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對瑪麗安· 摩爾（Marianne Moore， 1887—1972） 而言，1915 年是意義深遠的一年，這一年《詩刊》和《他者》雜志分別發表了她的五首詩。這兩本雜志可謂美國先鋒詩歌的代表性雜志，摩爾在這兩本雜志的露面，意味著她開始進入美國先鋒詩人群。不僅如此，摩爾在美國之外的詩歌圈也開始發生影響。這一年倫敦的《自我主義》雜志連續發表了她的七首詩，這本雜志由意像派女詩人H.D.的丈夫理查德·阿爾丁頓主持。H. D. 讀到摩爾的作品後，大為傾心，給她寫信，詢問她是否是布林莫爾學院的校友， 兩人由此相識並成為好友。1921 年，在摩爾毫不知情的情況下，H. D. 夫婦和英國女作家布萊爾在倫敦籌劃出版了摩爾的本詩集《詩集》，這個集子收錄了摩爾的二十四首詩。這一舉動並沒有取悅摩爾，反而讓她有些微不快。對於一個喜歡咬文嚼字、反復修訂自己作品的詩人而言，她更希望在自己的掌控下出版詩集。
1915 年 12 月，受《他者》雜志的主編阿爾弗雷德·克林堡邀請，摩爾次前往紐約，拜訪了克林堡夫婦，結識了一些藝術家朋友和編輯，參觀了著名的“291”畫廊。摩爾在給哥哥沃倫的信中，將這次紐約之行比喻為“寄居在鯨魚中”，這個比喻來自《聖經》，先知約拿因違背上帝使命被鯨魚吞噬三天後復活，喻示了基督將在死後三天復活，摩爾借這個故事表達了自己的迷茫和對未來的期待。
一、摩爾的生平與創作歷程
“魚腹”一般的未知處境，既是那個政治、經濟、文化劇烈變革的時代給予摩爾的感受，也是紐約這個奇幻的大都市和陌生的詩人群體給予她的吸引力。面對理性主體的破碎，抒情詩鏡像語言與對立模式確立的寫作立場的崩潰，摩爾以及她即將加入的美國現代詩群不得不另闢蹊徑，探尋新的支點，這是一份嚴肅的責任。對於摩爾這樣年輕的女詩人而言，這個問題更為嚴峻。
摩爾找到了一種合成性策略應對現代詩歌創作語境，“她在精神上是傳統的，在風格上是現代的”，艾略特在 1935 年為摩爾寫的序言中將她的這一策略稱之為“新瓶裝舊酒”。摩爾的引語和音節詩的形式是新的。她和其他現代詩人一樣，重視形式創新，借鋻了現代工業的復制技術、流水線上的裝配流程，運用如科學家般精確的描述、晦澀堅硬的詞語、別致的音節、對引語的拼貼等技巧塑造了矜持、拘束而又特立獨行的詩歌風格。但摩爾的情感質地是傳統、保守、宗教式的，她擁有堅定的信念，重視詩歌的價值擔當，這使她不但沒有經歷個性的崩潰，反而實現了個性與詩歌的統一性，在創新的同時不失端莊的禮儀。她說“風格意味著作者將他的素材、技術與獨特的個性特質融合在一起”，一個作者是詞語的創造者，會用他自己的個性為詞語蓋上烙印。藝術的悖論在於，“一個作品隻有植根於他的創作者個性化、獨特的品質時， 纔可能是普遍性的。”1963 年，七十六歲的摩爾在廣播電臺的發言中重申，詩人要用正直品性給詩歌帶來光芒，“作家的個性和情感將超越形式”。
摩爾的精神範式根源於她的天性以及成長的家庭氛圍，親密關繫支撐著她的思考和寫作。這種親密關繫首先來自她的原生家庭。1887年摩爾出生於美國密蘇裡州柯克伍德城的聖·路易斯郊區。她並不擁有世俗意義上完整幸福的家庭，父親在她的成長過程中是缺席的。摩爾尚未出生，她的工程師父親約翰·漢密爾頓·摩爾因為一項無煙鍋爐設計失敗而精神崩潰，住進了馬薩諸塞州的精神病院。摩爾的母親選擇了獨身，即使在摩爾的父親精神恢復之後，也拒絕與之復合。她帶著摩爾和沃倫（比摩爾年長十七個月）回到摩爾的外公身邊，為其料理家事，一直到摩爾的外公於1894 年去世。
