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文集·小說》
魯迅是中國現代小說的開拓者，在他創作小說之初，現代小說尚未定型。黃喬生先生用心於魯迅研究30餘年，近二十年來一直有一種思考——由魯迅本人自編的小說集中有幾篇實為散文；而一直納入魯迅雜文集中的文章，也有一些應當歸屬在小說中。《魯迅文集·小說》依據現代小說的定義進行了重新編選，幫助讀者區分魯迅所著的小說與散文。通過這種區分，讓讀者更能釐清哪些是魯迅的虛構故事，而哪些纔是魯迅的親身經歷。

《魯迅文集·散文與詩》
本卷的散文部分，打破以前的魯迅散文集皆以文章來源為依據的選編傳統，以魯迅從童年到離世的完整人生經歷為時間線，從魯迅的各類文集中精選出了59篇魯迅的自述文章，清晰還原了魯迅輝煌而坎坷的一生。可以說，讀完魯迅的這本散文，就能夠比較清晰地了解魯迅一生的完整經歷。
本卷詩歌部分收錄了魯迅極為重要的新詩8首、舊體詩59首、民謠4首。散文詩部分除完整收錄散文詩集《野草》外，黃喬生先生還通過他二十餘年的梳理，采擷了魯迅其他文集中應該納入散文詩的文字。被魯迅稱為“擬古的新打油詩”的《我的失戀》，雖出自《野草》，但因其形式上貼近古體詩，故編入詩歌部分。

《魯迅文集·雜文（上下）》
這兩卷魯迅雜文選打破了過去按照《華蓋集》《三閑集》等魯迅雜文集編排的傳統，不再以文章來源為依據進行分類。魯迅先生的雜文，氣像龐大，體量也極為龐大。我們作為讀者，很難有完整的時間把這些文字一氣讀完。因此，常常隻能管窺一鱗半爪，很難對魯迅先生的雜文成就有清晰的印像。黃喬生先生此選，以文體分類，把這些雜文梳理為論辯、雜記、雜感、書、章表、序跋、對話、寓言等清晰的幾部分，共323篇，讓閱讀魯迅有了脈絡可尋，從而帶給讀者全新的閱讀體驗。

《魯迅文集·書信（上下）》
本卷收錄了魯迅381封私人書信，也就是魯迅生前不預備發表者。其中包含許廣平、山本初枝、蕭軍、蕭紅、周作人、許壽裳、林語堂、內山完造等現代文學史上非常重要的72位親人、友人。書信以時間為序，真實記錄了魯迅的生活細節，偏重講私事、談感情，是他在向親人、朋友、社會人士談感受，訴衷情，有辯解，有表白，有批評，有斥責。通讀下來，相當於魯迅剖白自己靈魂的一部自傳。

