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苦雨齋譯叢》新的一輯，收錄周作人四種譯著：《現代日本小說集》、《兩條血痕》、《如夢記》和《石川啄木詩歌集》。諸書體裁不一，《如夢記》是“寫生文”；《兩條血痕》是短篇小說、劇本合集；《現代日本小說集》和《石川啄木詩歌集》則如書名所示，分別是短篇小說集和詩歌集，而“詩”與“歌”又實為兩種形式。譯介緣由也不盡相同，翻譯《現代日本小說集》及《兩條血痕》是譯者早期重要的文學活動；翻譯《如夢記》則更多出於個人愛好，即如其所說，“我們在明治時代留學日本的人，對於那時自然更多有懷念，文泉子此書寫兒童時代與明治風俗，至為可喜，又與我有不少情分”(《〈如夢記〉章附記》)。至於《石川啄木詩歌集》，則繫晚年應出版社之約譯出，雖然周氏明言“他的詩歌是我頂喜歡的”(《知堂回想錄·我的工作五》)。上述作品除個別篇目外，均屬於日本文學史上同一時期———按照吉田精一《現代日本文學史》的分期方法，是為日本近現代文學的“第三期”，即“從明治三十九年自然主義文學運動以後至大正十三、四年無產階級文學和新感覺派興起時期止(1906———1925)”。譯者對於近現代日本文學顯然有自己特殊的興趣點和關注點。
《苦雨齋譯叢》新的一輯，收錄周作人四種譯著：《現代日本小說集》、《兩條血痕》、《如夢記》和《石川啄木詩歌集》。諸書體裁不一，《如夢記》是“寫生文”；《兩條血痕》是短篇小說、劇本合集；《現代日本小說集》和《石川啄木詩歌集》則如書名所示，分別是短篇小說集和詩歌集，而“詩”與“歌”又實為兩種形式。譯介緣由也不盡相同，翻譯《現代日本小說集》及《兩條血痕》是譯者早期重要的文學活動；翻譯《如夢記》則更多出於個人愛好，即如其所說，“我們在明治時代留學日本的人，對於那時自然更多有懷念，文泉子此書寫兒童時代與明治風俗，至為可喜，又與我有不少情分”(《〈如夢記〉章附記》)。至於《石川啄木詩歌集》，則繫晚年應出版社之約譯出，雖然周氏明言“他的詩歌是我頂喜歡的”(《知堂回想錄·我的工作五》)。上述作品除個別篇目外，均屬於日本文學史上同一時期———按照吉田精一《現代日本文學史》的分期方法，是為日本近現代文學的“第三期”，即“從明治三十九年自然主義文學運動以後至大正十三、四年無產階級文學和新感覺派興起時期止(1906———1925)”。譯者對於近現代日本文學顯然有自己特殊的興趣點和關注點。
周作人到日本留學，恰恰是在這一時期開始的1906年，當時夏目漱石與森鷗外正處在創作高潮。五年後回國，唯美派、白樺派和新思潮派作家均已登場，曾經甚囂塵上的自然主義文學，就在此時開始走下坡路。這些都給周氏留下深刻印像。“五四”之後，周作人和魯迅著手譯介日本現代文學，上面提到的幾派作家，均處在創作的*狀態。《現代日本小說集》以“介紹現代日本的小說”為目的，理所當然要把他們的作品囊括在內。至於自然主義文學之未予收錄，則因為譯者眼見得它們“已經是文藝史上的陳跡了”。結合吉田精一前述分期方法，可以說《現代日本小說集》是企圖全面介紹“第三期”日本近現代小說———自然主義文學除外———的一本集子。假如加上“序文中說及原來擬定而未及翻譯的幾家”，這一意向就更其明顯。周作人所譯《兩條血痕》一書和收入《陀螺》的《雜譯日本詩三十首》、《啄木的短歌》，以及魯迅所譯武者小路實篤的劇本《一個青年的夢》，其實也是對《現代日本小說集》的補充，而且把範圍擴大到整個“文學”了。以後周作人譯《如夢記》和《石川啄木詩歌集》，仍然與其一己經驗密切相關。
