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文化語境中的人倫變奏
顏浩
在中國現當代的散文創作中，家庭始終是重要的主題。五四新文化運動改變了家族倫理與王朝政治同構的社會傳統，人們開始以新的眼光審視父子、夫婦、兄弟等人倫關繫，表達關於愛情、親情的現代體驗。這不僅使文學創作在題材上有較大的突破，也相應地建構了新的價值理念和美學原則。
以家庭為中介思考個人與社會的關聯，書寫時代變遷中的情感故事，也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文學的審美關注視域。但與五四時期色彩鮮明的反傳統不同，四十多年的社會環境復雜多變，思想雜糅，對於兩性、婚姻、家庭的理解呈現出多種形態，也因此為文學創作開闢了多重話語空間。
一
盡管處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快速轉型之中，但情感觀念的變化仍然是觀察這四十年有效的途徑。改革開放突破了固有的社會組織模式，也改變了家庭的形式與結構，甚至結婚成家、生兒育女都不再是人生必然的選擇。生物學革命和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使得家庭和婚姻的本質都受到質疑與挑戰，人們對於親密關繫的體認必然不同於以往。但是，傳統的倫理觀依然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尤其是在深受消費主義和工業化影響的新世紀語境中，社會原子化造成的孤獨、遊離的個體，將對家庭的回歸和依附視為抗爭和自我拯救的手段，也會因此強化倫理體繫中的共同性因素。這種矛盾和悖論的狀態在兩性議題上體現得為直接。雖然這些年來女性在政治、經濟和法律上擁有越來越多的權利，但整體上看，社會的性別意識並未同步提升，爭取性別平等的道路依然阻礙重重。由此帶來的首先是女性對於自我定位的困惑。唐敏在《女孩子的花》中坦言，因為深感女性生存不易，所以不願意生育女孩，“愛到根本不忍心讓她來到這個世界”。她在文章中做出的“女子是一種極其敏銳和精巧的昆蟲”和“男人是泥土造的，苦難使他們堅強”之類的對比，和韓小蕙在《千古男女》中以更激進的態度發表的“女人怨恨男人是有道理的”“女人天生就是男人的階梯”等言論，都不能從反本質主義的角度作出簡單批判，更應該看到其中體現出的女性在處理自身經驗時所遭遇的壁壘和承載的重負。
不同於五四時期以“出走的娜拉”來對抗封建專制，和新中國成立初期“姐姐妹妹站起來”的革命召喚，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關於兩性問題的探討主要集中在結構性和體制性的層面。因為剝離了宏大敘事和民族寓言的表達方式，更多地顯示出性別議題中堅硬與曖昧、清醒與含混、偏執與包容並存的特征。例如，同樣是關涉性愛的主題，舒蕪在《愛情的靈肉一致》中借助“五四”資源的重新引入，辨析性道德中的時代內涵，倡導以性自由為標志的女性權利；女作家葉夢則在《生命的輝煌時刻》中大膽直白地書寫初夜體驗，以對情欲的正視來張揚自覺的女性意識。在情感與道德的選擇中，塞壬在《漂泊、愛情及其他》中坦承婚外戀帶來的孤獨感，展示了戀愛自由口號下的欲望與倫理的衝突；而史鐵生在《愛情問題》中將性愛視為獲取靈魂自由的中介，因此不拒絕“性吸引從來不是一對一的，從來是多向的”假設；周國平在《寬松的婚姻》中則認為婚姻應在忠誠與寬容之間謀求平衡，“以便為愛情留出自由呼吸的空間”。情感在現代社會中扮演的往往是矛盾的角色。愛情與性的私有性和日常性所標識的個人意志，與婚姻、家庭的公共屬性之間必然會產生的抵觸與激蕩，在主義的當下中國顯得尤其突出。
