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Tagore，1861—1941）

詩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出生於印度加爾各答的貴族家庭，兄弟姐妹十四人，排行末位。家中藝術氛圍濃厚，父親是哲學家、宗教改革家，哥哥姐姐中有詩人、哲學家、音樂家、小說家。

8歲開始寫詩，15歲發表長詩《野花》。

17歲赴英留學，進入倫敦大學學院學習法律，後離開學校，研究英國文學與西方音樂。

19歲回國，專門從事文學創作。20歲出版詩集《暮歌》，名聲大振。

22歲，與穆裡娜莉妮·黛薇結婚。25歲，出版詩集《剛與柔》。30—34歲進入高產期，發表《摩訶摩耶》等幾十篇短篇小說。

40歲，為實現教育理想創辦學校，後來該校發展為知名的印度國際大學。

41歲，妻子去世。

51歲，出版英文版《吉檀迦利》，52歲憑此獲得1913年諾貝爾文學獎，揭開東方文學史上嶄新的一頁。55歲，出版《飛鳥集》。

80歲，在加爾各答祖宅裡平靜地離開人世。

在近70年的創作生涯中，完成66部詩集、80多部劇本、100多部中短篇小說及各種文體計1600萬餘字。他的詩作有如自然與人類間的彩虹，充滿了神秘、深邃、絢爛之美。  

譯者簡介

西蒙，詩人，譯者。原名潘勇。生於北京，從事詩歌創作與翻譯工作已逾三十年。

代表譯作泰戈爾文論集《生命的實現》，葉芝文論集《幻像——生命的闡釋》等。

葉芝序

人類所有的渴望，都在他的詩歌裡

I

幾天前，我和一位傑出的孟加拉醫學博士說起：“我不懂德文，但要是有哪位德國詩人的翻譯作品感動了我，我就會去大英博物館，找到英語書籍，這可以讓我了解他生平的一些事情，以及他的思想歷史。拉賓德拉納特·泰戈爾的散文翻譯讓我熱血沸騰，我很多年都沒讀到這樣的作品了。但要不是某個印度旅行者講給我，我對泰戈爾的生平，和他寫這些作品時的思想軌跡，都一無所知。”

在他看來，我被感動是很自然的事，因為他說：“我每天都讀拉賓德拉納特，隻消讀上一行，就會忘記這世上所有的煩惱。”

我說：“對於一位活在理查二世統治時期的英國人來說，要是他讀到彼得拉克或是但丁作品的翻譯，肯定找不到什麼書籍來解答他的疑問，而隻能去請教某位佛羅倫薩的銀行家，或是倫巴第的商人，就像我向您請教一樣。據我所知，新的文藝復興已在你們國內開始了，詩歌如此豐富而又簡練，而我卻隻是聽到些傳聞而已。”

他回答道：“我們還有其他詩人，但無人能與他比肩。我們稱之為拉賓德拉納特的時代。在我看來，歐洲沒有哪位詩人在歐洲能像他在我們中間那樣著名。他在音樂領域也如在詩歌領域那樣偉大，從印度西部一直到緬甸，隻要是講孟加拉語的地方，他的歌曲都會被傳唱。他十九歲就出名了，那時他寫出了本小說，而他稍後幾年寫的戲劇，至今還在加爾各答上演。我非常崇拜他生命的圓滿。他在很年輕的時候，描寫了大量的自然景致，會一整天都坐在花園裡。大概在二十五歲到三十五歲期間，他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寫出了我們語言裡美的情詩。”

接著，他極為動情地說道：“我十七歲那年，從他的情詩中所得到的，永遠無法用語言表述出來。打那以後，他的藝術變得更為深沉，開始加入宗教和哲學的思想，人類所有的靈感都出現在他的贊歌裡。在我們所有的聖人中，他是位不拒絕生活的人，反而大聲贊美生命，所以我們對他如此愛戴。”

我也許沒完全記住他精心選擇的詞語，但對他的想法卻記得真真切切。“不久前，他在我們的一處教堂——我們梵社的人借用你們的英文詞‘教堂’——做禮拜讀詩，那是加爾各答的教堂，裡面擠滿了人，人們甚至站到窗臺上，連大街上都人滿為患，無法通行。”

其他印度人來看我，他們對這個人的尊敬，在我們的世界裡聽起來很奇特，在我們這裡，無論大事還是小情，我們都會隱藏在同一面紗下，表面上很詼諧，又半含輕蔑。我們在建造大教堂時，對我們的偉人是否有同樣的敬仰？“每天凌晨三點—我知道的，因為我見過，”一個人對我說道，“他一動不動地坐著，冥想神靈。他的父親是一位宗教導師，他有時會一直坐到隔日；有一回在河上，他面對美麗的風景沉浸於冥想，槳手們足足等了八個小時，纔繼續前行。”