選編說明

一

中國新文學已經走過百年的途程，湧現了大批優秀作品。20世紀30年代，為紀念中國新文學走過的個十年，上海良友出版公司約請名家編輯《中國新文學大繫培撰總序，胡適、魯迅、鄭振鐸、茅盾、鄭伯奇、周作人、郁達夫、朱自清、洪深、阿英等擔任各卷編輯。大繫的編選者都是新文學的代表人物，是創作者和親歷者。他們撰寫的分卷長序，既總評，又分論；既評價他人，也評價自己。
80多年過去，大繫本身已經成為經典，對研究中國新文學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新文學大師的作品也仍然在感動和啟迪著讀者。尤其是魯迅的作品，以其對中國歷史文明和現實社會的深刻反思，以其高超的表達能力，仍然擁有廣大的讀者群。
魯迅在新文學大繫中擔任的是《小說二集》的編輯。請他出任小說集編輯，與文壇和出版公司對他的文學成就的認知度有關。他是短篇小說的代表作家，引領時代，影響後進。當然，這個身份同時也就有一些不便，就是需要他同時編選和評價自己的作品。他在自謙之外，也做出了自己的作品“顯示了新文學的實績”這樣的評價，而且還具體評說道，自己的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雖然受了外國文學和思想的影響，卻比俄國果戈理的小說“憂憤深廣”，也不像德國尼采的超人那樣渺茫，顯示了對切近現實和文學創新的自信。
魯迅的散文（包括雜文）在大繫中也得到了高度重視，郁達夫編輯的《散文二集》，共選16位作家的131篇文章。其中冰心、林語堂、豐子愷、川島、朱自清、鄭振鐸、葉聖陶、茅盾等，每人多者五六篇，少者僅一篇；但魯迅24篇，周作人56篇。郁達夫在《妄評一二》中對自己格外多選魯迅、周作人的作品，申述理由道：“魯迅的文體簡練得像一把匕首，一刀見血。重要之點，抓住了之後，隻消三言兩語就可以把主題道破——這是魯迅先生作文的秘訣……與此相反，周作人的文體，又來得舒徐自在，信筆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離，過於繁瑣！但仔細一讀，卻覺得他的漫談，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對，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讀完之後，還想翻轉來從頭再讀的。”“魯迅的性喜疑人——這是他自己說的話——所看到的都是社會或人性的黑暗面，故而語多刻薄，發出來的盡是誅心之論；這與其說是他的天性使然，還不如說是環境造成的來得恰對……在魯迅的刻薄的表皮上，人隻見到他的一張冷冰冰的青臉，可在皮下一層，在那裡潮湧發酵的，卻正是一腔沸血，一股熱情”。郁達夫還說：“中國現代散文的成績，以魯迅周作人兩人的為豐富偉大，我平時的偏嗜，亦以此二人的散文為所溺愛。一經開選，如竊賊入阿拉伯的寶庫，東張西望，簡直迷了我取去的判斷，忍心割愛，痛加刪削，結果還是把他們兩人的作品選成了這一本集子的中心，從分量上說，他們的散文恐怕要占得全書的十分之六七。”
不過，有所為也就有所不為。在大繫的戲劇卷中，就沒有魯迅的作品；詩歌卷中也寥寥無幾。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大繫沒有雜文卷，因為當時新文學還沒有雜文的文體意識。魯迅是在1927年定居上海後纔有意識提倡並大力寫作雜文的。中國新文學的“大繫”後來又經歷了很多個十年，取得了更大的成績。但是個十年發凡起例的原創性、篳路藍縷的開拓精神，永遠彪炳文學史，魯迅等新文學大師的作品成為中國文學的經典。
魯迅的著作卷帙浩繁，題材和體裁豐富多樣。閱讀魯迅，當然應該讀《魯迅全集》。但現行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魯迅全集》保留了魯迅的自編文集，又搜集佚文，編成《集外集拾遺》，更拾遺補缺，編成《拾遺補編》，其中篇什寫作時間跨度很大，分類和編年混合，顯得雜亂。後來，也許是有感於《魯迅全集》存在的問題，為便於讀者了解魯迅的生平和創作過程，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魯迅著譯編年全集》，將著作和譯文乃至日記書信按寫作或發表順序排列，雖然便於使用，但不利於讀者揣摩魯迅的文體特點。僅就雜文而言，反不如《魯迅全集》按魯迅自編《二心集》《三閑集》《南腔北調集》《且介亭雜文》等順序排列有助於讀者看到魯迅編輯文集時的用意和當時文壇的情況。
在為讀者提供好的魯迅著作選本方面，很多專家學者做了嘗試。魯迅的著作為中學以上學歷者所熟悉。學生們除了在課堂上精讀名篇外，還在指定的課外讀物中，閱讀《吶喊》和《朝花夕拾》兩部文集（2017年新增《彷徨》），這都是公認有定評的魯迅的代表作。但有學術界人士和一些中學語文教師反映，這個書目對魯迅雜文沒有給予充分的重視，也許是因為魯迅雜文集很多，挑選為難的緣故。教科書選入篇目尚且因為刪減替換引起過很多爭論，如果指定某種雜文集為課外讀物，爭論可能會更加激烈。當然，不能因為挑選不易和擔心引發爭論，就忽略魯迅的雜文。魯迅的雜文論辯性強，戰鬥精神充沛，文字極具穿透力，有“投槍”“匕首”之譽，學生有必要也應該有閱讀更多魯迅雜文的意願。從教學一面考慮，學生們閱讀魯迅的雜文，有利於加深對魯迅的其他作品及其時代特點的認識。
魯迅作品是一個整體，應該全面閱讀，小說、散文、詩歌、雜文乃至書信，都不可忽略。沒有對他作品的廣泛閱讀，就不可能對他有全面的認識，沒有全面的認識，在理解他的代表作的時候可能就會出現不足和偏頗。
魯迅著作的選本數不勝數。怎樣從魯迅著作中選出適當的篇幅，較合理地分類編排？選編魯迅的作品，難度雖然沒有魯迅編選《小說二集》從眾多小說家的作品中選取那麼大，但要選取得當，分類合理，也並非易事。魯迅作品的經典性是普遍顯現的，他嘗試過很多體裁，各種體裁都創作出了優秀作品，精彩的篇章、段落和文句比比皆是。任何一位編選者都會有郁達夫所說的如竊賊入阿拉伯寶庫的感覺。
這套魯迅文集的編選宗旨，一是顧及作品本身，二是顧及作者的生平，三是注重文體分類。思想深刻、文辭優美的作品，當然要選；為了讓讀者熟悉魯迅的生平，散文與詩卷采用編年的方法，盡力組成一個魯迅生平的自述；書信卷也有同樣的考慮；雜文卷以文體分類，打亂了魯迅的自編雜文集，意在使讀者體會魯迅的文體把握能力，揣摩其作品風格。總之，希望這個選本對讀者把握魯迅的生平線索，體會其文章之妙，尋索其文學來源，認識其經典價值，能有一些幫助。