此前日本近現代文學之“期”(1868———1886)和“第二期”(1887———1905)的作品，周作人雖然曾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一文中有所介紹，卻很少動手移譯。“第三期”終止於大正末年，嗣後周氏並未“與時俱進”。正如其所說：“我對於明治時代文學者佩服夏目漱石與森鷗外，大正以下則有谷崎君與永井荷風，今已全變為古人了，至於現代文學因為看不到，所以不知道，其實恐怕看了也不懂得也。”(1965年8月7日致鮑耀明)所謂“現代文學”，也許包括整個昭和文學，即吉田精一所說“第四期”(1926———1945)和“第五期”(1946年以後)在內。
前引周氏對於夏目漱石與森鷗外的推崇，正與魯迅完全一致。後者在《南腔北調集·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中說：“記得當時*看的作者……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鷗外。”周作人自己並未翻譯過夏目漱石的作品，森鷗外的也隻將《VitaSexualis》譯了一小部分，但《現代日本小說集》中有魯迅所譯夏目的《掛幅》、《克萊喀先生》和森的《遊戲》、《沉默之塔》———該書繫周氏兄弟合譯，反映了他們共同的文學理念。
20年代後期，周作人宣布“文學小店關門”，翻譯現代日本文學作品的工作，也就告一段落。他對繼乎夏目漱石和森鷗外之後的永井荷風和谷崎潤一郎，態度就不太一樣。曾說：“這兩個人都是小說家，但是我所喜歡的還是他們的隨筆。”(《苦竹雜記·鼕天的蠅》)《日本管窺之三》一文以谷崎的小說《武州公秘話》所寫內容為例，卻不是當小說來看的。就像此前寫文章談及菊池寬的小說《蘭學事始》，也隻是取其材料而已。這與關注點集中於明治、大正兩朝文學，無疑都是個人口味使然。周氏後來精心移譯文泉子的《如夢記》，且以“假如我在文學上有野心的話，這就是其一”自許，更是這方面的顯明例子。
周作人在《苦口甘口·怠工之辨》中說：“有同鄉友人從東京來信，說往訪長谷川如是閑氏，他曾雲，要了解日本，不能隻譯文學，要譯也須譯明治作家之作，因他們所表現的還有日本精神，近人之作則隻是個人趣味而已。我很喜歡在日本老輩中還有我們這一路的意見……”這啟發我們，他對於日本近現代文學的上述“偏嗜”，或許還有超越於一己喜好的更深一層的原因。周氏之看重“第三期”文學，尤其是明治後期文學，大概與吉田精一所說有不謀而合之處：此乃日本近現代文學史上“充實，多彩，產生了許多名作家、名詩人，因而使人有日本之花盛開之感的時期”。《苦雨齋譯叢》所收四部作品，多少反映了這一面貌。（止庵）
《苦雨齋譯叢》新的一輯，收錄周作人四種譯著：《現代日本小說集》、《兩條血痕》、《如夢記》和《石川啄木詩歌集》。諸書體裁不一，《如夢記》是“寫生文”；《兩條血痕》是短篇小說、劇本合集；《現代日本小說集》和《石川啄木詩歌集》則如書名所示，分別是短篇小說集和詩歌集，而“詩”與“歌”又實為兩種形式。譯介緣由也不盡相同，翻譯《現代日本小說集》及《兩條血痕》是譯者早期重要的文學活動；翻譯《如夢記》則更多出於個人愛好，即如其所說，“我們在明治時代留學日本的人，對於那時自然更多有懷念，文泉子此書寫兒童時代與明治風俗，至為可喜，又與我有不少情分”(《〈如夢記〉章附記》)。至於《石川啄木詩歌集》，則繫晚年應出版社之約譯出，雖然周氏明言“他的詩歌是我頂喜歡的”(《知堂回想錄·我的工作五》)。上述作品除個別篇目外，均屬於日本文學史上同一時期———按照吉田精一《現代日本文學史》的分期方法，是為日本近現代文學的“第三期”，即“從明治三十九年自然主義文學運動以後至大正十三、四年無產階級文學和新感覺派興起時期止(1906———1925)”。譯者對於近現代日本文學顯然有自己特殊的興趣點和關注點。
