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開始談自己，就投入了一場不謹慎的冒險。因為開場容易，收場難。我早在頭二十年就想談談自己了。我從來沒有忘記我在少女時代向那個年老的自己發出的呼喚，後者將前者連靈帶肉吸收掉，使其蕩然無存，連一撮骨灰也不剩下。我懇求那婦人從我被她投入的烏有之中，把我搶救出來。我所寫的書也許僅僅是為了使這個夙願得到滿足。五十歲了，我認為時機已到，便把自己的意識給了那女孩兒，那個被遺棄在消逝的時間深處的姑娘——連同時間一塊兒消逝的那個女孩兒和少女。我讓她們存在於白紙黑字之間。

我這個打算也行之不遠。成年之後，我不再祈求未來。《一個規矩女孩的回憶》寫完之後，並未聽到我的過去發出任何聲音，催促我接著寫下去。我決定寫別的東西。可是，我竟然做不到。最後一行下面所畫的一個無形的問號，一直縈繞在我的腦際。自由？有什麼用！整個戰鬥準備、這場大戰、這場逃逸、這場勝利，我生活的續篇該賦予它們什麼意義呢？我的第一反應是埋頭於書堆之中。可是沒有用，我的書沒有任何回應。因為正是它們遭到質疑。我決定寫作。好的，我寫了。可是寫什麼？為什麼寫這幾本書，僅僅這幾本書，恰好這幾本書？我要求的究竟是更少還是更多？在我的頭二十年空洞而無止境的希望與業已完成的一部作品之間，沒有共同的衡量標準。我要求的既多得多又少得多。漸漸地，我相信了，在我自己眼裡，我的回憶錄的第一卷要求寫續篇。講述了我的作家生涯的經歷，而不試圖講述它是如何體現的，那純屬徒勞無益。

此外，深思熟慮之下，這個打算本身令我感興趣。我的人生尚未成就，但它已經具有某種方向，未來大概也不大可能使之改變。什麼方向呢？出於在這次分析研究中應該弄清楚的理由，這個問題我曾避而不談。這個問題，現在不解答，就永遠也找不到答案了。

也許有人會對我說，這份操心僅僅關乎我。其實不然。一個人，無論是塞繆爾·佩皮斯還是讓雅克·盧梭，無論是凡夫俗子還是人中豪傑，隻要他坦誠地講述自己，就或多或少會牽涉所有人。要講明白自己的生活，而不在這裡那裡提到別人的生活，是不可能做到的。再說，作家總是受到下面兩個問題的煩擾：你為什麼寫作？你是如何過日子的？除了趣聞軼事和流言蜚語，許多人似乎都想了解作家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剖析一個具體例子，比抽像、泛泛的解答，能讓人更好地了解情況。這鼓勵我審視自己。這種自述也許有助於消除始終存在於作者與讀者之間的某些誤解。這些誤解常常讓我煩惱。一本書隻有了解它寫作的背景、意圖，以及是由什麼人寫的，纔能明了它的本意。我願意面對面向讀者說明我的本意。

然而我必須告訴讀者，我並不準備講述一切。我毫無保留地講述了我的童年和青年時代。不過，雖然在毫不掩飾地講述自己遙遠的過去時，我並不太難為情，也沒有過分小心謹慎，可是要講述自己成年後的生活，我就沒有那麼超脫、那麼無所顧忌了。在這裡，無論對自己還是對自己的朋友，都不能搬弄是非。我不愛搬弄是非，因此決定對許多事情避而不談。

另一方面，我的一生與讓保羅·薩特密不可分。但是，他的生平他打算自己講述，我無意為他代勞，不打算對他的思想和作品進行分析，隻敘述他與我的生活有關的事情。

有些批評家以為，我在自己的回憶錄《一個規矩女孩的回憶》裡想對女孩子進行說教。其實我主要是想還債。這本書無論如何都沒有任何說教方面的用心。我僅限於講述自己的生活是什麼樣子，並沒有預設任何目標，隻想把有趣而且有用的事實全部講出來。我在書裡試圖表達的真實，究竟對什麼、對誰有益，我不知道。我希望讀者同樣天真無邪地閱讀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