然並存的時代語境也開拓了性別言說的新空間，賦予了多維度思考情感和兩性問題的可能性。在陳丹燕的《初為人妻》中，曾經熱衷於閱讀喬治·桑作品的女大學生將賢妻良母觀視為封建糟粕，也為婚後無法顧全事業而焦慮不安，但終解決問題的途徑仍是女性主動付出與犧牲，“當她心裡充滿溫柔地體恤他的時候，她在精神上就平等了”的表述，並非向傳統價值觀妥協，而是顯示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特有的理想主義姿態。王安憶在《李章給我照相》中借日常小事表達對婚姻中平等問題的思考，也帶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時代特征，但“他對他們說，老婆是作家協會的打字員”的結尾，觀照的是平等話語所遮蔽的生存現實。如果與王安憶同時期完成的小說“三戀”對照來看，更能凸顯出女性作家對於性別秩序的困惑與自省。李銀河在悼念王小波的文章中，通過渲染心靈互通、智力對等的詩意愛情，表達了失去靈魂伴侶的深切痛苦。然而“被愛已經是一個女人的幸福”等文字，還是在不經意間顯露出知識女性自身性別觀念的復雜面向。
相較而言，男作家大多回避了性別議題中的挑戰性和抗爭性因素，更習慣於“借題發揮”，通過探討愛情和婚姻問題來針砭現實之弊。周濤關於“離婚的人有膽，不離婚的人有心”的判斷，指向的是金錢與欲望的博弈這個頗具時代感的命題。梁曉聲在何為真正的“現代家庭”的探討中，蘊含的是對現代性價值內涵的深層反思。韓石山在《妻子》中糟糠之妻不下堂的誓言、劉心武在《有家可歸》中對家庭共同體的理解、蔣子龍在《家的快樂有時在房子外面》中對夫妻相處之道的闡述，以及張中行在《關於賢妻》中對女性賢內助的定位，都體現出以儒家傳統倫理文化和情義觀影響現代婚姻理念的意圖。王小波在《我是哪一種女權主義者》和《“奸近殺”》中的反道德主義立場，則顯示了具有現代意識的知識分子的理性自覺。
然而，如此眾聲喧嘩的狀態在近十年間有所變化。隨著全球化的深度發展，社會的性別意識更加多樣化，婚姻關繫的形態也更為復雜，未婚同居、婚外戀情、開放式婚姻、同性戀與形婚等多種模式共存，進一步改變了關於婚姻的傳統認知，也對文學觀察和表達生活提出了新挑戰。但從近十年的創作成果看，文學的應對顯然有所滯後，散文直擊世態人心的功能並未得到充分發揮，這也造成本選集在選文上的時間空檔。不過換一個角度來看，這種現像也可以證明，從思想性和歷史性的角度對當代中國家庭問題的考察，仍然有著待充分拓展的空間。
二
作為人倫的重要一環，家庭代際關繫也在百年裡經歷巨變。五四新文化運動倡導的“幼者本位”的現代倫理觀顛覆了“長者、尊者本位”的傳統倫理，滌蕩了祖先迷信、愚忠愚孝等“東方古傳的謬誤思想”，為反抗父權與君權確立了思想根基。共和國成立初期，在主流意識形態的詢喚之下，血緣倫理焦慮切換為階級倫理認同，代際矛盾更多地體現為政治理念的不同和知識水平的差異。改革開放之後，現代性的追求解構了革命大家庭的想像，城市化進程改變了鄉土家族的格局，獨生子女政策則將當代中國家庭的主旋律導向了以養育後代為中心。但與五四時期“幼者本位”中的立人和啟蒙的意圖不同，當下社會對於“子一代”的重視，更多的是與傳承、責任、回報等情感命題相關。在封建父權退場和革命話語隱身的後現代語境中，代際關繫中的新變化不僅具有倫理層面的意義，更顯示出我們對於家庭的理解有了不同的內涵。
費孝通曾將一對夫婦和子女所構成的核心家庭稱為“社會結構中的基本三角”，孩子的降生是這個三角關繫得以成立的基礎。這顯然是西方家庭的基本模式，而非中國傳統的網絡化、差序化的家族結構。但在變革和轉型的四十年間，中國的家庭形態也經歷流動、分離與裂變。以子女為中心的小家庭成為主流，不僅解構了聚族而居的舊有格局，也更新了家庭價值的認知體繫。在賈平凹的《母親》、張承志的《對奏的夜曲》、斯妤的《凝眸》中，都有因為子女的出生而感嘆人生翻出新意的內容。賈平凹強調“孩子成了我們幸福的源泉和理想的寄托”，認為共同哺育子女的經歷有助於夫妻關繫的穩固。張承志則將守護孩子的成長視為體驗生命的過程，並由此獲得重新審視自我的動力。女作家斯妤細膩地描述了孕育和生養的真實感受，欣喜於“孩子，你使我新生，使我強壯”，顯示出女性通過母親身份的體察來建構性別主體意識的清晰路徑。
