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我”與“他”的距離
王 堯
何謂“民”與“俗”，是學界持久探論的經典命題，如同“何為文學”，經久不衰，永無定讞。無論哪種闡釋，都離不開觀察者的自我定位。就本書選文而言，除學者的考證文章外，大抵可分兩種 ：一是對異文化的觀看，一是作為民俗享有者的感受。前者關於自我與他者，後者則專注於自我本身，其間並無高下，差別在於觀察者與對像的心理距離。橫看側看、遠近親疏之間，散文家在思想、美感和倫理中尋求平衡。
談及民俗，首先想到的往往是不易聞見的奇風異俗，那些神秘的事物，遙遠或者古老。作者滿懷好奇地進行人類學式的觀察，體味異文化的陌生感帶來的審美衝擊，即便這些喂馬、放牧、烹飪、歌唱對當地世居者隻是尋常。
民俗是祖先總結的生活策略，它告訴我們何時該做何事、如何做，這些經驗進而被接納為集體性的行為模式，重復運轉。日常生活原是龐大又瑣細的復雜事務，如果沒有民俗賦予其節奏和韻律，則不僅個人無法承擔重負，群體關繫亦無從協調。認可了這一點，便也可以推想，既然民俗是為了調和個體差異、朝向集體認同，那麼它就隻對這一群體內部的成員有意義，在群體以外則不再具有影響和約束力。然而一說到異域風俗，就難免跨文化比較，自然也會帶來價值考量，甚至引發文化等級之爭。“如果不能了解作為研究對像的人和這些人的想法，就有可能出現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在立場上的分歧，使研究本身成為偏見。”（張承志《牧人筆記·古歌》）歷史上，“東俗西漸，西俗東漸，其實很正常。”（黃天驥《“情人節”隨想》）持同情而理解的態度，欣賞浸淫於不同習俗中的人，不以一個群體之俗為標尺去苛責相異者，也不將他類文化奉為移風易俗的模板。比如國人熱衷於西方情人節，所以我們模仿打造中國節日，生怕落於人後。可其實，“在古人心目中，七夕故事，對於愛情和婚嫁而言，原本是兇多吉少的‘下下簽’，是抽不得的……中國原本是有自己的情人節的，它和西方的聖瓦倫丁節一樣，不在秋天，而在春天”（劉宗迪《遙看牽牛織女星》）。
再說“古老”。若民俗隻是“落後的遺痕”，為什麼不將它們全都廢除呢？如何冷靜、審慎、理性地對待不同的文明形態，探究其間的承續轉折，民俗或許是一個具有天然優勢的觀察窗口，它由享用者自發選擇，是任何外力都無從脅迫的。從民俗的窗口看去，許多想當然的新舊對立未必存在。“現代社會中還不斷有新的禮俗、新的吉祥物和崇拜物被創造出來，如現代的五一節、三八節、開學典禮、就職典禮、熊貓吉祥物，等等，這是因為人類的主導性能動性的需要一直存在，人文主義的‘印記’的需要一直存在的緣故。”（舒蕪《禮俗——人文的“印記”》）將油燈、糧票、雕花門請入遺產博物館，轉身打開電視（或手機），依然可以欣賞“百家講壇”等當代新說書（流沙河《說書藝術寫新篇》）。甚至在近三十年的流行樂壇，一些歌手、樂隊向民歌尋源，用方言歌唱，漸漸彙聚成潮。歷史不是斷裂的，“革命”和“創新”常被奢談。古今一脈，許多所謂的新，不過是舊的變體，在歷史上循環往復，周期性出現罷了。不被鄉土文明的根深蒂固遮蔽視野，也不恐懼排斥都市文明、外來文化，流動的民俗或許正是——諸多對立者的相契之處。
審視異文化時，觀察者尚且容易辨識對方的“民俗”，一旦談到自己，反而先想到那些特異的形式，對已經內化為日常生活的部分則不易覺察。當觀察者“我”與享用民俗的“他”兩種身份重合，前述“我”向“你”轉述“他”的異聞，就悄 無聲息地轉化為“我”向“你”傾訴“我”的過去。這便成了