二

魯迅是語言大師、文體高手，做文章很在意也很能“得體”。這個“體”，涵義兼有內容和形式—其實，內容和形式本為一體，不可分割。魯迅曾談及自己的創作經驗同時也告誡青年作者說，“寫不出來時不硬寫”，其實隱含著“不應該寫的時候不要寫”。有一次，一位外國友人請他為某位當代作家的長篇小說寫篇評論，他覺得自己無法立論，就轉請胡風撰寫，這時候，不寫就是“得體”。《黃花節的雜感》一開頭便說：“黃花節將近了，必須做一點所謂文章。但對於這一個題目的文章，教我做起來，實在近於先前的在考場裡‘對空策’。”還有一次，他寫信給茅盾說：“版畫的文章，本想看一看再作，現在如此局促，隻好對空策了。”徐懋庸來信請他為雜文集寫序，他回復道：“我極願從速交卷，那麼，大約未必能看原稿後再做，隻好對空策了，如說雜文之了不得之類。”可見他覺得“對空策”不好，不得體，不切實，要不是礙於情面，他簡直不要做這樣的文章。其實這個“策”，是中國古代的一種文體，並沒有消亡，現今公務員考試中還有“策論”一類的題目。從魯迅的寫作實踐中，我們能體會到很多原則性的東西，例如，他拒絕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時，說出一個擔憂，即獲獎後，隻能寫“翰林文字”，沒人要看了。他的生活和作文，自有原則，如果不得體，有損他的名譽，越過他的底線，他是不做的。
至於文章的細節，他更是行家裡手。他在《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中，說自己對文字很注意修飾，“我不去描寫風月，對話也決不說到一大篇。我做完之後，總要看兩遍，自己覺得拗口的，就增刪幾個字，一定要它讀得順口；沒有相宜的白話，寧可引古語，希望總有人會懂，隻有自己懂得或連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來的字句，是不大用的。這一節，許多批評家之中，隻有一個人看出來了，但他稱我為Stylist。”稱為塑型師或裁縫，雖然聽起來瑣屑微小，好像是貶低了他，其實卻是很高的贊譽。大師總須先在細節上做得精美，虛浮和疏漏，是難以成為大師的。魯迅寫文章，有時篇名也有講究，他說：“我在私塾裡讀書時，對過對，這積習至今沒有洗干淨，題目上有時就玩些什麼《偶成》，《漫與》，《作文秘訣》，《搗鬼心傳》。”他講究音韻，把散文當成詩來做。他的一些雜文集的書名竟也對仗起來：《二心集》對《三閑集》，《偽自由書》對《準風月談》，有了《南腔北調集》，還曾準備編輯《五講三噓集》。
中國文學傳統素重文章體式，根據場合、對像發言立論。《文章流別》裡說的“文章”，有詩、頌、銘、誄、祝、箴、七、碑、誄、哀辭、哀策、圖讖等，《文心雕龍》也對多種文體做了界定。文體是不斷演化和創新的。早詩文不分，《文選》中收錄詩，可見詩也是文。古代文學家的集子，如《陶淵明集》，詩文俱收。其實，我們選魯迅的作品，完全可以叫《魯迅集》或者《魯迅文集》，裡面不妨有詩、散文詩、書信乃至戲劇，合乎古式，接續傳統，又有創新。現在編作家文集，流行將詩文分離，編成單獨的詩集和文集。可恨好事者——可能是書商——又造了個“全集”名目，收入作者的一切文字，連思想剖析材料、檢舉揭發信件也悉數收入，雖然引人注目，利於銷售，卻不免顯得雜亂。當然，傳統具有靈活性，能包容。照單全收的全集編輯法，也不是絕無好處，至少留存材料，作為參考，供後人研究，而且，甚至還可能產生一些可以總稱為“現代八股”的新的文章體式。
在新文學時代，中國文學受到外國影響，文體得到了創新的契機。魯迅在創作的時候，既注意“得體”，又致力於創新。但他將自己做過的文章集印的時候，也許時間緊迫，無暇顧及，在分類方面並不十分在意。他在《且介亭雜文》序言中說：“凡有文章，倘若分類，都有類可歸，如果編年，那就隻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體，各種都夾在一處，於是成了‘雜’。”這並不是說他不注意分類，不講究格式，不顧及得體，而是沒有時間（也沒有經濟條件）等寫了很多文章再來分類編輯。這個“雜”，並不是雜亂無章，而是在無暇或者不好分類的情況下的籠統的稱呼。與此類似的還有所謂的“小品文”，大和小是相對的，具體標準很難制訂，究竟是指的篇幅長短呢，還是指的重要程度呢？