借助於“兒童的發現”來反思國民性、呼喚具有獨立意識的新國民，是五四時代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也促使兒童從“家”的狹小空間走出，彙入民族國家的宏大敘事中。從賈平凹等人寫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文章來看，新時期以後知識分子對於兒童問題的解讀，在觀念上激活了五四傳統，重視少兒作為“新人”的意義，但同時也剝離了意識形態的規訓和政治工具的色彩，強調血緣親情的倫理價值。情感性因素牽引兒童重新回歸家庭的範疇，“祖國的花朵”的社會化想像被“太陽出世”的世俗化追求覆蓋，時代轉型的深刻印記也由此凸顯。
從“體制型家庭”（institutionalfamily）向“伴侶型家庭”（companionatefamily）的轉變，意味著代際關繫的重新理解和家庭權力模式的重新建構。餘華在兩篇具有連續性的文章《兒子的出生》和《父子之戰》中，寫出了從初為人父到產生父子矛盾的過程，並通過與上一代父子關繫的對比，反思“兒子瓦解父親懲罰的過程，其實也在瓦解著父親的權威”。聯繫餘華在同時期的先鋒小說中對於父子關繫的書寫，可以看出他將瓦解父權等同於精神上的“弒父”，並視為個體成長的必由之路。同樣也是通過兩代父子關繫的比較來反思為父者的角色，老一輩的汪曾祺則顯得更為達觀，“多年父子成兄弟”不僅是生活智慧，更是對自我權威的主動放棄和對生而平等的認可。北島在《女兒》中將代際矛盾與文明衝突同構，“下一代怎麼活法”的困惑蘊含在歷史反思之中，體現出更具思想內涵的反專制和自我解構的意圖。相較而言，吳祖光的《訓子篇》和蔣子龍的《兒子長大以後》中對於子女成長的焦慮、煩惱，甚至憤怒，或許更具有普遍性。在日常化的瑣碎糾紛之中，隱藏著傳統親族倫理與個人主義價值觀的衝突。蔣子龍關於父子之間不該是“革命的法則，解放的法則”的無奈嘆息，如果與五四時代反抗封建父權的言論進行對照，可以清晰地看出家庭權力結構演變的歷史邏輯與時代特征。
“父母對於子女，應該健全的產生，盡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這是百年前魯迅針對“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給出的答案。五四知識分子希望通過瓦解基於傳統孝道的代際聯繫，將個人從家庭束縛中解放出來。但不可否認的是，由於血緣、情感和責任的存在，父母與子女的關繫具有超乎想像的韌性和彈性。進入新世紀以後，由於市場化和全球化帶來的壓力，個人反而更深地嵌入家庭代際關繫之中。“啃老”是這種“再家庭化”的直接例證，而且值得關注的並不隻是成年子女對於父母的依賴，還有父母通過經濟支援和讓渡權力來重構親密關繫的意願。與此類似的還有孝順、感恩等傳統話語模式的回歸，“你養我大、我養你老”的代際合作與互惠，以及父母相親會中的權力分配和利益交換等現像。盡管表現形態不斷變化，但代際關繫始終是理解中國家庭和社會的重要基點，也可以為文學創作提供取之不盡的題材資源。
三
與處理和子女的關繫相比，如何理解和評價自己的父母，恐怕是一個更艱難的課題。近現代中國對儒家綱常的批判打破了固有的家庭等級秩序，父母的權威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但思想觀念上的反父權與日常的人倫經驗之間，不能直接畫上等號。對父母的天然情感並不會就此消失，隻是投向父母的眼光難免發生微妙的變化。另外，五四時期對於父母之“恩”的解構與對於親子之“愛”的呼喚同步共生。冰心把“愛的哲學”引入家庭內部，將神聖的母愛渲染為“濟世之源”，寫過“憐子如何不丈夫”的魯迅也將舐犢之情稱作“生物的天性”。李澤厚評價朱自清《背影》的好處在於“表現了新一代知識者在走上人生道路中對傳統的轉換了的感受和體驗”，正是因為文中的父親並非傳統禮教之下刻板的嚴父形像，“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馬褂的背影”顯露的是父子間真實的情感。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社會環境不同於五四，但人倫的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之間的復雜關繫依然存在。這也意味著關於父母形像和親情的書寫，必然要經歷一個去蔽與重塑的過程。