“我們”之間尋求共鳴的私語。民俗是記憶中影影綽綽的一瞥，是使我之為“我”的那種微渺的因子，潤入萬物，大像無形。它塑造人與人的連接，每一位個體都不可能不受到“俗”之沾溉。回溯人生，那些俗世煙火往往是深的念想。書寫這樣的民俗體驗就是重溫自己的生命史，情緒自然飽滿深沉，文字一派天然本色。內化於民，作者未必不自知，隻是通常並不刻意強調這一點，僅以俗民一員的平常心境去感受和追問，借此梳理當下和過去，自我與他者的關繫，喚起“你”的追憶與共鳴。即便是理性平和的學者之文，亦時常淡化知識者身份，以“民”的狀態體會個中況味。隻不過，接受了繫統的學術訓練之後，再去參加早年親歷的民俗活動，卻未必能重溫記憶中的顏色。這是“家鄉民俗學”的心態反差，伴著無以名狀的悵惘。
以這種視角進入閱讀，或許別開生面。張中行是河北香河人，他聽說，遠祖張某原居南京中華門外大紅門，隨明成祖遷都北來落戶——這正是華北普遍流行的移民傳說。金克木在嫂子臨產前，對將要降生的嬰兒性別進行占卜，還贏過哥哥（《占卜人》）。五六歲的牛漢在祖母叮囑下，虔誠地從各處窗欞上掃出至淨至柔的綿綿土，以迎接即將出世的四弟（《綿綿土》）。新鳳霞的父親汗流浃背地奔波於河畔和船上節盂蘭盆會換取一點微薄的收入，卻“擋了地藏王的眼”，白受累也沒領到賞錢（《盂蘭盆會》）。還有被勸酒而傷酒，昏然寫下訴苦文 字的諶容（《勸酒》）。老年的黃苗子在撰寫遺囑（《遺囑》），隻是人都無法書寫自己的葬禮。作家用筆墨勾勒一張舊日風俗畫，畫面上的人在歲月中前移，在節日裡稍息，間以遊戲、歌聲和信仰點綴生涯。
既然民俗遁於無形，文章又從何處生長呢？首先自然是親人、童年、故鄉。攤開子弟書的冊頁，回想自己從前聽父親詠唱悲慨沉郁的子弟書，唱著唱著，父親就嗚咽了，“我便也跟著沉默起來，或者推開家裡的後門，望著蕭涼的遠山和蒼茫的原野，久久地出神”（王充閭《“子弟書”下酒》）。即便是酬神祭祀，也落腳於人間趣味。你圍觀潮州大鑼鼓巡遊隊伍中扛標旗的少女，少女也在墨鏡背後打量你（陳平原《扛標旗的少女——我的春節記憶》夜的會，“看會，也看看會之人”（張中行《節令》）。隻不過歲歲年年，一樣的節日，在故鄉與他鄉、童年與老境，終究不同滋味，“千秋萬歲名，不如少年樂”。懷想舊時童年的家，以尋覓可以安放心魂的家。故鄉是回不去又永遠向往之地，反顧來時路，作者完成了“我是誰、從何處來、往何處去”的自問自答。“我久久伏在塔克拉瑪干大沙漠的又厚又軟的沙上，百感交集，悠悠然夢到了我的家鄉，夢到了母體一樣溫暖的、我誕生在上面的綿綿土。”（牛漢《綿綿土》）不可馴服的“土性”能洗掉血氣，綿綿土來自比故鄉還要遙遠的夢中之地，是柔軟純淨的東西，它的所在也便是離鄉者的精神歸宿。
其次是命運，尤其是人力無法掌控的部分。明知相士是騙人的職業，在彷徨無主、近乎絕望時，也不得不向其尋求預言以寄托信念。很多習俗被認為可以“改命”。命既可以改，便不致泯滅希望。冰心曾想以“珠瑛”為筆名，這是因兒時體弱，姑母讓她寄在呂洞賓名下，從神座前抽來的名字（《我的另一個名字》）。正如瀋從文筆下的“我”幼年也曾患病，父親便按算命人的指示，將他“拜給一個喫四方飯的人作干兒子”，以此“禳解命根上的災星”（《滕回生堂今昔》）。人的命運便在種種習俗中被派定了。
俗世之民，無論是否走到人生邊緣，都注定要思索 ：“向後看，我已經活了一輩子，人生一世，為的是什麼呢？我要探索人生的價值。向前看呢，我再往前去，就什麼都沒有了嗎？”（楊絳《〈走到人生邊上——自問自答〉前言》）這是人類永恆的追問。若論對超自然物的敏感，楊絳可謂典型。在清華居住時，“凡是我感到害怕的地方，就是傳說有鬼的地方”（《神和鬼的問題》）。早年的散文處女作《收腳印》透過民間傳說，想像人死後的孤寂魂靈如何在闃靜無人時，於衰草冷露間搜尋自己過去的印記。她一直留心記錄夢境、感應及親歷的靈異事件（如《“遇仙”記》），有意儲備素材，“這都是我想不明白的事，所以據實記下，供科學家做研究資料”（《記似夢非夢》）。