他接著給我講述了泰戈爾先生的家族，從這個搖籃中走出過好幾代偉大的人物。

“如今，”他說，“就有藝術家高戈南德拉納特·泰戈爾和阿巴寧德拉納特·泰戈爾；還有德威仁德拉納特，拉賓德拉納特的哥哥，他是一位偉大的哲學家。松鼠們沿著樹枝爬過來，爬到他的膝上，鳥兒們飛落在他的手上。”

我留意到，在這些人的想法當中，有一種可見的美感和意義，如同尼采的信條，即我們不要去相信那些道德或文化之美，如果它們不能或遲或早地在真實的事物上留下印記。

我說：“在東方，你們知道如何讓一個家族保持輝煌。有一天，有位博物館的館長指給我看一個皮膚黝黑的小個子男人，他正在布置館裡的中國畫。館長說：‘他是日本天皇的世襲鋻賞師，居於此位的家族第十四代傳人。’”

他回答道：“當拉賓德拉納特還是個孩童，家裡環繞著他的就是文學和音樂。”我想到那些詩歌的豐富與簡練，於是說：“在你們國家，有很多宣傳性的文章和評論性的文章嗎？我們要作太多這樣的文章，尤其是我自己的國家，以至於我們的心靈逐漸變得不再有創造性，而我們對此無能為力。如果我們的生命不是一場持續的鬥爭，我們就不會具有品味，不知道什麼是好的，找不到聽眾和讀者。我們五分之四的精力都花費在與低劣品味的爭鬥之中，在我們自己的思想裡，或是在他人的思想裡。”

“我理解，”他答道，“我們也有我們的宣傳性文章。在村子裡，他們朗誦改編自中世紀梵文的神話長詩，經常會加入一些段落，告誡人們一定要盡職盡責。”

II

數天來，我一直把翻譯手稿帶在身邊，在火車上、公共汽車上，或是餐館裡閱讀，而且我經常不得不合上它，以免陌生人看到它多麼令我感動。這些抒情詩—我的印度朋友告訴我，在原文中充滿微妙的節奏、無法翻譯的精致色澤、創新的韻律——它們的思想展示出一個世界，我一生都夢寐以求的世界。至高文化的傑作，卻自然如草木生長。詩歌與宗教合二為一的傳統世代相傳，它取自已知和未知的隱喻和情感，又將學者和貴族的思想帶回給芸芸眾生。如果孟加拉文明保持完整，如果共同的心靈——作為神聖的一體—一直存續，就不會像我們一樣，破碎成為一打彼此毫無知覺的心靈，那麼，甚至這些詩歌中為微妙的部分，用不了幾代人，也會流傳到路邊的乞丐那兒。在英格蘭隻有一個偉大心靈的年代，喬叟寫出了《特洛伊羅斯與克瑞西達》，雖然他寫作是為了被閱讀，或是被誦讀—因為我們的時代飛快地到來了—但他還是被遊吟詩人歌唱了一陣子。

和喬叟的先行者一樣，拉賓德拉納特為詞配曲。他明白每時每刻自己都極為豐富，極為自發，感情充沛，充滿驚喜，因為他的所作所為，沒有絲毫奇怪或不自然，不需要任何辯解。這些詩句不會躺在印刷精美的小冊子裡，置於淑女桌上，她們用慵懶的手翻開書頁，或許在為毫無意義的生活嘆息，而她們也僅隻了解這樣的生活；這些詩句也不會被大學生們攜帶，當生活開始後便被擱置一邊；但是隨著世代更迭，旅行者們會在高速公路上哼唱它們，槳手們會在河上哼唱它們。而情人們在彼此等待時，會低聲誦讀這些詩句，會發現這份上帝之愛的神奇海灣，然後將他們自己更為痛苦的熱情沐浴其中，並獲得新生。每時每刻，詩人之心都謙遜而完整地流往他們，因為這顆心知道他們會理解，並以他們的生活環境充盈自己。

