻譯過程中如遇知音，譯文亦因此大放光芒。

回到我們這冊選本，雖然隻有張承志的文章直接提到了歐文的著作（他的另一本《阿爾罕伯拉》，林紓譯作《大食故宮餘載》），但大概因為《見聞雜記》的文體，早在不經意間融入了現代中國散文的血脈，我們可以在多篇文章中，聽到它的回響——當然，歐文的有些甜得發膩的語言除外，這也是經過林紓的“古文”翻譯所滌蕩出去了的成分。此書所選文章的書寫對像，雖然範圍不限於歐洲，但作者們不約而同地規避了“聖彼得之禮拜寺”“羅馬之大戲場”這類風景名勝，而將目光更多地投向了城市或鄉村的街區巷陌和日常生活，如陳原筆下的古堡飯店（《克蘭尼希堡》），黃永玉筆下佛羅倫薩的“司都第奧街”（《司都第奧巷仔》），劉索拉筆下的格林威治西村（《曼哈頓隨筆》）；此外，馮至筆下的海德堡往事（《海德貝格紀事》），金克木記憶中的天竺舊聞（《不可接觸者》《鳥巢禪師》《地下工作者》），更是如同歐文《自敘》所說的，皆非“大而足紀者”，而是與自身經歷相關的“零星不足齒數之事”。

《見聞雜記》中有一篇題作《記車行所值》，寫的是聖誕節前，英國鄉村的公交車司機以及車載乘客、歸家學生的日常言行，是一幅再平淡不過的鄉村生活素描。林紓在這篇文章的譯後記中，加了一則《春覺齋論文》般的評點：“文章家語，往往好言人之所難言，眼前語，盡人能道者，顧人以平易無奇而略之。而能文者，則拾取而加以潤色，便蔚然成為異觀。”能文者，恰能將“盡人能道”“平易無奇”的日常生活收拾進文章，化平淡為神奇。這不禁令我想起本書所選文章中，王小波對國人出國所著“公干體”西裝的揶揄（《域外雜談·衣》），資中筠對國外“喫請”的回憶（《在國外“喫請”記》），以及北島的海外搬家記（《搬家記》），還有孫歌在臺灣公寓裡感到的“晾衣”困難（《東京停電》）……

著眼尋常風物、日常生活，無一語“涉及火山冰河”，可能使得文章的氣勢不夠宏大，甚至略顯瑣屑，但恰是在尋常巷陌而非歷史名勝中，承載著真實而恆常的域外經驗；而越是細碎的個體記憶，反而越能生動地縫綴出域外的肌理與面貌。這是歐文《見聞雜記》的生命力所在，也是這一選本中的文章在不經意間所呈現的最大公約數。基於這一考量，編者遂將此書定名為“域外雜記”，以表達對歐文的致意。

2020年春夏是一段不平靜的時光。本書文章選於新冠肺炎疫情之前，這篇導讀卻寫在疫情暴發並造成了全球大流行之際。這半年間，世界局勢，包括中國與世界的關繫，發生了幾乎翻天覆地的變化。本書所收的幾篇略帶政論性質的文章，雖然寫作時間相隔不遠，其中的部分內容卻突然顯得不合時宜起來。原本考慮是否刪去，但想起魯迅編集雜文的策略，則以為不妨“立此存照”。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諸多宏大的歷史假說和敘述，都轟然倒塌；致力於記錄細碎的日常生活、個體經驗的文學，或許能夠成為塵埃裡的微光，帶領我們穿過這充滿不確定性的迷霧。這大概要成為後疫情時代生活的新常態。在實際的全球流動被按下暫停鍵之際，閱讀這批&ldquo年”之前的“域外雜記”，做一番紙上的“遊歷”，或許也是重新體驗和想像“流動性”的一種方式。

2020年7月19日寫於北京，2021年2月25日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