晚年，魯迅考慮到自己的境況和讀者的需要，著手整理自己的文字，計劃編輯《三十年集》，做一個文學上的交代。但體力和時間使他無法完成這項工作。從他起草的編輯計劃看來，也沒有進行嚴格的文體分類，把《吶喊》《彷徨》《朝花夕拾》《故事新編》等稱為“人海雜言”，把從《墳》到《且介亭雜文》等雜文集，冠以“荊天叢筆”。他其實不願把這些雜文集打散，因為其中記錄著他的人生軌跡、思想感情。他在一部雜文集的序言中說：“也有人勸我不要做這樣的短評。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並非不知道創作之可貴。然而要做這樣的東西的時候，恐怕也還要做這樣的東西，我以為如果藝術之宮裡有這麼麻煩的禁令，倒不如不進去；還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飛沙走石，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即使被沙礫打得遍身粗糙，頭破血流，而時時撫摩自己的凝血，覺得若有花紋，也未必不及跟著中國的文士們去陪莎士比亞喫黃油面包之有趣。”至於文體分類之難，他當然是意識到的。雜文集和輯佚性的文集《集外集》中，有詩歌，有散文詩，本應該拿出來歸類整編的。《秋夜紀遊》等抒情文字，他在創作的時候，就有了編輯《夜記》的計劃，應該是類似《野草》那樣的散文詩集，可惜他隻寫了幾篇，生前沒有來得及編輯成書，後來由他的版權繼承人編成，沒有整體收入《魯迅全集》。
魯迅在文體上既走出一條創新的路，也走出一條與傳統接軌的路。新文學伊始，魯迅借鋻外國文學體式，創作了日記體小說，新穎獨到，驚人耳目。但也有論者指出，這篇小說用文言文寫的序言，提綱挈領，含義豐富，既有歷史感，又有現實指向。隨後，魯迅嘗試了散文詩創作，是外國影響的結果，外國文學翻譯為他提供了借鋻。但是，到了上海，由於現實的需要，他更多從事雜文寫作，有意無意地回歸了中國文學傳統。他在論辯和批判中磨煉了雜文文體，使之達到純熟的境界，借助報刊傳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短小精悍的雜文成為魯迅的標志性文體。魯迅的文學觀念和文體意識經過了一個變化過程。在一篇自傳中，他謙虛地說自己的文字勉強能稱為“創作”的隻有“五種”，即《吶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故事新編》，這顯然是用西方文論的標準評估自己的創作。但後幾年，他不但大量寫作雜文，還為雜文辯護，給予雜文很高的地位。
所以說，在新文學代表魯迅的歷史性貢獻中，早期的小說、散文詩等，堪稱拿來主義實踐的典範；而後期的雜文，是對傳統的繼承，是中國語言文學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我們從文體的角度閱讀和研究魯迅著作，可以更好地認識魯迅與中國文學傳統的緊密關繫及其創新能力。
選本對讀者是有好處的，但讀者也須對選本保持警惕。魯迅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編選者，他自己不但為新文學大繫選過小說卷，也自編過文集（《自選集》），深知個中甘苦。他曾經寫過一篇雜文《選本》，注意到選本的影響往往大於作家的文集，例如《古文觀止》和《文選》，直到今天仍然是廣大讀者的案頭書。而從讀者一面看，閱讀選本是為了時間和資金，想從一個有名的選家，窺見許多有名作家的作品，可以理解。魯迅寫道：“凡是對於文術，自有主張的作家，他所賴以發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張的手段，倒並不在作文心，文則，詩品，詩話，而在出選本。選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見。”編選者的手眼，會對讀者產生影響，因此要提防選本的副作用：“讀者的讀選本，自以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筆的精華的，殊不知卻被選者縮小了眼界。即以《文選》為例罷，沒有嵇康《家誡》，使讀者隻覺得他是一個憤世嫉俗，好像無端活得不快活的怪人；不收陶潛《閑情賦》，掩去了他也是一個既取民間《子夜歌》意，而又拒以聖道的迂士。選本既經選者所濾過，就總隻能喫他所給與的糟或醨。況且有時還加以批評，提醒了他之以為然，而默殺了他之以為不然處。”
魯迅對編選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繫統，全面，選擇精當。“分類有益於揣摩文章，編年有利於明白時勢”，魯迅的編選觀念和實踐值得我們借鋻。