周作人到日本留學，恰恰是在這一時期開始的1906年，當時夏目漱石與森鷗外正處在創作高潮。五年後回國，唯美派、白樺派和新思潮派作家均已登場，曾經甚囂塵上的自然主義文學，就在此時開始走下坡路。這些都給周氏留下深刻印像。“五四”之後，周作人和魯迅著手譯介日本現代文學，上面提到的幾派作家，均處在創作的*狀態。《現代日本小說集》以“介紹現代日本的小說”為目的，理所當然要把他們的作品囊括在內。至於自然主義文學之未予收錄，則因為譯者眼見得它們“已經是文藝史上的陳跡了”。結合吉田精一前述分期方法，可以說《現代日本小說集》是企圖全面介紹“第三期”日本近現代小說———自然主義文學除外———的一本集子。假如加上“序文中說及原來擬定而未及翻譯的幾家”，這一意向就更其明顯。周作人所譯《兩條血痕》一書和收入《陀螺》的《雜譯日本詩三十首》、《啄木的短歌》，以及魯迅所譯武者小路實篤的劇本《一個青年的夢》，其實也是對《現代日本小說集》的補充，而且把範圍擴大到整個“文學”了。以後周作人譯《如夢記》和《石川啄木詩歌集》，仍然與其一己經驗密切相關。
此前日本近現代文學之“期”(1868———1886)和“第二期”(1887———1905)的作品，周作人雖然曾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一文中有所介紹，卻很少動手移譯。“第三期”終止於大正末年，嗣後周氏並未“與時俱進”。正如其所說：“我對於明治時代文學者佩服夏目漱石與森鷗外，大正以下則有谷崎君與永井荷風，今已全變為古人了，至於現代文學因為看不到，所以不知道，其實恐怕看了也不懂得也。”(1965年8月7日致鮑耀明)所謂“現代文學”，也許包括整個昭和文學，即吉田精一所說“第四期”(1926———1945)和“第五期”(1946年以後)在內。
前引周氏對於夏目漱石與森鷗外的推崇，正與魯迅完全一致。後者在《南腔北調集·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中說：“記得當時*看的作者……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鷗外。”周作人自己並未翻譯過夏目漱石的作品，森鷗外的也隻將《VitaSexualis》譯了一小部分，但《現代日本小說集》中有魯迅所譯夏目的《掛幅》、《克萊喀先生》和森的《遊戲》、《沉默之塔》———該書繫周氏兄弟合譯，反映了他們共同的文學理念。
20年代後期，周作人宣布“文學小店關門”，翻譯現代日本文學作品的工作，也就告一段落。他對繼乎夏目漱石和森鷗外之後的永井荷風和谷崎潤一郎，態度就不太一樣。曾說：“這兩個人都是小說家，但是我所喜歡的還是他們的隨筆。”(《苦竹雜記·鼕天的蠅》)《日本管窺之三》一文以谷崎的小說《武州公秘話》所寫內容為例，卻不是當小說來看的。就像此前寫文章談及菊池寬的小說《蘭學事始》，也隻是取其材料而已。這與關注點集中於明治、大正兩朝文學，無疑都是個人口味使然。周氏後來精心移譯文泉子的《如夢記》，且以“假如我在文學上有野心的話，這就是其一”自許，更是這方面的顯明例子。
周作人在《苦口甘口·怠工之辨》中說：“有同鄉友人從東京來信，說往訪長谷川如是閑氏，他曾雲，要了解日本，不能隻譯文學，要譯也須譯明治作家之作，因他們所表現的還有日本精神，近人之作則隻是個人趣味而已。我很喜歡在日本老輩中還有我們這一路的意見……”這啟發我們，他對於日本近現代文學的上述“偏嗜”，或許還有超越於一己喜好的更深一層的原因。周氏之看重“第三期”文學，尤其是明治後期文學，大概與吉田精一所說有不謀而合之處：此乃日本近現代文學史上“充實，多彩，產生了許多名作家、名詩人，因而使人有日本之花盛開之感的時期”。《苦雨齋譯叢》所收四部作品，多少反映了這一面貌。（止庵）
