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何為“中世紀”的“詩學”？

楊慧林

“歐洲中世紀詩學”或許會引人質疑，這既是因為“中世紀”本身的某種含混，也是因為“詩學”在“中世紀”的獨特意味。如何從不同的歷史劃分中辨識“中世紀”？如何在神學一統天下的中世紀理解“詩學”？宋旭紅教授編譯這本書，再次提出了這樣的問題。

通常認為“中世紀”之說來自意大利人文主義思想家,用以區分文藝復興和此前的封閉時代。比如彼得拉克就稱之為“黑暗時代”（Dark Ages），後人則多用“中間時代”（Medieval Times）來描述這個“並非一個世紀”的歷史階段（not a century ... but a series of centuries），從而“中”的涵義愈發凸顯。後來基督教新教的思想家也沿用這一概念,表示自己纔與真正的信仰傳統直接相連,而宗教改革之前隻是“過渡性的”。

但是如果細加追究，這些說法其實都源於中世紀神學家德爾圖良：“德爾圖良特別強調未來的聖靈的國度,因而認為現在是罪惡和平庸的中間時代(tempus medium),由此他首創了‘中世紀’這個歷史觀念。”德爾圖良的意思是說：人類來自一個完滿的世界，後還要過渡到一個完滿的世界，不完滿的現世隻能算是“過渡期”。此言之所出，尚在羅馬帝國的鼎盛時期，亦是羅馬文學的黃金時代；可見這一“過渡期”的“中間”並非以古希臘羅馬和文藝復興的“兩個高峰”作為參照，卻是中世紀神學家對“此世”的界說。因而“中世紀”之說所暗示的，本來是一種“彼岸”意識，其他則應該是後世的引申。

另一方面，“中世紀”也未必能作為準確的時間概念。比如奧古斯丁雖然經歷了羅馬帝國的東西分治，卻離西羅馬帝國的衰亡尚有數十年，因此將其歸入古羅馬時代好像並沒有錯。那麼，為什麼西方的相關研究總是以奧古斯丁和托馬斯·阿奎那作為重要的中世紀思想家？況且被納入“中世紀”的“古人”遠不止奧古斯丁一位。比如比爾茲利《美學史：從柏拉圖到當代》一書，“中世紀”一章分設奧古斯丁、托馬斯·阿奎那、闡釋理論三節，其中的“寓意批評”上起德爾圖良、奧利金、波伊提烏、埃裡金納，下至聖維克多的雨果和但丁，乃至“中世紀”一脈綿延千年。本書所選的文獻同樣如此。

在我有限的閱讀中，大約在1970年代纔有研究者論及為關鍵的問題，即：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的觀念已經成為現代文學研究的基本坐標，中世紀的文學卻與這種以民族為主體的文化模式明顯不同；“中世紀文學是國際的,而不是國族的(Medieval Literature is international, not national)。”因此正如本書“譯序”所引：“關於中世紀的文學批評,目前還沒有權威著作。”

《歐洲中世紀詩學選譯》所收文獻，曾被西方學者整理為英文，但是據說出版這些材料的機構後來居然倒閉了。“中世紀詩學”之難，或可由此體會。從現代人的角度看，中世紀詩學當然帶有“過渡性”的意味；拋開某些神學的演繹，其中似乎大都是對古代學說的歸納甚至重復，未必有多少詩學本身的價值。比如本書所選的八篇文獻，戲劇、喜劇、詩藝、柏拉圖、亞裡士多德、維吉爾等等都不是新鮮的主題，盡管這些文字可能如宋旭紅教授在“譯序”中所說 “打破了中世紀必屬基督教的刻板印像”，又如何纔成其為“中世紀詩學”呢？

除去承上啟下等一般性評價之外，通過承接（或者摹仿）古代詩學,又在文藝復興以及後世得到延展，真正有意味的思想鏈條也許必須還原於獨特的歷史語境和文化形態；由此纔能從“創造”“寓意”“類比”“像征”“符號”等強烈的興趣及其暗示中理解歐洲中世紀的詩學觀念和藝術實踐。在這樣的意義上，“中世紀”所對應的並非時間意義上的希臘—羅馬，而是文化形態意義上的“古典”；就此區別“中世紀的”(medieval)與“古典的”(classical)，則必然著眼於不同的文化觀念（cultural perspective）。

就此而言，西方學界的許多研究並不盡如人意。比如1952年出版的《英語文學批評：中世紀時期》（English Literary Criticism: The Medieval Phase），僅限於英語文獻而難以貫通線索；1969年出版的《中世紀美學》英譯本（The Esthetics of the Middle Ages），僅限於建築、雕塑、音樂、繪畫而文學研究則付之闕如；1963年還出版過分析中世紀詩歌詞語結構的《文體學》（Stylistics），更早的則有1928年出版的《中世紀修辭學與詩學》（Medieval Rhetoric and Poetics），但是對中世紀詩學的核心似乎都欠恰當的把握。本書“譯序”中提及的賽爾登和亞當斯關於文學批評的兩部大書，亦復如是。

艾柯對中世紀研究著力頗深，在他看來，關於“中世紀詩學”的誤解從鮑姆加登 “感性知識的科學”、克羅齊 “情感的抒情性直覺”開始便已注定；有如克羅齊的斷言：“托馬斯·阿奎那關於藝術和美的觀念……是寬泛的，……無論對於整個中世紀還是對於托馬斯·阿奎那,美學問題都不是真正的興趣所在。”艾柯認為“這一判斷足以斷送關於中世紀美學的任何研究”，然而“如果換一種思路,讓美學指向關涉到美的全部問題領域”，那麼“隻需要用哲學的方式閱讀神學”，便可以“解開其間的糾纏”，重新發現和理解中世紀。

進而言之，“歐洲中世紀詩學”之提出，本身就是一個有趣的問題。本書不選奧古斯丁、托馬斯·阿奎那等為典型的神學家，而是力圖更多反映中世紀宗教色彩與世俗論題的融通；然而像征著正統和“尼西亞信經”的阿塔納修絕非普通的信仰者，一旦由他論及《詩篇》的闡釋，“諷諭”和“釋經”便必定成為一體之兩面。

印度學學者波洛克曾引用一句戲言：“一切宗教爭端都起因於對語法的無知。”其由來則是著名的麥克斯·繆勒對《梨俱吠陀》是否允許燒死寡婦的一個詩句的校勘，以為“由一個無恥的祭司有意篡改的版本……應對成千上萬無辜犧牲了的生命負直接責任”。可惜，“繆勒對這一段的解讀和對這一刑罰的理解都錯了”。

宋旭紅教授歷經曲折編譯此書，當是從“語法”的意義上止息“歐洲中世紀詩學”的爭端，也是以扎實的文獻重新檢驗習以為常的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