晚年的《走到人生邊上——自問自答》更是直接究問死、生、鬼、神，詳細記錄了大量耳聞目驗的神奇傳聞 ：鬼附人身、同學家的兇 宅、親人算命之驗與未驗等。談玄說怪不為自娛，當然更非炫示，而是作為人生的終極命題，像做研究那樣真誠而理性地為自己解惑 ：“我試圖擺脫一切成見，按照合理的規律，合乎邏輯的推理，依靠實際生活經驗，自己思考。我要從平時不在意的地方，發現問題，解答問題 ；能證實的予以肯定，不能證實的存疑。這樣一步一步自問自答，看能探索多遠。”
“我”與“他”時而重合，時而相對。問題是，出入其間，寫作者或曰知識人何時甘願將自己視為“民”之普通一員？對於節日、遊戲、歌謠，作者往往能放松心情，甚至享受回憶、體味和書寫的過程 ；對禮儀、信仰，則復雜得多。民俗題材的特殊性，或許在於作者的倫理考量。居於何種立場思考，需要沉下心來抉擇。
散文未必要像時事評論那樣對事件謹慎定性，而應盡可能地抓住人性裡未知的灰色蔭翳。民俗題材使人沉醉流連之處，不隻是表面的鮮活聳動，還在於那些長年自發重復的行為中所蘊藏的精神秘密，它在暗中指引了一條通往人類共同心靈的幽徑。隻有敢於跨越立場的作者，纔能夠以純粹個人化的心境面對異俗，獲得確鑿、真誠的體驗。有風險，也可能有獨到的發現。換言之，不是讓讀者感覺“真荒謬”，而是省悟自己“也如此”， 將不同立場的人群予以聯結，達到思考人類共同命運的深度，真正承擔倫理重任。
僅以信仰而論，即便不談鬼神、巫術，那些作家熱衷書寫的題材，五彩斑斕的節日、廟會和儀式，就能與信仰撇清干繫嗎？去掉信仰的內核，正是當代人埋怨的“沒味兒”。“中秋之後，年節之前，還有個節，如果信人死後仍然要度日，意義卻重大，是十月一日的寒衣節。天即將大冷，沒有鼕衣怎麼成呢？所以要燒些紙衣紙錢。這用賽先生的眼看是說不通的，因為人離開軀體就沒有覺知。不過人生是復雜的，知可貴，知之外還有情，如果情與知不能協調，我們怎麼辦？至少是我，到寒衣節這一天，想到十年泉下的某相知，就但願這樣的習俗不是說不通。於是之後，我就可以燒些紙衣紙錢，並設想真能夠送達，享用，以求清夜想到昔日，心可以平靜些吧。”（張中行《節令》）中秋拜月，過年祭灶，人、鬼、神調和無間。風俗的味道，在於相信這種行為有意義，相信無聲的心語有人聆聽。“一個時代是否屬於太平盛世，看看廟會就知道了。”（於堅《昔日，昆明的節日大多數都是民間的……》）所謂“亂世無廟會，弱國無清明”，節日與廟會作為特殊的時空，其興盛與否，關乎一個時代的精神活動是否自由，也折射著國道盛衰（施愛東《清明：擁抱自然的春天儀式》）。
況且，面對信仰——人類千百年來對種種精神困境反復探索後的解答，若要談“如何做”，恐怕先得弄清楚“是什麼”和“為什麼”。“光是斥責禁止，恐怕無濟於事。”（金克木《占卜人》）對不能解釋的“生平聽到過的古怪的事”可以求教於人，隻記錄而不評判（施蟄存《祝由科的巫術》）。學問是求真的，信仰世界的敘事大多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在民俗研究中往往被懸置。重要的是，信仰的主觀真實，觀念和行為如何建構，此種心態史的規則是可以琢磨的。完成這項工作後，下一步的判斷纔成為可能。
隻可惜，這麼誘人的問題得到如上笨拙的回答，未免乏味得令人沮喪，那滿腹好奇又該去何處發抒呢？學者存而不論的，正可由散文家揮灑。民俗是許多個體心境的合集，故能持久風行。歲時節令、人生儀禮、遊藝玩賞、四方風謠、命運神鬼，蔓延為遼闊深邃的生活結構。其中有大片未被觸及的精神空間，靜待勇於靠近的作家在這無數個人心緒的牽掛、衝突、羈絆中洞幽燭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