由於受習俗和觀念的影響，我們對父母的情感表達往往采用追憶的形式。隔著時空的距離，懷想已逝的雙親，初的動機多是“子欲養而親不待”的痛悔之情。史鐵生在《合歡樹》中回憶母親為自己的殘疾付出的辛勞，面對亡母手植的合歡樹，發出“樹猶如此，人何以堪”的感慨，樸素深沉的筆調頗有《項脊軒志》的風韻。李修文對母子永訣之時的追念、陳平原因工作繁忙而無法陪伴父親的自責，都能喚起為人子者共同的情感體驗。雖然未涉及生死，但韓少功在《母親的看》中刻畫的蒼老、病弱的母親形像，也具有類似的共鳴效應。這是血緣倫理特有的情感召喚機制，顯示出具有普遍意義的共同人性。
追憶雙親的另一層效果，便是與父母關繫為緊密的童年記憶和成長經驗被喚醒。歷經歲月滄桑，青少年時代的反叛精神不再，更多的是人到中年的理解與認同。莫言感懷母親在艱難生活中給予的自尊教育，將母親辛勤勞作的模樣視為“我人生記憶的起點，也是我文學道路的起點”。考察他在《豐乳肥臀》等小說中對於女性“地母”形像的塑造，可見此言不虛。汪曾祺關於自己三位母親的溫情記憶，與他在小說中對女性的悲憫與關懷也有內在的關聯。張兆和在《大大和朱干干》中回憶代替母職的保姆，感念她在幼時的嚴格教育令自己終身受益。張潔在《母親的廚房》中側重於母親走後的反思，尤其是“她的一生都很寂寞”的感嘆和對女性生存價值的思考，體現出較為明晰的女性主義立場，同樣可與她的小說代表作《愛，是不能忘記的》《無字》互為對照。
除了情感宣洩與撫慰的作用外，從歷史的維度來看，子女對於父母的回憶和追述還有“代父母立傳”的個人史和家族史價值。深感中國缺乏傳記文學傳統的胡適，在自己撰寫的《四十自述》中將個人寫傳的意義推崇為“給史家做材料，給文學開生路”。無論是自傳還是他傳，個人史的寫作可以穿透正史宏大敘事的壟斷和壁壘，展現時代風雲中的個體命運，呈現私人記憶中的歷史細節，以去中心化和去英雄化的方式，建構起觀察國家史和民族史的新視野。鐵凝的《面包祭》、王安憶的《父親的書》等篇章，都通過回溯父母的人生經歷來重新審視歷史，再現歷史變局中普通人的離合悲歡。個人視角的加入提供了在場感和紀實性，呈現出難得的豐富與真實，因而具有歷史建構和主體塑造的意義。
然而，兒女代父母立傳也存在以真實性為原則的敘事倫理與“子不言父之過”的世俗倫理之間的衝突。身為人子評判父母的道德品格，本身便非易事。尤其是面對父母人生經歷較為復雜、父子/母子之間存在矛盾等狀況，兒女的回憶文章如何避免主觀化和情緒化帶來的遮蔽，既不誇飾，也不隱惡，顯然更具有挑戰性。宗璞的《三松堂斷憶》將父親馮友蘭的人生選擇置於二十世紀知識分子心靈史的脈絡中，強調“評價每一個人時，也不要忘記歷史”，體現了將個人命運歷史化的理性思維。蘇叔陽在祭父文《早該說的一些話》中，沒有回避父親在婚姻關繫上處理不當帶來的傷害，但也寫到了自己中年以後對父親的理解和原諒。尤其是以“當一個人拋棄了他的過失並且竭力追回正直的時候，就能無愧地勇敢地面對死亡”為父親做出的人生總結，使得父子和解超越了情感需求，表現出哲理思考的力量。
由於篇幅所限，本選集沒有收錄老鬼的《母親楊沫》和李南央的《我有這樣一個母親》，但這兩篇頗具影響力、同時也極富爭議的長文是“代父母立傳”另一種形態的代表。兩篇文章大膽直白地書寫父母復雜的人生歷程，披露家人之間長期的紛爭與衝突，甚至毫不留情地揭發了一些不為人知的隱私。不可否認，兩篇文章都有揭示革命或政治扭曲和異化人性的意圖，但如何在感性和理性、真實性與文學性之間求得平衡，如何以同情之理解面對歷史大潮中的個人，或許這兩篇長文提供了可以深入辨析的例證。
眾所周知，改革開放後的四十年間，中國社會經歷了復雜而深刻的變革。在這特殊的歷史時空中，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和後工業文明等多種文明形態並存，傳統性、現代性和後現代性等文化因素不斷踫撞和交鋒。家庭的性質、結構、功能和倫理關繫的變化，正是共生的時代直觀的縮影。其中固然有矛盾和危機，但也蘊含著突破、希望和新的可能。文學是歷史記憶的證詞，是世態人心的記錄。如果想要回望這四十年裡我們的“家”，就請翻開這本小書，一起來細細品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