三

《魯迅文集》共四種六卷：小說、散文與詩、雜文（上下）和書信（上下），采用分類和編年相結合的方法。
小說卷收錄《吶喊》《彷徨》《故事新編》三部小說集中的作品，加上早期的文言小說《懷舊》。有兩點需要說明：一，收入了原在雜文集《熱風》中的《智識即罪惡》；二，將《吶喊》中的《一件小事》《頭發的故事》《兔和貓》《鴨的喜劇》《社戲》五篇編入散文部分。
魯迅寫作白話短篇小說之初，現代小說還沒有定型。他在《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中說：“我的來做小說，也並非自以為有做小說的纔能，隻因為那時是住在北京的會館裡的，要做論文罷，沒有參考書，要翻譯罷，沒有底本，就隻好做一點小說模樣的東西塞責……”早期的有些篇什就是“小說模樣的東西”，也可以說是“速寫”。基本上是親歷的現實生活的一個片段，加上一點虛構。魯迅自己有時也謙虛地稱之為“速寫”，例如，晚年關於歷史小說集《故事新編》，他在序言中說：“後來雖然偶爾得到一點題材，作一段速寫，卻一向不加整理。現在纔總算編成了一本書。其中也還是速寫居多，不足稱為‘文學概論’之所謂小說。敘事有時也有一點舊書上的根據，有時卻不過信口開河。”這裡雖然有不少謙虛成分，但魯迅寫文章——小說也不例外——絕不生拼硬湊，卻是實情。他在《答北鬥雜志社問》中說：“寧可將可作小說的材料縮成Sketch（速寫，編者注），決不將Sketch材料拉成小說。”其實，小說究竟應該是怎麼樣，文學概論也沒有訂出規範化的標準。千姿百態，變化多端，是小說的特點，正如生活本身。《吶喊》中有幾篇描寫日常生活場景的速寫，如《鴨的喜劇》《兔和貓》《一件小事》等，甚至《社戲》的上下兩個片段也都是他的實際生活經歷。稱為小說固無不可，但編入散文卷，也基本通順。
魯迅從小對小說感興趣，喜讀《西遊記》《水滸傳》《紅樓夢》《蕩寇志》等古典小說，自己也動手抄錄古代短篇小說，輯錄了一部《古小說鉤沉》，為後來創作小說和研究中國小說史都由此打下基礎。說魯迅的小說觀念主要來自西方，是就大體而言，他的小說來自百來篇外國小說，是在日本閱讀的。他的文學觀念發生變化，主張為人生的文學，講真話的文學，啟蒙的文學，人的文學，是在接受了西方文學之後。實際上，中國小說傳統對他的影響也不容忽視。
魯迅是中國現代小說的開拓者，更是文體創新者,正如茅盾所說，魯迅的小說“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萌芽期的中國小說是一個需要試驗和創新的領域。就像胡適在詩壇上做的那樣，魯迅在小說領域進行了“嘗試”，而且嘗試非常成功。
魯迅也是出色的散文作家。散文部分以現代“散文”概念為標準，把魯迅的散文從其全部著作中挑出來。散文不能虛構——人們不能容忍散文裡有虛構，要求作者記錄真實，不能撒謊——但很多散文不免在遣詞造句時有所誇張或扭曲。對於魯迅記述個人經歷的散文，周作人做過解說。他在《朝花夕拾》中找出了幾個不準確的地方，提醒讀者注意魯迅在使用小說筆法。前些年，又有關於魯迅《籐野先生》情節不真實的指摘，日本學者因此稱這篇為散文“小說”。我認為總體上說，魯迅的回憶散文是忠實的，一些因記憶不準確導致的史實錯誤無傷大雅。散文部分收入一些自敘寫作甘苦的文章，作為魯迅寫作生活的一種記錄。例如《怎麼寫》《我怎麼做起小說來》及一些文集的序跋如《吶喊》自序等。