旅行者穿著紅褐色的衣裳，身上不落塵土；少女在床上摸索王室情人花冠上掉落的花瓣；僕人或新娘守候在空房子裡，等待主人歸來；這些都是轉向上帝之心的意像。鮮花與河流，海螺的鳴響，印度歷七月的大雨，炎熱的炙烤，是相逢或分離時心境的意像；一個男人泛舟於河上，彈著琵琶，仿佛中國畫充滿神秘感的人物之一，就是上帝自身。對於我們來說無比陌生的整個民族和整個文明，似乎都被帶入了這份想像；我們沒被感動，不是由於陌生，而是我們已遇見自己的意像，仿佛我們已在羅塞蒂的楊柳林裡穿行，或者次在文學裡聽到我們的聲音，恍若在夢中。

自從文藝復興以來，歐洲聖人的寫作—不管他們的隱喻以及思想的整體結構對我們來說多麼熟悉——已不再吸引我們的注意力。我們知道終必須放棄這個世界，我們習慣在疲憊或欣喜的瞬間考慮主動放棄；但我們已閱讀過如此多的詩歌，欣賞過如此多的繪畫，傾聽過如此多的音樂，肉體的哭喊和靈魂的哭喊似乎合為一體，又怎能殘忍粗暴地放棄？聖伯納德覆蓋住雙眼，不讓它們流連於瑞士湖水的美景，或是《啟示錄》中激烈的言辭，我們與其有何共同之處呢？如果願意，我們也許可以在這本書中找到謙遜之辭。

“我已獲準離去。和我說再見吧，我的兄弟們！我向你們所有人鞠躬，轉身離去。我把家門鑰匙交還—放棄了對房子的擁有。我隻祈求你們後的善語。我們常年為鄰，我得到的，多於我能夠給予的。而現在天已破曉，照亮我黑暗角落的燈也已熄滅。召喚已來，我準備好啟程了。”遠自肯皮斯和聖十字若望的時候，這就已經是我們自己心境的哭喊：“因為我熱愛生命，我知道我也將熱愛死亡。”

這本書洞察了一切，不僅僅是我們想要離去的想法。我們並不知道自己熱愛上帝，也幾乎沒信過他；然而回顧我們的生命，在林間探路時，在山岡孤寂之處的喜悅中，在我們所做的神秘斷言裡，徒勞地，在我們所愛的女人身上，我們發現了這種創造隱秘甜蜜的情感。“你竟如芸芸眾生的一員，不知不覺進入我心，在我生命轉眼即逝的瞬間，蓋上了永恆的印鋻。”

這已不再是牢獄與苦難的神聖，而是一種升華，恍如進到畫家更強烈的情緒中，畫出塵埃與陽光。我們在聖方濟各和威廉·布萊克那裡尋找相仿的聲音，即使他們在我們暴烈的歷史中顯得如此不同。

III

我們撰寫長文，或許其中並沒有哪頁有讓寫作成為一種樂趣的質量，或者在整體設計上自信滿滿，正

如我們爭鬥賺錢，讓頭腦裡充滿政治—所為皆是無聊之事——而泰戈爾先生，如同印度文明自身，滿足

於探索心靈，把自己交給自發性。他似乎經常將自己的生命與那些比我們的時尚活得更久的人相比，與世上看起來更有分量的人相比，並且總是保持謙卑，似乎他隻確認，他的路對於他是好的。“回家的人們瞥見我，露出笑意，讓我羞愧不已。我像個女乞丐般坐著，用裙子蒙住我的臉。當他們問我想要何物時，我垂眼不答。”而在另一時刻，想起他的生命曾有過另一種形態，他會說：“在正直與邪惡的爭鬥中，我荒廢了無數時光，現在，我那空虛日子的玩伴的快樂，把我的心拉向他；而我並不明白，為何會忽然召喚我，去面對那無用的衝突。”

一種人們在別處文學中所找不到的天真與樸素，讓鳥兒和草葉靠近他，如同靠近孩童，讓季節的變換成為重大的事件，先於我們那些產生在它們和我們之間的想法。有時，我會好奇，不知他得之於孟加拉文學，還是宗教；有時，我還會記起，鳥兒落在他哥哥的手上，我愉快地想到這是遺傳的，一種世代生長的神秘，就像特裡斯坦人或皮拉諾人的禮儀。

的確，當他說起孩童，他用了如此多的篇幅，如此用心，讓人不敢肯定他是否也在說聖人：“他們堆

起沙堡，玩耍空貝殼。用枯葉編成小船，笑呵呵地推送到廣闊的深海。孩子們在世界的海濱玩耍。他們不會遊泳，不懂撒網。漁夫潛海找尋珍珠，商人們乘船遠航，孩子們拾起卵石又隨手扔掉。他們不去尋寶，他們不知如何撒網。”

葉芝

1912 年 9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