摩爾的外公約翰·裡德爾·沃納是柯克伍德城長老會受人尊敬的牧師，與艾略特的祖父艾略特神父相識，但兩個家庭沒有交往。艾略特比摩爾小十個月，也出生在聖·路易斯，他們在家鄉並無機會結識。外公對宗教的虔誠熏染了摩爾的心性。在摩爾的詩歌中，我們經常可以聽見宗教的回音，它擴散為嚴肅的使命感和本能似的道德訴求。
外公去世後，摩爾的母親帶著兩個孩子移居到賓夕法尼亞州的卡萊爾，在一所女子學校教授英語。據說她是一個優秀的教師，深受學生喜愛。
1905 年，摩爾入讀布林莫爾學院。大學期間，她探索了很多領域，對自己的未來有諸多設想。她想學醫或者畫畫，對生物、文學等課程有濃厚的興趣，並開始在學校的文學雜志上發表詩歌。摩爾曾將她的同學—— 現代作家亨利· 詹姆斯的姪女、實用主義哲學家威廉·詹姆斯的女兒佩吉·詹姆斯視為自己的榜樣。這種青春期尋找偶像的熱情持續一年多後，摩爾逐漸理清了自己的思路， 超越這段友誼。佩吉很快結婚，創作纔華遂消磨於平庸的家庭生活。
布林莫爾學院的院長凱麗·托馬斯對摩爾影響很大。托馬斯倡導男女平等，鼓勵在校女生與男性同等競爭，追求自我發展。摩爾後來回憶這段生活，認為大學經歷讓她獲得了一種安全感，這種安全感很大一部分來自托馬斯小姐傳遞給她的信念。她說：“讀大學時，女性主義還沒有被視作理所當然；它是一個動機。它被托馬斯小姐熱心實施並加以鼓勵……她為我們掃清障礙，也讓我們直面困難……我記得她令人愉快的微笑……假如錯過了早晨的禮拜課，我們會覺得這是一種嚴重的缺失……巴頓先生用嚴肅、平穩的音調朗讀《聖經》選段，托馬斯小姐則會評論政治、文學或者校園事件。你也許可以猜到，我們參與的熱情並非衝著禮拜而去。它要歸功於托馬斯院長出人意料的原創性。”
1909 年， 摩爾從布林莫爾學院畢業， 獲得文學學士學位。此時摩爾尚無工作打算，一心期盼投入她所向往的寫作之中。哥 哥沃倫提醒她，他們兄妹應該承擔起家庭的責任，以減輕母親的 經濟負擔。摩爾報名進修了卡萊爾商業學院的秘書課程，學習了 速記和打字等技能，隨後應聘到普拉西德湖區一個度假村從事文職工作。三個月後，度假村由於財政狀況不佳， 解雇了她。摩爾回到卡萊爾，在卡萊爾的一所印第安學校教授速 記、打字、家政等課程。她的教學成績並不遜色——美國著名運 動員詹姆斯·索普即是她的學生之一，但她對教書並無真正興趣，她推崇母親的教學能力，認為自己並不適合這一職業。
摩爾的哥哥從耶魯大學畢業後，成為長老會的牧師，1916 年被任命為新澤西州查塔姆奧格登紀念堂的牧師。在他就職之後，摩爾和母親前去為他照料家務。
大學畢業後，摩爾對於詩歌的興趣固定下來，開始在公開刊物上發表作品，結交了一些詩人朋友。在進入紐約先鋒詩群之前，摩爾經歷了隱忍和積澱的幾年，她的詩歌常常被編輯退稿或否定。她後來在信中提及，初學寫作時她有足夠的韌性，可以投稿二十六次，直到稿件終被接受。
她的生活方式也固定下來。在短暫的外出就業三個月之後， 摩爾選擇了與母親生活在一起，此後她們再沒有分離過，直到她 的母親於 1947 年去世。在相對安穩的歲月中，她與母親、哥哥三人組成了一個親密的核心小團體，循環通信，分享自己的各種心得、見聞。
