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苦瓜》序:成果而甘
《白玉苦瓜》是我的第十本詩集,初版寫於一九七四年,也就是三十四年前,正當我的盛年,可稱為我的代表作。生命走到這一站,詩藝探到這一層,我自覺已達成熟的穩境,以後無論怎麼發展,自信已有相當的把握。這些作品都寫於我赴港定居之前,對於我以前的詩集可以算一個結論:
一首詩,曾經是瓜而苦
被永恆引渡,成果而甘
當年決定去香港,多少有一點冒險:環境變了很多,挑戰當然不少,好在生命正旺,詩興不竭,不久也就進入了狀態,找到了新的坐標,在大陸與島嶼之間定了位。
《白玉苦瓜》裡的五十多首詩,主題與詩體,其中有好多首格律工整,語言單純,有意無意之間近乎歌詞,頗受我在丹佛那兩年愛聽美國民謠與搖滾樂的啟發。當時我發現,現代詩主知多年,太冷了,怎麼能比搖滾樂的熱力,所以就半自覺地寫下了從《鄉愁》《鄉愁四韻》《民歌》到《江湖上》《民歌手》《搖搖民謠》的繫列作品,結果竟引
起了戴洪軒、楊弦 、李泰祥等音樂家的共鳴,並轉而激發了所謂現代民歌與校園歌曲的運動。
詩與音樂結婚,乃生歌;與繪畫相戀,乃有意像與比喻。紀弦當年大聲疾呼,強調詩是詩,歌是歌,兩者必須分家。他強調現代詩該用散文來寫,當時的用意原在挽救新月派 單調而淺顯的“韻文化”,有其文學史發展的背景,無可厚非。但是當年“自由詩”對“格律詩”的反動不免矯枉過正,所以一面雖然跳出了“韻文化”,另一面卻又陷入了
“散文化”。其結果是迷途至今,大半的所謂“自由詩”不幸都擺脫不了“散文化”,不但讀來無味,在朗誦會上也欠缺效果。今日的現代詩喪失讀者,尤其是聽眾,這也是一大原因。現代詩要成功,在詩藝上必須兼顧情與意。意,見於主題的呈現;而情,則有賴感性的訴求,也就是音調與意像的經營加交配。目前的現代詩仍耽於鋪張意像而疏於安排音調,結果是意像龐雜,節奏散漫,主題不清。
當年楊弦、李泰祥發軔於先,羅大佑 、侯德健發揚於後,其他的作曲家與歌手風起雲湧,頗能擴充現代詩的領域,其餘韻裊裊迄今。近年我在臺灣各地演講,仍然有中年聽眾告訴我,他們沒有忘記李泰祥與楊弦的歌曲。上月我應黃敏惠市長之請去嘉義訪問,她的晚宴別出心裁,設在一家叫“玩美煮藝”的餐館,席上的八道菜都以我的詩命名,內容也巧妙地配合詩意。例如“鄉愁四韻”就用分成四格的別致淺盤來盛,而“白玉苦瓜”更廣
求苦搜,用有機農場的清純苦瓜,剖成兩半,填以米飯烤成。黃市長為了證明她當年不但讀過我的詩,而且至今還記得如何吟唱,席間真的就唱了起來,令我十分感動。
《鄉愁》《鄉愁四韻》《民歌》幾首,多年來引起廣泛的共鳴,並一再收入各種選集與中國臺灣、大陸、香港,以及新加坡的語文課本。《鄉愁》一首在各地轉載之頻,不下千次。我到各地講學,常有學生、歌手或演員登臺朗誦或演唱。為此詩作曲者,包括楊弦、王洛賓、瀋亞威、鄭文德等,不止十人。上海的呂詠鳴將它譜成蘇州評彈,並獲頒二○○四年的“中國曲藝牡丹獎”。南京的晁岱健為之譜曲,今年一月更在北京保利劇院盛大發表,由男高音戴玉強、二胡王行科、薩克斯風範聖琦、鋼琴神童龔天鵬分別領著中國歌劇舞劇院交響樂團演出。我常笑說,《鄉愁》流傳之廣,簡直成了我的名片,但是名片太大了,幾乎把我遮住了。
大陸的媒體常稱我為“鄉愁詩人”,這名號原是褒詞,卻“小看”了我。迄今我已成詩千首,其中以鄉情與懷古為主題者不下百首,但是詠嘆其他主題,如親情、友情、愛情、人物、詠物、自述、世局、造化等等的,還有很多。就算我一首鄉愁之作都沒有寫過,我仍然算得上多的詩人吧。
譬如本書的主題詩《白玉苦瓜》,說它寫的是鄉愁固然不錯,但它同時也是一首詠物詩。又如《飛將軍》,寫的是李廣,可稱懷古,也可稱詠史,但它挑動的一根心弦卻是整個民族的大記憶,隱隱仍是時間的鄉愁。又如《老戰士》,正面寫的雖是晚近的歷史;但《八卦》裡面所寫的就復雜得多,似乎包含了遠古與晚近,又像在回憶,又像在預言,又像
在用玄學的自然現像來影射人事。
另一方面,因臺灣而觸發的主題也包括了《車過枋寮》《慈雲寺俯眺臺北》《起飛》《降落》《西出陽關》《斷奶》《虎年》《霧社》《碧湖》等幾首。至於《江湖上》《小時候》《蓮花落》《收藏家》《海棠文身》《積木》《盲丐》《呼喚》《樓頭》《守夜人》《投胎》《詩人》等作,則是向一具多面體的水晶尋找自我定位與心靈歸宿的諸般投影了。
後,對於三十四年前出版此書的姚宜瑛女士,仍應深深致謝。《白玉苦瓜》在大地出版社已印了十九版。隔了這麼多年,詩人與出版人都老了,但那隻白玉苦瓜仍靜靜地夢著,醒著,在故宮博物院(臺北)裡。世界在外面變了太多,但那隻苦瓜應仍不改其甘吧。
餘光中
二〇〇八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