分類的困難，出現在散文詩上。散文詩首先是散文，記錄個人經歷，隻不過偏重抒情。從文體上說，散文詩是一種創新，本可以單列一集。但魯迅的散文詩集《野草》篇幅不大，不足成冊，故將其與詩歌、散文合編一卷“散文與詩”，將魯迅的其他文集中抒情類的散文編入散文詩部分。詩歌部分分為新詩、舊體詩和民謠，舊體詩按編年排列，不用五、七言或古今體的分法。散文詩集《野草》中有一首《我的失戀》，魯迅稱之為“擬古的新打油詩”，雖是打油，但畢竟是詩，就抽出來編入新體詩部分了。
書信集卷所收信件多為私人信件，即不預備發表者。魯迅的書信現存1400多封，本卷選取一部分，偏重講私事、敘情感者，少收應酬信件。一卷讀下來，相當於讀魯迅自傳，是他在向親人、朋友、社會人士談感受，訴衷情，有辯解，有表白，有批評，有斥責。
雜文卷按文體分類，即將記述個人生活經歷的散文之外的文字大致分為論說、雜記、雜感、書、章表、序跋、對話、寓言等。如此分類當然不能涵蓋魯迅的所有雜文，而且各類之間有時也難以做到截然分明。例如序跋可以寫成論辯文，書可以當作短評來看，演講可以視為一篇雜感。
魯迅文章的豐富性復雜性集中地體現在雜文上。在魯迅所處的文化轉型（當然也是社會轉型）時代，文章自不能不有大的變化。有些文體在消失，有些文體雖然名目改變，實質上仍然存在。論說，是魯迅雜文主要的部分，數量多。論說文有長有短，本卷把論說文中較短的篇什歸入“雜感”一類，是因為魯迅早期即開始寫作“隨感錄”，晚年又有很多短小精悍的雜文發表，正是對早期隨感錄的復歸。其間的界限，並不隻在篇幅的長短，隨感雜感，往往就事論事，隨時起興，是針對報紙或其他消息來源進行評論，闡述自己的意見。而“論”“觀”“說”“談”等，一般是設定一個題目進行論述。因此，雜感部分就將魯迅的重要雜文《忽然想到》割舍了，這是有些遺憾的。
演講看似是創新的文體，其實也就是在做論，不過是口頭的形式罷了。魯迅到大中學校演講，題目常常就是“論……”或“談……”。演講之後，一般會修改記錄稿，正式發表，就成了一篇論說。雜文卷之所以列了“演講”一類，是因為它是現代文體的一種，是魯迅一代人開始嘗試而現在大為流行的一種新形式。
同樣，序跋也不拘一格，可以是論說，也可以是記述，或敘議相間。魯迅善作序跋，他寫古文乃至駢文的序跋，也寫娓娓道來的白話文。有些序跋自述創作經歷，有的為友朋學生鼓吹。
章表，本是古代很盛行的文體，但到了魯迅這裡，用量就小得多。他雖然在行政部門任職，但品級較低，所負責的又是那個時代並非急務的文化工作，因而此類公文不多。
在書信卷外，雜文卷中何以又列出“書”之一類？此無他，因為書信卷中的書信，是所謂“私信”，本不打算公開發表，即便公開發表，也會經過修改，如魯迅給許廣平的信編為《兩地書》出版時一樣。雜文卷中的“書”，則是寫作之初就有意公開的，因此，“書”其實是文章的一種變化形式。
至於對話、寓言等類別，不但“古已有之”，且“外亦有之”，讀者既能聯想到中國的賦或七發，也會聯想到古希臘的《伊索寓言》或古印度的《百喻經》，從而體會魯迅是如何從中外文學的金枝上采摘果實的。
魯迅著作的文本，參照手稿、初版本和通行的全集本進行了校勘。選集的分類未必得當，選目也難免疏漏，作為一種嘗試，希望得到讀者的批評指正。

黃喬生
2018年4月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