摩爾對自己的評價是內向。少女時期，她缺少自信，覺得自 己如同世界的局外人。她不喜歡自己的臉，也不喜歡自己的服 飾。她的哥哥則是一個外向的人，鼓勵她參與社交活動，對她說：“一頭有爪子和牙齒的熊總要有機會去使用它們。”這句話後來被摩爾寫入一首描寫貓的詩歌《彼特》之中。
當摩爾在社交上畏懼不前時，她的哥哥會推動她前行，比如當她猶豫是否要去拜訪史蒂文斯時，她的哥哥會直接走進電話亭給史蒂文斯打電話，約好見面的時間地點，陪她一同前往。在摩爾的生活中，母親扮演了多重角色，既是母親，也是摩 爾的老師、朋友、讀者和詩歌靈感的制造者。母親獨立的性格、虔誠的宗教信仰、不俗的文學品位以及對生活的無限熱情，直接 影響了摩爾。在相互陪伴的過程中，她們相互分享對書籍的興 趣、對動物以及外在世界的好奇，更重要的是，分享對詩歌的 愛。摩爾享受來自女性長輩的激勵，也願意將這種激勵延續下 去，她在與比自己年輕許多的女詩人畢肖普的關繫中扮演了類似於母親與導師的角色。摩爾所理解的女性之間的精神承續，不同於弗洛伊德、哈羅德·布魯姆等人所分析的男性代際的弒父情結或“影響的焦慮”，更多是帶著關愛、奉獻與彼此成就的正向價值，就像她在詩歌《紙鸚鵡螺》中所描述的母愛，雖然其中有微妙的競爭，但愛會戰勝一切。
因為有母親和哥哥的情感支撐，父親的缺席並沒有給摩爾帶來過多困擾，相反，為她免除了成長過程中必須面對的性別束縛和身份認同的困惑，使她得到了充分的獨立空間。這不僅體現在生活上，而且體現在精神上——既然不曾有一個真實的父親引領 她獲得個人身份和社會角色，她也不需要與父親所代表的男性權威展開認同與背叛的成長遊戲。
一戰爆發後，摩爾的哥哥加入海軍，成為隨軍牧師。1918年，摩爾和母親移居紐約格林威治村，租住在公寓中。摩爾擔任了一段時間的家庭教師後，受聘為紐約公立圖書館的助理管理員，從1921 年到1925 年，她都在這個崗位工作。
雖然在移居紐約之前摩爾已經展現了自己的詩歌纔華，但她 的詩歌風格與紐約以及先鋒藝術圈的滋養不無關繫。她與這個圈 子的藝術家保持著相同的追求方向，紐約的都市風貌、先鋒藝術 圈、博物館和藝術畫廊，也開拓了摩爾的詩歌視野。當摩爾打算 定居紐約、加入格林威治村的藝術家群體時，她的朋友對此感到擔憂，摩爾自己卻很坦然。她說：“首先，我不認為任何人想要傷害我； 其次， 即使他們真的傷害了我， 也沒什麼大不了的。”摩爾是一個思維敏捷的人，對許多問題都有自己的見解， 談話時能迅速轉換話題，這種品質吸引了很多詩人並成為她的朋 友。她交往的對像中，有畢肖普這樣比她年輕的女詩人，也有比她年長的男詩人，包括艾略特、龐德、史蒂文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 等。他們彼此通信， 撰寫評論，以詩歌為紐帶建立起一種友好的私人關繫，她可以肆意發展自己的特性而“不必忍受粗暴無禮”。克林堡曾在文章中提到，在美國先鋒詩人群體中，有部分詩人極為欣賞摩爾，她悅耳流暢的多音節以及她對書籍的熟悉程度使格林威治村的許多男詩人感到敬畏，也從她那裡得到了諸多教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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